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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论疑罪不诉中的证据“说理”机制
【英文标题】 On Proof Analysis System For Disputed Crimes Without Action
【作者】 奚玮 陶卫东【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 山东省即黑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疑罪不诉 证据不足 证据“说理”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7
【页码】 107
【摘要】

由于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和证明标准在操作层面较为笼统,尤其是在法律文书上证据“说理”不充分、不全面,影响了疑罪不诉的安定性和检察权的公信力,进而降低了其适用率。实现疑罪不诉中的证据“说理”,可借鉴国外“对话证明模式”和“涵摄证明模式”,明确“证据不足”中证据能力要求、确立不起诉书证据“说理”原则、强化说理中的程序参与、加强说理机制的监督制度、完善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3155    
  
  疑罪不诉是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新增的公诉案件审查处理的结果之一,具有相对终止诉讼以及实体处理公民权利的双重效力。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和证明标准等在操作层面较为笼统,尤其是在法律文书上说理不充分、不全面,影响了疑罪不诉制度的安定性和检察权的公信力,进而也降低了其适用率。在诸多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质疑中,“说理”不足成为制约该制度发挥法律功能的瓶颈之一。目前,一些检察机关也正在探索在不捕、不诉工作中的说理机制改革。[1]完善疑罪不诉中的证据“说理”制度,满足诉讼各方的知情、参与和异议权利,对完善疑罪不诉制度、优化检察权能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命题。
  一、证据“说理”的典型困境
  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基本原则部分增设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反映了立法者对无罪推定理念和疑罪从无原则的推崇。在此基础上,《刑事诉讼法》第140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等有关司法解释先继规定、明确了证据不足不起诉,即疑罪不诉的适用条件和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常会在两种情形下作出疑罪不诉决定:第一,对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证据不足的;第二,对起诉至法院的公诉案件,因证据不足,不能作有罪认定后撤回起诉的案件。当时普遍认为,疑罪不诉制度在实现无罪推定理念和疑罪从无原则、保障案件事实认定准确性、促进检察权有效行使以及解决疑罪从轻、从拖、从挂等“顽疾”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这些价值诉求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程度不等的“失效”,来自显性或隐性超期羁押、留有余地裁决的个案并不少见。对此,一些学者将其归之于疑罪不诉中的证据规则不完善,一些学者将其归之于疑罪不诉中的程序构造不科学,等等。更为严峻的是,根据我们的实证调查,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办理疑罪不诉案件的认同感较低——许多人怀疑疑罪不诉中具有“权力寻租”的可能,或者直言其中的“司法无能”。这使检察机关和办案人员承受了较大的压力,进而产生“避嫌”心理,影响了适用疑罪不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这些质疑当中,疑罪不诉的证据“说理”不充分、不全面是“众矢之的”,居于“靶心”位置。
  (一)说理前提的笼统性。
  疑罪不诉证据“说理”的核心问题是——解释、说明为何证据不足,如何证据不足。具体而言,检察机关需要解释、说明现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嫌疑,但经过侦查和补充侦查,全案证据仍未达到提起公诉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不能形成严密的证据链。为此,说理的前提——关于证据不足的法律条文是否具体、细致至关重要,直接影响说理的重点所在和效果如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以下情形“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2)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上述条文在操作中仍然不够具体、细致,甚至导致各地检察机关在适用过程中对“存在疑问”、“必要的证据”、“合理排除”等争议较大;在一些个案中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甚至出现被“人为拔高”和“人为降低”的“两极”情形。[2]上述说理前提的笼统性,导致许多办案人员在办案中简单套用上述“标准”,实质上并未进行充分的“有的放矢”的证据“说理”。
  (二)说理程序的封闭性。
  在疑罪不诉中,不起诉决定书无法像起诉书一样通过法庭质证、辩论等充分展示法律的动态适用过程。相比之下,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等在疑罪不诉中缺乏对案件是否属于“证据不足”及时发表意见和质证、辩论的机会——这与程序参与原则要求的参与权、知情权、异议权等有较大差距。同时,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疑罪不诉案件的处理决定。必须由检察委员会作出。如果检察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意见一致认为案件存疑,则应当依法作出疑罪不诉处理决定。也就是说,检察委员会对疑罪不诉案件的决策机制只以人数意见的多少来决定处理结局。其弊端在于,在疑罪不诉中,没有“配套”规定对少数不同意见进行专门的论证并具体列明排除意见。事实上,在纠正的一些冤假错案中,原先的“少数不同意见”被证明恰恰是正确的。
  (三)说理文本的简约性。
  证据“说理”最终需要落实在法律文本上。疑罪不诉决定书具有相对终止诉讼以及实体处理公民权利的双重效力,更应强调“用证据说话”。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起诉决定书的“说理”普遍不充分,内容极其概括:绝大多数坚持简单的“三段论”形式,简约罗列事实、证据,引用寥寥数条法规即得出案件结论,从事实到结论的跳跃性较大;针对核心或者说灵魂部分——证据不足问题,缺乏从客观性、关联性、法定性等属性对证据进行分析,忽视了对证据能力、证明力的综合判断,对为何不能达到证明标准要求缺乏充分、细致的论证。在司法实践中,殊少能见到进行证据“说理”的不起诉决定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证据不足,该事实难以认定”成为信手拈来的套话。程式化、简约化的不起诉决定书,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推理严密、说理充分的诉求有所冲突,容易引发对裁量权的怀疑和司法擅断的印象。许多不必要的申诉、复议即来源于此。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二、证据“说理”的法律功能
  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疑罪不诉案件往往被看成“烫手的山芋”:处理不慎,可能使刑事案件和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可疑状态,也有可能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逃脱刑事处罚。强化疑罪不诉中的证据“说理”,对于解决这一“烫手的山芋”,具有以下典型的法律功能:
  (一)促进司法公正,提升检察权威。
  在疑罪不诉中,证据“说理”围绕证据不足而展开。在公正层面,“说理”的本质价值是,通过说明疑罪不诉决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将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主动交予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实行监督,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制度平台。如此证据“说理”好比阳光,可以防止滋生暗箱操作等腐败因素,进而促进司法公正。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3条B项要求检察官必须“保证公众利益,按照客观标准行事,适当考虑到嫌疑犯和受害者的立场,并注意到一切有关的情况,无论是否对嫌疑犯有利或者不利”。证据“说理”还可改变传统不起诉决定书机械、简约的“痼疾”,加入充分、细致论证,有利于抑制随意断案,提升检察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性,实现不冤不纵,进而提升其检察权威。
  (二)保障当事人权利,优化程序参与意识。
  在疑罪不诉中,证据“说理”面对的核心“听众”是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等。证据“说理”,根据权力制约原理,强调对权力行使前提、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的论证,因而是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有效途径。在控辩双方的地位上,机械、简约的“说理”是双方地位失衡的反映。证据“说理”蕴含了实质性的“有效沟通”机制。具体而言,证据“说理”有利于实现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等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异议权。这是因为,通过证据“说理”,他们可以及时对案件是否属于“证据不足”发表意见和质证辩论的机会,并积极影响决定的作出。没有有效的程序参与,仅仅依据办案人员司法理性是很难实现证据“说理”的。
  (三)促进证据意识,实现证据裁判主义。
  在证据裁判主义下,裁判的形成必须以达到一定要求的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3]具体而言,在疑罪不诉中,证据“说理”应密切结合犯罪构成四要件、证据锁链的严密性等进行,既要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出发,指出案件的现有证据尚没有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提起公诉证明标准,又要防止以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据此进行证据“说理”,有利于规范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审查判断上的合法性要求。排除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并对此进行专门“说理”,是贯彻证据裁判主义,实现人权保障的应有之义。
  (四)增强可接受性,促进刑事司法和谐。
  随着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影响,贯彻无罪推定与疑罪从无成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个普遍诉求。在这种语境下,证据“说理”是实现疑罪不诉决定可接受性的最佳途径,可以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心服口服”。证据“说理”不仅反映了办案人员内心确认和理性分析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社会公众等进行解释和说明的途径。在当前转型社会中,强化疑罪不诉中的证据“说理”,可以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等接触、明了案件在证据不足上的具体事实和细节。缺少说理的不起诉决定书即使结论正当,也会让当事人、社会公众等对司法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进而去“找个说法”,实施上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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