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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中国古代著作权法律文化之源
【英文标题】 Legal and Cultural Sources of Copyright in Ancient China
【作者】 王兰萍【作者单位】 商务印书馆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文关键词】 著作权 中国 古代 版本权利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
【页码】 65
【摘要】

中国古代版权保护的事例可追溯到宋代。其后经过历代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注重对版本权利的保护,保护方式上体现出公力救济与自我保护的结合,而封建性则始终贯穿其中。这种对版本的保护,也正是中国古代著作权法律文化的源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860    
  著作权法是近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属于私法范畴,它是从传统民法的无形财产权(智力成果权、知识产权)中分离出的一个分支。它也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法律部门。从1710年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律——英国的安娜法案起,其诞生尚不足三百年的历史,而我国著作权法始自1910年的《大清著作权律》,其历史还不足百年。但是,作为一种与文化相关联的现象在我国确早已有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著作权法律的历史是近代之后的事情,但是著作权法律文化现象确是源远流长。
  关于著作权起源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貌似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断言版权保护制度起源于我国宋代,[1]另一种观点则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真正版权意义上的保护。”[2]上述两种观点我均不敢苟同。前者肯定我国宋代就有了版权保护制度,那么,如何解释其制度基础是封建的等级制度,其保护的重点是以印刷出版专有权为基础的(古代)版权?[3]这与版权制度建立在平等主体基础之上的私法理念相对立,也与版权重点保护的主体,即作者的权利相去甚远。所以,笼统地说中国古代版权保护制度起源于宋代有些欠妥。然而,断然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真正版权意义上的保护,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的。因为,不论何种国家,其政府都有保护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职能,这些遗产之载体——图书借此就有了国家强制力(公力)的保护方式。中国古代各级封建官府以文告的形式发布“禁止擅镌”令,就是这种国家职能的反映。宋代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雕板印刷术的推广,使得复制较前朝便利,于是就产生了对版本保护的要求,刻书家要求官府保护其印刷图书的专有权,遂出现了版本保护的文告。这些文告有公据、榜文、牒文之称。文告的发布,明令禁止其他人擅自随意刻印图书,起到了规范印刷行为,保护专有版本的作用,当然其重点保护的是印刷出版人的权利。故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如英国那样颁布专门的普遍适用的成文版权法律,但是,封建政府在版本保护方面的国家管理是存在的。虽然版本保护与版权保护不同,但毕竟都是对图书出版的规范,所以一味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真正意义的版权保护制度也是不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古代版本保护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建立在私权平等基础上的法律制度,而是建立在公法范畴上的主要保护专有出版权利的法律制度,这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古代著作权法律文化之源。
  在著作权法律文化的起源问题上,虽然有学者认为:“宋代的史实固然不可否认,但至少在对作者——那些真正具有创作投入的人——的保护上,可资利用的‘资源’实在是‘贫瘠’得很。”[4]不过我们毕竟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寻到了著作权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其后,中国近代著作权法的发展是在根植于此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发展演变的。因为,法律文化具有历史连续性。“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创造了法律文化,并且在长期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发展了法律文化,使之不断丰富、繁荣。法律文化不是一代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文化不断积累的过程……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也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法律文化不可能在与过去相割裂的状态下得到发展。”[5]所以,研究著作权法律的发展与演变不应与中国古代所具有的保护形式断然割裂开来。
  在具体表现方面,“著作权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著作权制度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主要以抄书、讲诵的方式来传播文学艺术作品和科技作品,不存在大量的复制,因而也不存在著作权保护的问题。随着造纸术的发明,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对作品的大量而节省费用的复制成为可能,也就产生了著作权保护的必要。在中国,自宋代普遍采用了雕版印刷术以后,就有了版权保护的事例。”[6]中国古代版权保护的事例之一,就是对版本的保护,通过各级政府发布告示,明令“翻版有禁”。
  中国古代的版本保护行为具有自身的社会意义。版本之称谓始于宋代。最初时期版本仅指雕版印本,亦即刻本。“雕版印本为什么被称为‘版本’,近人吴则虞所撰《版本通论》解释得颇为恰当。他说,雕版行,锓椠之木称‘版’,抚印之文称‘本’。所以,版本一词的本义就是:用雕刻好文字的木版印制而成的图书本子,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写本、拓本(碑本、石本)相区别而已”。[7]《辞海》(1979年版)对版本的定义是:“一书经过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即版本就是图书的各种实物形态。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图书出版发行也有一定的规模,当时,建阳(属福建省)、杭州、成都都是图书流通的中心。[8]如何划分版本?在中国古代按照版本雕刻的主体不同被划分为官本、私刻(家刻)本和坊刻本三种。官刻指中央政府各殿院、监、司、局和地方政府各州、府、军(郡)、县,各路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和公使库等机构主持雕刻印刷的书。北宋是中央政府印得多;南宋是地方政府印得多。家刻是私人出钱刻印的书,坊刻指一般书商所刻印的书。南宋时坊刻图书大量存在。书坊、书肆的主人以刻印书籍为职业,以图书流通为手段,以营业营利为目的,拥有写工、刻工和印工,刻书以民间用书为主。宋代官刻、私刻和坊刻的印本都很流行,刻印图书的范围较前朝扩大,这些图书不仅有儒家经典、私人的诗文集、应试用书,还有初学读本和民间的日用图书等。为了维护图书流通的正常秩序,对付盗版图书的侵害,一些因盗版本而受害的人就要求官府保护其版本。这类事件一般申告到官府,官府接到被害人陈请后,多以文告晓示“翻版有禁”。这方面的史料有如下几则:
  中央官府对私刻本发布“犹禁擅镌”令。例如,中央国子监颁发禁止翻版《丛桂毛诗集解》的公据。宋淳祐八年(1248年)二月,杭州国子监受会昌县承段维清之请,发布了保护其已故叔父段昌武撰述的《丛桂毛诗集解》版权的文告[9](见《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所谓公据是政府文告之一种,详言之,是官府颁发给申告人的权利凭证。国子监颁发禁止翻版《丛桂毛诗集解》公据如下:[10]
  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诗经》而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咸宗之。卬山罗史君瀛尝遣其子侄来学,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足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独罗氏得其缮本,校雠最为精密。今其侄漕贡樾锓梓,以广其传。
  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市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笔者注:刻印者)亦重为先叔(笔者注:著作者)明经之玷。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
  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
  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聊五分钱的天吗
  淳祐八年七月□日给。
  这则公据是国子监发布以保护私刻本。该公据说明作者是“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翻版之害“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保护该书版本的方法:“备牒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以及“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即该文告颁布给申告请求方——罗贡士,以及两浙、福建路运司所管辖之书肆。颁发给前者是其受保护的权利凭证,颁发给后者是为了规范书肆的印刷出版行为,防止其翻板;对于违犯者:“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返还“须至给据者”。可见,该公据对著作者、刻书者的辛劳予以认可,对翻板的危害予以揭示,以及对公据的效力范围和违犯者的处罚均有涉及,其对于该图书版本的保护较为全面,是一份比较完善的保护文告。公据是一种官府颁发的权利保护的凭证,本案申告人请求颁发给该书的雕刻者,刻印人执此凭证当遇有侵害发生时可请求保护。
  发布公据只是版权保护的方式之一,第二种保护措施就是地方官府对私刻本和坊刻本发布禁镌的榜文与牒文。记录的是嘉熙二年(1238年)十二月和咸淳二年(1266年)六月,两浙(今浙江、江苏)、福建的地方政府为了对祝穆编著并刻印的《方舆胜览》等四部书籍的权益实行保护特发布榜文。《方舆胜览》载两浙转运司榜文及福建转运司牒文如下:[11]
  两浙转运司录白。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辙将上件书板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为书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
  嘉熙二年(1238年)十二月□日榜。
  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
  转运副使曾□台押。
  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时隔28年,当《方舆胜览》再版时,福建地方政府又重颁禁止翻刻的文告。该榜文如下:[12]
  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称:(著作者自告)本宅先隐士自编《事文类聚》、《方舆胜览》、《四六妙语》,本官思院续编《朱子四书附录》,进呈御览,并行于世。家有其书,乃是一生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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