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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三十年来苗族习惯法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者】 文新宇【作者单位】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分类】 法律社会学【中文关键词】 苗学研究;苗族习惯法;回顾;展望
【文章编码】 1007-788X(2012)06-0026-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6
【页码】 26
【摘要】

从1981年苗族学者李廷贵等提出苗族习惯法概念、开展苗族习惯法研究至今,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来,苗族习惯法研究从发端到兴起,到出现高峰期,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论文、专著、课题研究报告各方面看,关于苗族习惯法研究的成果较多,影响比较突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本文对30年来关于苗族习惯法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对苗族习惯法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认为苗族习惯法研究对丰富学术研究成果、促进各学科建设、发展、繁荣学术研究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6112    
  从1981年苗族学者李廷贵等提出苗族习惯法概念、开展苗族习惯法研究至今,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来,苗族习惯法研究从发端到兴起,到出现高峰期,专家、学者们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论文、专著、课题研究报告各方面看,关于苗族习惯法研究的成果较多,影响比较突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本文对30年来关于苗族习惯法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对苗族习惯法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认为苗族习惯法研究对丰富学术研究成果、促进各学科建设、发展、繁荣学术研究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一、苗族习惯法研究的发端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刚刚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各项建设出现了新气象。同样在学术界,改革开放的春天也给这个较受禁锢的领域带来了清新的学术气氛。在苗学研究方面,苗族的学者最先提出了“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命题。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却对“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命题提出质疑。由此在贵州学术界出现了关于“苗族习惯法”的学术争鸣。为论证苗族社会的法律秩序和习惯法的存在与否,学者们还对苗族社会组织、制度、古歌、习俗、契约文书、案例等进行了探讨。因此,苗族习惯法研究由此发端。
  (一)“苗族习惯法”之争
  我国学术界,最早提出“苗族习惯法”概念并对苗族习惯法进行研究的是李廷贵教授。李廷贵教授是苗族学者,他和其他苗族学者一样,有感于苗学研究、苗族发展的重任和必要,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甚至早些时候,对苗族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状况进行了研究,以《贵州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为学术平台,发表了相关的论文。1980年、1981年,李廷贵教授先后发表了《苗族“鼓社”调查报告》(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两篇论文,对苗族社会结构进行阐述,为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1年下半年,李廷贵教授发表论文《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第一个提出了“苗族习惯法”的概念。他认为:
  历史上的“千里苗疆”,并不像反动统治者和某些文人所说的那样,是“无伦纪”和“不相统率”的无秩序的社会。[1]本文从苗族的鼓社组织、“理歌理词”和现实生活的一些真迹中,探讨苗族的法理秩序,试图向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专家们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希冀这些资料对苗族自治地方的政权机关在制定“单行法规”时有所稗益。据清代文献记载: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8月15日,皇帝对苗疆经略总督张广泗奏“苗疆善后事宜”一折的批示中,曾明确地说:“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嗣后一切自相争诉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2]这“苗例”是什么呢?就是规章制度,也就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封建统治者在苗族地区办事,不用“官法”而用“苗例”,说明“俱照苗例”比“绳以官法”有效,所以在“白党、包利、红银起义”之后,作为对“苗疆”的“善后事宜”,才郑重地定下这条“圣旨”。可惜的是,张广泗没有(也不可能)一一记述这些“苗例”,给我们现在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不过,解放三十年来,我们从苗族的理歌、理词、鼓社祭祀词和各种习俗禁忌中,还是“抢救”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已经足以勾画出“苗族习惯法”的面貌了。
  虽然李廷贵教授只从民族学、历史学的角度来论述苗族习惯法,缺乏法学方面对“苗族习惯法”的概念界定、论述,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第一个提出“苗族习惯法”,确是难能可贵的了。李教授这篇论文发表后影响巨大。但在那样的时代,引起学术争议也是很正常的。其中,持不同观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韦启光研究员,他认为: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1}
  韦启光研究员质疑的“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以及“议榔产生的时代”—原始社会有习惯法,在上世纪80年代,受当时学术视野的局限,是可以理解的。针对韦启光的质疑,李廷贵及另外一位作者酒素撰写《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一文回应,认为韦启光文中观点“苗族鼓社、议榔的创立时代,以为是母权制时代”“苗族氏族社会的榔约没有法律意义,不能视为习惯法”“苗族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禁忌、氏族鼓社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氏族婚姻习俗等惯例规则,不能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是“不够恰当的”并就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回应。
  1984年,韦启光以《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一文,再次对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进行论述,对李廷贵的《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进行回应。关于鼓社的起源,韦启光重复《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文中的说法,认为“父系个体家庭和私有制是氏族制度的对立物,因而主张氏族组织—鼓社是苗族进入父系个体家庭(产生私有制)以后时代的产物,这同氏族制度的历史过程是相矛盾的”,同时认为《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一文的观点“氏族鼓社组织源于父系个体家庭和产生了私有制以后的时代,这同氏族制度的历史过程是不矛盾的”“是对于恩格斯原话的误解所致”。
  对法律的起源、原始社会有无法律、有无习惯法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学术争议较多。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倪正茂的《论法律的起源》(《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李景毅的《法本论》(《兰州学刊》1980年第3期)、唐荣智的《对法律起源问题的探讨—兼与倪正茂、李景毅同志关于原始社会有无法律问题的商榷》(载《兰州学刊》1982年第3期)。倪正茂、李景毅研究认为“法律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而唐荣智认为“法律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从原始公社(母系和父系)的习惯,经军事民主制阶段的原始习惯法,到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成文法和习惯法),这就是法律起源的历史过程。”
  对法律尤其是法律的起源的认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古往今来的很多研究者都进行了探索。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的《母权制》、《古代法》、《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法的精神》、《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始人的法》等等论著进行了很好的论述。其中,《古代法》认为法律的研究不能从法典开始,应该探究社会和法律的原始历史;《原始人的法》明确提出了原始社会有法律的观点,并看到了初民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倡导的类型学理论和研究进路,英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深描”阐释进路,日本学者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千叶正士的法律多元理论,埃里希对“活法”的理论阐述等社会法学的研究成果,则从社会学层面关注民族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我国梁治平研究员的“法律文化论”、朱苏力教授的“本土资源”理论、谢晖教授、陈金钊教授倡导的“民间法”研究等主张采用整体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人群的法文化问题,重视“非国家的法律观”和“法律多元”问题,注重对法律的功能分析等。
  在对法律定义不断清晰的学术环境、背景下,我国的学者提出了习惯法的概念。比如,高其才教授认为: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2}此定义与长期以来中国法理学界对习惯法的主流界定是不同的。主流界定认为“习惯法反映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习惯并不具有法的性质。”{3}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习惯法到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还是由国家认可的习惯。如果从唯法律的研究角度出发,这样的辩论是无法展开的。习惯法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回到具体的社会文化场域中,这样的问题才有得到解答的可能。
  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汉语词典》、《法学词典》关于法律、习惯法的定义反映了当时对法律的局限性的学术理解。很明显,具有权威性的词典、辞书对法律、习惯法的定义反映了当时学术界代表性的见解。受这种理解的影响,关于苗族习惯法是否为习惯法的学术争论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苗族社会组织、制度、古歌、习俗、契约文书、案例等研究的有力佐证
  自廷贵、酒素的文章《苗族“习惯法”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发表以后,贵州省几个刊物陆续发表了相关的几篇论文。这些文章除了所叙鼓社、议榔的组织活动概况基本相同外,其起源和是否是“习惯法”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文章认为,鼓社、议榔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一些文章则认为,起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至于榔规榔约,有的认为,它就是苗族的“习惯法”,有的人则认为,它不能叫做“习惯法”,更不能当作法律规范加以论证。苗族鼓社、议榔究竟起源于何时比较符合史实?榔规榔约是否可以归属“习惯法”、能否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
  随着“苗族习惯法”学术争鸣的影响,更多的学者尤其是苗族的学者积极地进行了苗族社会组织、社会制度、苗族古史歌、民间故事传说、民间习俗、契约文书、案例等的调研,产生了不少的成果,有力地证实了苗族习惯法的存在。
  吴通才在《关于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与榔规的性质的几个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我们只要熟悉并认真细致地研究苗族古史歌、故事传说及现存习俗,讨论的结果就不会离题太远的。现在,笔者根据苗族古史歌、民间故事传说以及民间习俗等,就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愿与上述作者共同商讨,以期求得一致的意见。”
  杨昌文、雨田在《苗族古代社会的氏族制和“议榔”制》(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我们今天来研究苗族社会组织或复原古代社会,较为普遍的依据是:苗族史诗、传说、现存的民族资料,苗族的语言、服饰、互相称呼和带有氏族、部落特征的各种残迹,包括婚姻、丧葬、祭祀、宗教、节日等习俗。
  值得注意的是,在苗族社会组织、制度、古歌、习俗、契约文书等研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人口较为集中,苗族文化传统浓厚、特色鲜明,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较为突出。比如,喜农的《黔东南苗族“议榔”考》(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对黔东南苗族的“议榔”进行了历史追溯和现状调研,杨有赓首次对保存于清代清水江文斗苗寨的四百多张清代山林的买卖契约和租佃契约进行研究,在《清代清水江下游苗族林契研究》(载《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年)一文中集中地反映了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山林的占有、买卖、租佃以及林业生产的历史面貌,反映了清代清水江苗族乡村习惯法秩序状况,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随着苗族社会组织、制度、古歌、习俗、契约文书等研究兴起,逐渐形成了苗族习惯法存在的有力佐证,许多学者又撰写、发表了关于苗族习惯法的文章。比如周光大的《苗族社会组织和习惯法述论》(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1988年9月编的《少数民族特殊案例分析》,其中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乡村以习惯法方式处理纠纷与国家法发生冲突而形成的案件进行分析,以鲜活的案例分析让人们感受真实的苗族习惯法的存在,这些案例还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引用的案例。
  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苗族习惯法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李廷贵论文《苗族“鼓社”调查报告》、《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苗族“习惯法”概论》、《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韦启光论文《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吴通才论文《关于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与榔规的性质的几个问题》,杨昌文、雨田论文《苗族古代社会的氏族制和“议榔”制》,喜农论文《黔东南苗族“议榔”考》,杨有赓论文《清代清水江下游苗族林契研究》,周光大论文《苗族社会组织和习惯法述论》,等等。
  在“苗族习惯法”的争辩中,李廷贵教授的观点基本反映了苗族社会的实际状况,其论文意旨在于披露苗族古代社会的结构,揭示苗族社会组织及其习惯法的存在,以期更好地促进苗学研究、苗族发展。他的《苗族“鼓社”调查报告》、《苗族“习惯法”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是苗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开拓性、突破性论文,之后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苗族习惯法研究发端于“苗族习惯法”之争,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一是勇于提出新观点。李廷贵教授在当时学术较为受到禁锢的时代背景下提出“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命题,具有较强的学术使命感,学术勇气可嘉。
  二是学术争鸣是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以李廷贵教授、韦启光研究员为代表的关于“苗族习惯法”的学术争鸣,有力地推动了苗族习惯法的研究。
  三是学术研究贵在坚持。在关于“苗族习惯法”的学术争鸣中,李廷贵教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持续展开了积极的论述探讨。30年来苗族习惯法研究持续至今并取得丰硕成果主要得益于研究队伍的坚持与持续。
  但是,由于受学术分科及学术视野的限制,学者之间没能在民族法学、法律人类学、法社会学等学术领域展开争鸣探讨,而最终局限于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引用和思辨。
  二、苗族习惯法研究的兴起
  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苗族习惯法研究兴起的时期。这一兴起时期的标志是,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主任邹渊教授1992年开始主持中华社科基金课题《贵州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研究》,《苗族习惯法研究》是该课题的一部分。自此,以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法学研究所为基地聚拢的一批民族法学、少数民族习惯法尤其是苗族习惯法研究的学者,开始了苗族习惯法的研究。吴大华教授、徐晓光教授、周相卿教授等在这个学术团队中最为关注苗族习惯法,开展了扎实的调研,成果最为突出,并且兴起了研究苗族习惯法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苗族习惯法的研究。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果是《苗族习惯法研究》这一论著。该书于1992年在吴大华教授的倡议下开始策划,由徐晓光、吴大华、韦宗林、李廷贵四位作者撰写,历时9年,2001年完稿出版。苗族习惯法研究兴起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学术团队建设,成果较为突出,注重对典籍、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
  (一)注重学术团队建设
  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依托较强的研究队伍,于1995年9月筹建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法学研究所,10月16日贵州民族学院党委正式批准成立,由吴大华、吴志刚两位教授任副所长。1997年9月,学校批准吴大华教授任所长。1999年3月徐晓光教授调入后任所长。民族法学研究所是以民族法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机构,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中国民族法学、民族法律文化以及外国民族法学等。民族法学研究所成立后,注重学术团队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包括苗族习惯法在内的民族法学的研究,目前我省苗族习惯法的研究主力,仍是当年民族法学研究所的几位教授,虽然有的教授已不在该所了。
  同时,以贵州省苗学会这一学术性社会团体为平台,也聚拢了一批苗学研究、苗族习惯法研究的人才,形成了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该会第一、二界会长是李廷贵教授,他最早开展苗族习惯法研究,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他还带动了一批年轻学者加入了该研究队伍。文新宇副研究员是较早开展苗族习惯法研究的年轻学者。在校读书时就得到吴大华、徐晓光、周相卿三位教授的指导,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后,成果较为突出。另外,刘锋教授、吴一文教授、龙宇晓教授、胡晓东教授、胡廷夺编审等都在苗族习惯法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二)成果较为突出
  该时期苗族习惯法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的是徐晓光、吴大华、韦宗林、李廷贵著的《苗族习惯法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出版。四位作者通过艰辛的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厚重的鲜活资料,在该书中深层次、多视角地反映了苗族遗存至今的传统法律文化。该书首先纵向分析了苗族习惯法产生、形成、传承和发展变化的历史,然后分别从刑事法律关系、财产、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司法审判、乡村规约等横向方面细致探讨了苗族习惯法的内容,可谓系统、全面。
  这一时期,关于苗族习惯法的论文也比较多,主要是韦宗林的《对苗族古代法文化的探讨》(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夏之乾在《苗族“鼓社”和“议榔”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10期),姚炽昌的《清代锦屏苗、侗族人民的婚俗改革》(载《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周勇的《初民社会纷争调处的法则—黔东南苗族“佳”歌的法律分析》(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苏钦的《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苗例”考析》(《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李廷贵的《再论苗族习惯法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简论苗族的社会组织》(载《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等等。
  (三)注重对典籍、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
  苗族口头传唱的祭鼓词、贾理词(或叫理词、理辞)、议榔理词、埋岩古规等含有很多苗族生产、生活方面的规范、规则,充分反映了苗族传统习惯法文化。其中,苗族理辞被称为“苗族通史”和“苗族法典”,是一部了解和认识苗族的社会结构、文化特征、历史渊源、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具有“法典”的功能,是“鼓社”执法、“理老”司法的依据,在苗族社会中具有规范、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在苗族习惯法研究中地位很高。因而,对苗族的祭鼓词、贾理词(或叫理词、理辞)、议榔理词、埋岩古规等进行典籍化、文献化整理、汇编,形成很好的研究资料,很有现实意义。这方面,相关部门、个人已做了很好的工作。比如,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1983年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苗族祭鼓词、贾理词》(第61集),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省文联1986年编的《民间文学资料·议榔理词》(第14集),贵州省黄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1988年编印的《苗族古歌古词·理词》(下集),文经贵、唐才富编译的《苗族理词》(麻江县民族委员会1990年编印),石宗仁翻译整理的《中国苗族古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乔朝新、李文彬、贺明辉收集、翻译、整理的《融水苗族埋岩古规》(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4年12月出版),吴德坤、吴德杰搜集、整理、翻译的《苗族理辞》(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由于发挥学术团队在研究中的作用,注重对典籍、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重视系统、全面的研究,苗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苗族习惯法的第一本系统、全面的论著《苗族习惯法研究》出版,二是,关于苗族习惯法研究的论文较多。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重视不够,没有相关课题立项对苗族习惯法进行相关专题研究。
  三、苗族习惯法研究的高峰期
  21世纪以来,苗族习惯法研究迎来了高峰期。这一时期苗族习惯法研究主要特点是,从总体研究到专题性研究的转变。上世纪80、90年代,对苗族习惯法研究着力于苗族习惯法的整体理解、一般把握,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比较多的思考诸如与苗族习惯法相关的婚姻习俗、传统宗教、纠纷解决、器物、仪式等专门问题,以及个别或一些地区、村落范围的苗族习惯法,进行专题性的思考。将近10年间,研究成果超过了此前的20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题立项有力推动了苗族习惯法研究
  1.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短短10年间,关于苗族习惯法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就有4项。它们是徐晓光2001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苗族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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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韦启光,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J].贵州社会科学,1983(2):45- 52.

{2}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3.

{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87.

{4}张文显.我们需要怎样的习惯法研究—评高其才著《瑶族习惯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3):1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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