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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问题思考
【英文标题】 Thought on the Problems of Juvenile Offenders Plead Guilty to Leniency
【作者】 张勇李晓婷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特别处遇;宽严相济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54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具有合法、合理的正当根据。在刑法规定的未成年犯特别从宽处遇的基础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无法律上的冲突,但实践中可能导致宽严失当、罪刑失衡的情况。司法机关应当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准确把握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条件和具体标准,针对其负面效应加以克服和消解,以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1285    
  我国刑事立法已经确立了相对完善的未成年犯特别处遇制度,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也普遍贯彻了宽缓化的刑事政策;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适用缺乏更具操作性的标准,因此就未成年犯如何正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一、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根据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特别处遇制度一样均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宽原则体系化、制度化的体现。两者在实质层面的重叠不免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在现行刑法对未成年犯特殊从宽处遇的基础上,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似乎缺乏合理依据,有可能导致过分轻罪化、轻刑化的情况,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诚然,对未成年犯过分轻罪化、轻刑化,有损刑法的威严,不利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因此,在刑事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慎之又慎,防止出现过度宽缓、罪刑失衡的情况。以下就此问题进行研究。
  (一)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与“特殊处遇”的观念契合
  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展尚不成熟,意识和意志因素尚不完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欠缺,导致其行为不能完全真实反映未成年犯人身危险性高低。因此,各国刑事立法对未成年犯均采取了特别从宽待遇的政策与制度——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现行《刑法》17条和第49条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死刑适用的排除或限制等方面,体现了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特别从宽的刑事政策,相关刑事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也从未成年人适用的罪名、刑种、刑罚裁量以及减刑、假释等方面予以从宽,体现了未成年犯刑事特别处遇的刑事政策。从合法性与合理性角度来看,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正当性,其与未成年犯特别处遇制度叠加适用并无冲突之处。理由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特别处遇制度所适用的社会现实基础相同。在我国转型期间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实施未成年犯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实现刑事案件分流、减少庭审压力、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诉讼经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面向对象是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未成年犯满足认罪认罚的条件即可予以从宽。同时,“从宽”并非是一律从宽、应当从宽、必须从宽,而是结合案件事实和具体情况、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考虑而产生的“可能”在实体或程序层面给予的从宽、从简。在实质层面,未成年犯积极主动认罪认罚,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真诚悔罪的态度,意味着其可追究的刑事责任程度有所降低。
  其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普适性,其适用范围当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通过对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其适用范围并非局限于简易程序案件,即便是涉及重大人身、财产权益的疑难复杂案件,只要被追诉人能够满足该制度的适用要件,为了保证案件的准确、及时处理,即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国刑法对于中止犯、防卫过当、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了法定从宽处罚的待遇,针对以上类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未将其排除适用范围,仍然可以叠加适用。对于一向主张“教育、改造、挽救”方针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更无排除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
  其三,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违背利益均衡原则。首先,“认罪认罚从宽”不等于当然或必然从宽处理,对于“从宽”的适用系在结合犯罪手段、犯罪情节等具体问题基础上综合考量得出意见的过程,即便是针对刑事责任能力相较于成年人欠缺的未成年人,在适用“从宽”问题上也应当严格把握实质性认罪认罚之标准,不能一律从宽,更不会法外从宽。其次,为保障利益均衡,应采取实质性认罪认罚标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单纯为了逃避刑罚而敷衍认罪。对认罪认罚真实性的判断,必须基于行为人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特殊预防必要性的降低。正如有学者认为,一方面需要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面实际接触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可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退赔赃物、赔偿被害人损失等方面考量。[1]实质性标准的限制将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对象限定为具备真诚悔罪、积极反省态度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证此项制度不会单纯因为诉讼经济等功利化考虑而流于形式。在适用对象层面,仅针对认罪态度良好,符合实质性认罪认罚标准的未成年犯,对该类未成年犯适用认罪认罚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相一致,有利于未成年人积极悔罪、认识错误、早日回归社会;同时,对于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性质极其恶劣的未成年犯也可以不予从宽。最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坚持原有证明标准不降低,办案人员仍需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全面审查案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事实证据关和程序关;同时尽快制定较为明确的“从宽”幅度,严防“法外从宽”现象之发生。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二)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与协商性刑事司法理念契合
  国家司法权力资源与社会转型时期高发的刑事案件、尤其是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相比较下显得极度匮乏,单纯依靠法院的刑事判决作为解决刑事犯罪案件的唯一途径并不现实,并且,司法机关也无法通过正式而完整的审判程序处置全部刑事案件。[2]在此背景下,协商性刑事司法理念应运而生,推崇多元化诉讼纠纷解决,倡导恢复性正义,尊重程序正义、追求司法效率。具体到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说,第一,协商性刑事司法理念是以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为首要目标,契合未成年犯教育、改造为主的刑罚理念。“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传统报应主义为协商性刑事司法理念所不取,司法机关应主张通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和解等程序,促进修复由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破坏的法益及社会关系,鼓励犯罪人接受教育改造、早日回归社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主动修复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在未成年犯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从罪名、刑种、期限等各个层面体现国家对未成年犯的特殊从宽待遇。第二,协商性刑事司法有助于促进未成年犯教育改造。未成年犯由于认知能力层面的不足,在触犯刑事法律可能遭受刑事追究被羁押后容易产生狂躁不安、极度自卑、自暴自弃等消极表现。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未成年犯的讯问、审判易激发其反叛、过激心理,不利于未成年犯认识到自己过错所在,对进行下一步教育改造产生障碍,不利于未成年犯回归社会目标之实现。协商性刑事司法理念主张诉讼程序参与主体互相交流,对未成年犯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其通过实际行动对被害人进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弥补措施与被害人进行主动沟通交流,直观地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生理、心理创伤,了解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真诚悔过,以此达到促进其回归社会、从而消解纠纷、恢复正义的目的。因此,对未成年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符合现代协商性刑事司法价值理念和发展趋势。
  二、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条件和标准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认罪认罚从宽”可拆解为“认罪”、“认罚”、“从宽”三大内涵。“认罪”系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或积极主动承认自己罪行;“认罚”系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的基础上接受控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自愿接受刑罚,真诚悔罪、以实际行动积极弥补其罪行造成的损害后果;“从宽”可理解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认罪、真诚悔罪、自愿接受刑罚处罚的基础上,根据案件具体犯罪事实、犯罪手段、社会危害性大小等从实体或程序层面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在实体层面,“从宽”主要指量刑层面的宽缓处理,包括在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适用非监禁刑等刑事处罚;在程序层面,“从宽”包括对可适用简易程序、刑事速裁程序的刑事案件适用更为简便的程序,对符合认罪认罚制度的未成年犯附条件不起诉等。以下就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条件以及具体标准加以探讨。
  (一)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条件及范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天然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层面的双重属性。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从形式方面看,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且其代理人、辩护人无异议。未成年犯之所以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存在限制因素,究其根本在于其刑事责任能力的欠缺。未成年人意识、意志层面发展的不成熟决定了其认罪认罚仅能体现出本人的悔罪态度,但不能代表其能完全认识到认罪认罚行为接受刑事制裁的法律后果。正因如此,未成年犯认罪认罚须在代理人及辩护人无异议基础上适用,以其代理人、辩护人的同意补足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层面上意志、意识欠成熟的缺陷。2.从实质方面看,未成年犯在主客观具有认罪悔过的实质性表现。对于未成年犯的从宽,须从实质方面考虑到其主观上对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建立了深刻认识,真诚悔罪并向被害人做出积极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实际行为表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社会危害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降低。但如果仅出于诉讼经济角度为减少案件审判压力适用形式上的认罪认罚,可能导致未成年犯为减轻处罚而认罪,无法体现其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从而使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流于形式。
  另外,关于未成年犯认罪认罚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有的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仅能针对轻罪案件发挥作用,也有观点认为该制度的适用不应当有案件适用范围的限制,“可能判处死刑刑罚在内的重罪都应当适用该制度,只有确保无论轻罪、重罪案件都有适用从宽制度的可能性,才能维护法律适用的公平性”[3]。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法规定的自首从宽、坦白从宽制度一样,都具有普遍适用性,在适用对象及案件范围上并无特别限制。认罪认罚从宽的排除适用情况仅包括以下几类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未成年人且其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其他不宜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形。实行此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出于诉讼经济角度进行案件分流。如果在适用过程中缩小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范围,不利于程序分流。因此,应当在保障司法公正基础上,公平、普遍地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案件是基础,即使是对于情节特别恶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的未成年犯,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是“可以”从宽而不是“应当”从宽这一特性,因而也没有必要绝对禁止适用。
  (二)未成年犯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标准
  随着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实现量刑公开、公平、公正成为司法实践之目标,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的特质在刑事案件处理上享受特殊从宽待遇。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对量刑情节适用作出具体量化规定,因此法官的主观意志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裁量过程显得举足轻重。虽然办案法官在长期的实践积累中对于未成年犯“从轻”、“从宽”的幅度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但是由于缺乏统一、权威的标准,极易影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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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朱孝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问题》,载《法治研究》2016年第5期。

{2}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载《法学》2016年第8期。

{3}谭世贵:《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视角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我不休息我还能学》,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8期。

{4}陈国庆:《试论构建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制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

{5}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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