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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评论》
历史的回声
【副标题】 纪念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十周年【英文标题】 Recalling the History
【英文副标题】 Memorizing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Withdrawing the Approval Authority of Death Penalty
【作者】 肖扬【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首席大法官}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1【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1354    
  十年前,根据党中央的决策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从2007年1月1日起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不经不觉,这项制度已历经十年。我想,在新年到来之际,思考生命的价值,对十年实践做一个回顾,当有一定意义。
  一、对生命价值的再认识
  2007年1月1日,这个日子牢牢地铭刻在我的人生记忆里。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从1998年开始酝酿、2003年正式筹划的,所有辛劳和努力终于在这一天顺利实现。其间,有过艰难周折,有过争论交锋,还曾两次“失之交臂”。在党中央的领导下,200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死刑核准权终于按计划完整收回!为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如释重负,欢呼雀跃。当时同事们握手庆贺、拍肩互勉的情景至今难忘。我们由衷地感激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衷、不辱使命,结束了死刑复核权下放26年的历史。真不知用什么来感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许多人问我,推进这项改革最难的地方在哪里?确实,这项改革牵涉中央和地方,需要协调不同部门,要做人财物等方方面面的准备,可回过头来想,最难的地方还是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不同理念。
  我是1998年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从当年由法学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会议,再到2005年11月18日的武汉“东湖会议”,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赵秉志、陈兴良、陈光中、樊崇义、陈卫东、龙宗智等法学专家提出来死刑复核权下放地方,不利于死刑裁量标准的统一把握,不利于保护人最为宝贵的生命权。专家们的提议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但我们也深感此项改革必定会有分歧和争议,其核心问题就在于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从1998年起的九年里,以下几个问题让我和我的同事们反复掂量、执着思考:应当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价值?如何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死刑应当限制在什么范围之内?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协调各机关共同完成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历史任务?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从梳理中外有关死刑制度的思想及规定,到相关国家死刑制度的比较研究,再到翻阅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历史背景,后到分析中国实证研究当中存在的问题及危害……研究的结果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是最为宝贵、至高无上的。即使对罪不容赦的人剥夺生命,也要极其慎重,必须是对罪行极其严重、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的犯罪分子,才可严格依据我国刑事法律加以适用。正可谓“诛笔千钧重,下笔要三思,生杀予夺事,岂能不慎之?”
  用历史的眼光看,开明的政治家、法学家都主张民为贵、民为本,指出百姓乃社稷之本。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百姓是主人,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拥有的权力也是人民赋予的。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第一次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实到司法审判当中,就是要做到司法为民,保护人的权利,特别是生命权利。十八大以后,依法治国和保护人权的观念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认为,这一思想具体落实到刑事审判中就是要避免错判,要尽最大努力避免错杀。因为错杀不仅放纵了犯罪,而且冤枉了无辜的生命,是对公平正义、对人民群众感情最大的伤害。人是平等的,人的生命价值也是平等的。保护人的生命需要平等地适用法律,不能因人而异,不能法外施恩,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对生命权的尊重与保护,不仅要明确地写到法律上,更要落实到行动上。
  有人批评,提倡民主、自由、平等,重视人的生命权是西方的思想理论产物。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人的生命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珍惜生命是每个文明社会的共识,也是政府的责任。中国自古就有“仁者爱人”的思想传统,现行宪法第二章对公民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利也有详细的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保护人民生命是当中的应有之义,是政府的最高职责。在刑事审判中,司法机关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者同等重要。只强调惩罚不讲保护是很危险的,很容易导致错判误杀,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在变相地放纵真正的罪犯。
  越是尊重生命的政府就会越受到民众的拥护。政府的威信与人民的拥护程度是成正比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民导向观”,按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尤其是生命权利。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我国古代有些时期罔顾人民的性命,视生命为草芥,最终失去人民的支持,被历史所唾弃;相反,有些时期坚持以民为本,珍视生命,几至刑措不用,呈现出少有的盛世景象,为历史所传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民众越有保障,国家就会越安宁。
  在我国,现行法律保留了死刑制度,这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状况决定的。但鉴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手段,在具体运用时,必须极其慎重。古人有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礼记·王制》)。意思是说刑罚一旦交付执行,就无法恢复原状了,必须十分慎重。死刑问题尤其如此,因为人死不可复生,一旦出错,损失将无可挽回。因此,立法者和司法者都应非常慎重,谨慎地权衡杀与不杀的界限,科学制定有关死刑的法律规定,正确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款。慎重适用的另一层含义是平等适用,要有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人的能力有大小,对国家贡献也有差别,但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直接目的就是要慎重适用死刑,统一适用尺度。
  民为邦本,法乃公器,慎刑恤民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但有人却主张宁枉勿纵,这种言论是十分无知的。我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曾向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一起算了一笔账:杀一个人,到底要牵扯多少人?多少家庭?当我们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会累计多少?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又会牵扯多少人、多少家庭、多少同学、同乡和亲人?生命账、政治账、政权账是要算的,今天不算历史也要算,可能等额“回报”,甚至会超额“回报”,这将直接影响我党的长期执政,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影响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我认为,法律的魅力在于“恒常”,在于执法标准的统一,不因一时一事或外界的纷扰所左右,在对待生命权的问题上尤其应当如此。本着对生命尊重、对人民负责、对权力慎用的思想,必须贯彻“疑则不杀、杀则不疑”“疑罪从无”的审判理念。卧槽不见了
  在一次全体法官的大会上,我曾说:“执掌死刑案件核准大权,不仅是一种权力,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绝对不能出现错杀、冤杀”……回想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回的头一年,我以及刑事审判的同仁们压力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办错案、杀错人,也生怕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没起到预期的效果,从而引起反复。在死刑复核权收回前后,我是逢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必到,所到之处必谈党的刑事政策和国家的刑事法律,反复向各级法院的刑事法官强调“疑则不杀、杀则不疑”,要让每个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对死刑核准权广度的再认识
  从表面上看,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是一项程序性权力从地方收回到中央,但实际上它从根本上反映的是我国刑事政策尤其是死刑政策的变迁和发展。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项程序性的改革,其权力行使变化的背后还体现了刑事法律(含实体和程序)、政策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与变革,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和广度。
  死刑核准权的统一行使充分说明了我国保留死刑、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对死刑的司法控制。刑事政策是国家为了形成和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以抑制犯罪行为宗旨的战略、策略和对策的总称。死刑案件的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死刑的存废问题;二是死刑的宽严问题,这两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颇有争议的。我国在死刑案件的政策方面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不废除死刑,但要严格控制死刑,慎重适用死刑;只是在死刑适用的宽严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可见,在我国死刑案件的刑事政策上达成共识的问题是承认死刑的保留,而一直存在分歧的是死刑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即在死刑的适用上是从宽还是从严。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世界上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中国是否考虑废除或者部分废除非暴力犯罪比如经济犯罪的死刑?我回应说:死刑的存废,一直是社会关注或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有人提出,我国应当废除死刑,至少目前应当减少甚至废除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种看法,注意到了死刑的负面作用,注意到了死刑适用的发展趋势,是人们站在不同视角看待死刑得出的不同结论之一。
  一个国家对死刑的法律规定和适用死刑的具体实践,是与其历史传统、民族意识、社会舆论、治安环境等国情相适应的。我国目前的犯罪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广大人民还无法接受废除死刑的做法。大家也注意到,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了死刑刑罚,但对死刑的适用条件作了严格限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一贯的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是我国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确保法度统一的最佳选择。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严格遵守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一方面注重发挥死刑的威慑作用,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犯罪情节恶劣、罪不容赦的坚决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判可不判死刑的一律不判处死刑,实现死刑的司法控制。这样,既有利于有效尊重生命,控制死刑,也有利于统一死刑案件的司法尺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人民法院更是审慎、严谨。比如,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贪污受贿犯罪案件适用死刑,要综合考虑犯罪数额以及其他犯罪情节。对于论犯罪数额该判死刑,但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原则上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具有真诚悔罪、积极退赔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也依法予以考虑。但是,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并不是要废除死刑。还是那句话,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然而司法上的有效控制是符合我们党对生命尊重的一贯态度的。
  死刑核准权的统一行使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程序功能。死刑核准的问题除了在实体上考虑宽严相济、法律适用的统一、是否判处被告人死刑等问题外,还有程序控制的功能。这一程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和被授权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看上去只是行使权力的主体差异,但其反映的理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更侧重的是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功能,而后者更倾向于对严厉惩罚犯罪的程序功能的青睐。但无论如何,死刑核准权的统一行使是刑事诉讼程序功能的一种体现。
  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案件在一、二审程序之外,专门设置了死刑复核程序,从程序上确保死刑的准确适用。实际上,自有刑事诉讼法始,虽然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但事实上,这一权力从来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及由其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的。这种做法有其历史必要性,但也引发了法律适用的不平等、程序虚化等问题,存在不少的争议。死刑核准制度的改革,在程序上就是要改变二审和复核二合一的做法,实现二审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复核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统一行使这一权力时,设计一套什么样的复核程序才是最科学合理的呢?这就需要对这个程序要有清晰的定性。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之前就存在争议。对该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究竟是维持或调整现行的复核程序还是将其改造为死刑案件第三审的争议。
  在当时,这些争议主要有以下三种:一种观点认为,死刑核准程序类似于行政性审批监督程序,其本质是“核”而不是“审”,“核准”的性质更接近于“批准”,不能按照独立审级的模式来把握核准程序,而应当按照审批的思路设计核准程序。持这种意见者,多赞成保留当时死刑复核程序的运作模式。一种观点认为,死刑复核程序应定位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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