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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边界与海洋研究》
冲突与互补: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之谈判与裁判
【英文标题】 Conflicts and Complementarities: Settlement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sputes with Negotiation and Adjudication
【作者】 邢望望【作者单位】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分类】 海洋法与空间法
【中文关键词】 海域划界争端;谈判;裁判;强制争端解决;国际法
【英文关键词】 disputes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negotiation; adjudication; compulsory dispute settlement; international law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76
【摘要】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到海域划界争端的和平解决,谈判仍然是最主要的方式,与此同时,提请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案例也层出不穷。海域划界争端解决之谈判与裁判方式各有其特点:谈判方式体现了政治与法律的交织,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裁判方式则变相促进了海域划界法律规则的细化和进步。通过分析谈判和裁判两种方式在海域划界争端解决中的适用,可以考察发现二者在海域划界争端解决中的冲突和互补。合理地认识并利用好谈判和裁判方式在国际法上的冲突性与互补性,将有助于国家间更好地化解海域划界争端,有利于促进对海域进行综合治理与开发。
【英文摘要】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ith peaceful modes is a basic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eaceful settlement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sputes, negotiation is still the main mode, while adjudicated cases are continually emerging. The modes of negotiation and adjudication in settlement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sput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respectively in international law. Negotia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flexibility with combining the law and politics, while the adjudication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gotiation and adjudication in settlement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sputes, we can figure out the conflicts and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them. Finally, this thesis draws the corresponding conclusion: by recognizing the conflicts and complementarities of negotiation and adjud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it would be helpful for parties to settle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sputes, therefore, it woul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maritime zon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272    
  海域划界争端往往牵涉国家根本利益,致使该类争端的解决是当今国际海洋法中重要的议题。随着“蓝色圈地运动”的掀起,沿海国纷纷主张扩大本国管辖的海域,使得海域划界争端集中爆发。由于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就相关海域主张权利并提出临时海域界线时,可能会产生所主张海域重叠的现象,从而引发海域划界国际争端。此时,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需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绝大多数的海域划界争端是通过谈判方式解决的,但该类争端被提请给国际司法机构来解决的案例也层出不穷。
  海域划界争端掺杂着国际政治因素,不断给国际社会带来波澜。国家实力的强弱,对不同争端解决方式的认可度不同,不同法律政治文化的影响,执政者的个人意志等因素,都可能对决策者就不同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产生影响,也给争端之解决带来了不确定性。有的国家坚持于谈判,如挪威与俄罗斯(前苏联)之间的巴伦支海海域划界争端就是经过长达40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才得到解决。[1] 有的国家倾向于裁判,为了将海域划界争端提交裁判,不惜采取单方法律行动单独提起裁判,即使难以得到应诉方的积极响应。很难说海域划界争端的各种解决方式孰优孰劣,谈判和裁判两种方式却是最常被学界所讨论的。国家间的政治谈判具有灵活性,在遵守相应国际法义务下,谈判之结果对于争端当事国而言具有可控性。恰恰有些时候,当谈判难以解决问题,则可能会出现争端双方将相关争议提交国际司法机构来裁判(包括有些国家可能会采取单方法律行动将争端单方提交裁判)。裁判也未必能合理地解决有关海域划界争议,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海域划界争端的解决有时会变得异常复杂曲折,需要在多种争端解决方式之间来回切换,最终才能艰难达成划界结论。
  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与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具有冲突性,至少两种方式很难能同时被采用。认识到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间的冲突性以及带来的种种问题,却不可否认二者还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即在谈判陷入僵局时,裁判方式可以有效解决相关法律不确定性,从而作为最后手段来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注重两种争端解决方式间的互补性,往往可以弥合二者间的冲突,从而缓解矛盾,舒缓紧张局势,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两种方式的冲突性与互补性,为各方更加合理的解决海域划界争端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国作为海洋地理不利国,周边被半闭海所环绕,自然易与海岸相邻国与相向国发生海域划界争端。实际上我国除了与越南就北部湾海域达成海域划界协议外,至今仍未能合理充分地解决我国其他海域的划界问题。海域界线的不清晰直接激化了近些年围绕我国周边海域的诸多争端。一方面,我国政府于2006年已经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98条的规定提交了声明,将涉及海洋划界等争端排除在包括仲裁在内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2]另一方面,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域划界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加之我国在应对国际司法裁判的能力建设上仍存在差距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结果之不公正性的恶劣影响,就有可能导致我国在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坚持于谈判解决。笔者希望通过对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之谈判与裁判的研究,结合两种方式在国际法上的发展,通过对相关谈判裁判案例的统计分析,梳理二者的优弊特征,在着眼于二者间的冲突性上兼顾互补协调的可能性,为我国周边海域划界争端的解决提供参考。
  一、海域划界争端的解决方式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联合国的宗旨也是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在特别强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地位时,并没有强制要求会员国采取具体何种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而是允许由争端当事国进行选择。在《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中,第三十七届联大更加详细地列举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其中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域安排或机构等其他和平方式。[3] 而具体到海域划界争端的和平解决中,则是谈判、调解、和解、裁判等和平方式常常被争端当事国所采用。
  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是指,当相邻或相向两国就争议海域划界形成争端,而无法达成一致之时,争端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而相互做出让步从而解决争端的过程。毫无疑问谈判仍然是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首选方式,根据学者统计,在已经划定的180多条海洋边界中,大约160条是通过谈判或以谈判为主解决的。[4] 由于谈判强调的是争端当事国之间的对话与协商,其本身具有高度政治性和灵活性,从而有利于维持争端当事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争端解决的政治方法,谈判的结果有时难以被各国决策者依据法律去预判,因此由第三方机构参与进行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也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重视。
  由第三方机构(国际法院或仲裁庭等)参与进行的争端司法解决程序(即裁判方式)来解决海域划界争端,在近些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谈判仍然是国家间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最主要方式,但法庭仲裁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关国际法的发展,截止发稿前,共有30个海域划界争端被提交至法院或仲裁庭。[5] 根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国际法治重构之后,通过裁判方式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案例开始增多,在1990年以前相关案例大多为争端双方合意共同提交裁判,而之后争端一方采取单方法律行动提交裁判的案例激增。许多国家仍在不断的将海域划界争端提请裁判,但有些国家却不同程度的反对将海域划界争端提请裁判解决。作为一种严格适用国际法规则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方式,裁判方式往往被认为是谈判方式的补充,因为当海域划界谈判陷入僵局时,裁判方式可以提供依据国际强行法的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案。
  第三方参与海域划界争端解决的其他方式(即调解与和解方式)甚至比裁判方式更具有吸引力,比如由梵蒂冈教宗调解的阿根廷和智利之间的比格尔海峡案,[6] 由欧盟引导和
  (图略)
  图1裁判方式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案例统计表
  解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海陆边界争端案。[7]虽然通过调解与和解方式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有助于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但是其往往被视为一种介于谈判方式和裁判方式之间的中间方式,因为海域划界争端的解决还须依赖于争端当事国的意志,而如国际组织之类的第三方更多的是发挥居间调停作用。
  在实践中,多种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往往不是完全独立的,具体到个案的解决,多种方式可能会交替出现,比如阿根廷与智利比格尔海峡案,双方先谈判,谈判无果意欲找英国女皇仲裁,后又共同组成仲裁庭仲裁,仲裁后阿根廷拒绝承认裁决,最后由梵蒂冈教宗调解;[8]相似的还有东帝汶在与澳大利亚就帝汶海相关海域划界达成临时安排之协议后,又单方面将有关争议提交仲裁。[9]从中可以看出多种海域化解争端解决方式之间存在的排他性与互补性,亦可以看出在解决海域划界争端过程中寻找合适的解决方式对争端的最终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调解与和解方式的辅助性质,以及谈判与裁判在争端解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将对谈判与裁判这两种方式予以重点关注并讨论。
  二、谈判方式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政治与法律的交织
  谈判方式解决海域划界争端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国家在战略上的取舍对海域划界谈判的结果几乎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10] 在比较良好的双边或多边政治氛围下,依据于特定的海域划界规则,提出具体的划界谈判方案,最终谈判各方相应地做出让步达成划界协议,往往是海域划界谈判的一般程序。政治性的决策与法律性的规则交织于海域划界谈判中,这着重体现于当事方需要遵守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程序性义务以及受到海域划界规则的影响。
  (一)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程序性义务
  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家需要遵守国际法设定的程序性义务。[11]联大第53/101号决议就指出各国应依照国际法秉持诚意进行谈判,同时该决议为各国进行谈判设定了诸多程序性义务,比如各国应适当顾及利益攸关国家的重要性、保持建设性气氛、集中于谈判的主要目标,从而避免使谈判陷入僵局。[12]在海域划界谈判中,无论强国还是弱国在海域划界谈判中都必须重视诚信并遵守国际法设定的程序性义务。除非一国准备动用不相关的优势资源去确保获得有利的地位,否则该国的提议不可以只着眼于自身利益。同时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现实中,进行谈判的平台和基础必须是公平合理的。[1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4条与83条对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界限划定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两条的第3款都要求在划界协议达成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遵守相应的国际法义务,即“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以及“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由于世界上大部分资源富集区都位于界限尚未划定的海域,“先行划界,再行开发”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做法。[14]于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海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临时安排与过渡期这一途径,在这一海域划界争端解决的特殊时期内,谈判解决争端可能仍处于进行之中。在争端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争端各方应该积极地为善意谈判创造条件,并做到相互克制避免采取单方行动危害或阻碍最后争端的解决。
  谈判划定海域界线甚至有时还会受国际司法实践的影响。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就指出“任何一方都有责任去使谈判保持有意义,如果任何一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愿作出妥协和修正,则可以视为该方没有尽到责任。”[15]当然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的这项声明并不能起到产生普遍国际义务的效果,不可否认的是这项声明只能适用于北海大陆架案本身。在其他划界案例中,国际法院将以上声明以一种更宽泛的方式再次表述了,即海域划界谈判的各方均须以诚实善意(in good faith)的方式来进行谈判。[16]
  海域划界争端的解决涉及政治、军事、历史、地理和经济,难以一蹴而就,需要争端各方在争端解决前以诚实善意的态度来积极谈判并保持克制。谈判方式解决海域划界争端虽然具有灵活性且强调当事国的合意,但是国际法所申明的相应程序性义务应得到当事方的遵守。
  (二)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中的划界规则
  国家间谈判拟定海域划界协议时,在适用国际法上和法院或仲裁庭会有所不同,因为谈判并不受既存海域划界国际规则的严格约束,[17]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在国家间就海域划界进行谈判时不起作用,毕竟任何一国都不能单方面为邻国设定海域界线。[18] 事实上,有关海域划界协议基本上须以国际法基本原则和通行的划界方法为基础,虽然在相关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划界规则的适用上具有一定灵活性,
  较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挪威和俄罗斯之间于2010年达成的《摩尔曼斯克协议》。[19]在谈判中,挪威主张采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定两国海域界限,而俄罗斯主张适用扇形区域理论,[20] 从而导致两国各自主张的海域产生重叠,该重叠区域最终被《摩尔曼斯克协议》一分为二。相对而言,挪威的主张应该更加合乎现行划界规则,因为等距离线划界法在海域划界问题上的适用更加普遍,当然挪威的法律优势也是直到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确立了等距离线划界法之后才确立起来,在两国的海域划界谈判之初,挪威并没有这样的法律优势。[21]在考虑到海岸线的长度和曲折度时,俄罗斯坚持自己的诉求也许会面临更多法律障碍,因为可适用的国际法无法公平地调整其主张的扇形海域与等距离线界限之间的巨大重叠区域。最终之所以采用了在等距离线划界法和扇形区域理论之间进行折中,显然是除了国际法外,双方还将两国长久以来通过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也考虑进了最终的划界协议之中。[22] 至于为何直到2010年才达成《摩尔曼斯克协议》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方面想要将北极的国际治理置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律框架之内。[23]
  在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中,划界规则的选择适用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划界规则会对海域界线的具体划定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不同国家会选取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划界规则来划定海域界线,选择适用何种划界方法规则就成为了海域划界谈判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2014年之后,我国与韩国的双边关系的不断提升为两国协商解决海域划界问题营造了良好氛围,海域划界谈判在2015年得到正式启动,但是中韩双方在划界的具体原则适用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韩方坚持在划界时以两国海岸线的“中间线”为界,而中方坚持按照“公平原则”公平合理划分界线。[24]由此可见,海域划界规则作为海域划界谈判中可以商量解决的问题,对海域划界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法可以被拿来作为有关国家调整自己谈判立场和要求他国调整谈判立场的依据,但是即使一方的谈判立场是符合国际法的,也并不意味着其他各方必须接受这个立场,因为法律允许各方为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争论,且国际法也只是能影响海域划界谈判结果的诸多要素之一而已。国际司法实践在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时解释、适用并发展了相关国际规则,也对国家间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5]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三步划界法”规则是否会在国家间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时起到作用,由于缺少详细谈判资料,外人很难判断。但是从公开的信息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在谈判中,各方提出各自的主张不仅考虑到了国际法,还力求促使谈判达成的最终协议也是符合相关法律。
  (三)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的适用
  谈判,一直被视为协调海域界限的最好方式。由于法律和政治交织的原因,通过谈判方式解决海域划界争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26]通过采用不同划界方法从而能保证对海域划界结果进行双边控制,即便在谈判陷入僵局时也可以搁置争议,就争议海域达成共同开发的临时协议。
  谈判允许各方将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27]在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协议》中,由于托雷斯海峡划界存在的多维度复杂因素,《托雷斯海峡协议》分别为相关的人口、海事管辖、岛屿、渔业、航行等问题提供了单独的解决方案。[28] 不得不承认的是,只有通过谈判才有可能最终得出如此复杂的划界方案。与此同时,考虑到国际政治复杂性,以及牵涉到的诉讼文化、历史、经济、国际关系、军事、模糊的海洋权益主张等因素,公平合理的谈判与对话相对于单方法律行动提请的裁判更加稳妥。
  谈判还能缓和整个区域性海域划界争端的紧张局势,有助于最终解决区域性海域划界争端。相对而言,一份划定海域界限的裁判决定可能会激化整个区域性海域划界争端,因为法院或仲裁庭的决定会影响到区域内部的双边或多边海域划界争端,毕竟对区域内其他国家或全部国家的海岸地理状况进行考察并不属于法院或仲裁庭就特定案件作出裁判的职责,[29]而海域划界谈判更能全面系统地考虑到整个区域内双边或多边海域划界争端,从而更好安排和维护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权利,保障它们之间就海域划界进行谈判的进程和地位。
  谈判经常也不是最优的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因为大多时候,海域划界仅仅被视为是在地图上划线的过程,即使通过谈判有时无法高效得出恒久的方案。在加拿大和美国间的缅因湾跨界合作开发管理中,加拿大茨瓦格教授就认为虽然在耗费、创造力和结果管控上,谈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比裁判解决具有广泛的优势,[30]但是直接谈判有时也无法有效地促进跨界合作。大量的海域划界协议其实是源于对某些特定资源的开发管理,比如开发大陆架上的碳氢化合物、养护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综上所述,虽然直接谈判能更好地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但谈判依然不是没有瑕疵的方式,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海域划界争端解决方式。
  三、裁判方式在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中的发展
  (一)案例的增加与引发的思考
  从1908年挪威与瑞典格里斯巴丹那仲裁案起至今,一百多年来,已有30起海域划界争端裁判案例问世,其中大部分是在1967年之后被提请裁判的,因此在法律上也凸显了国际法院于1969年作出的北海大陆架案判决的重要地位。具体的30件案例的具体情况统计,笔者分为共同提交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案例与单独提交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案例两个表格统计,从对这30个案例的统计中,可以发现诸多规律足以引发思考,比如所涉及国家的国力及其所在的区域,提请裁判之法律依据的演进,各裁判机构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作用,单方提请裁判案例的激增等。
  表1共同提交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案例统计表

┌──────────────────────────────────────┐
│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之案例——共同提交                   │
├──┬─────────┬────────────┬────────────┤
│序号│案例名称     │裁判机构        │裁判结果        │
├──┼─────────┼────────────┼────────────┤
│1  │挪威与瑞典格里斯巴│常设仲裁法院(1908—1909)│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丹那仲裁(Grisbadar│            │裁决          │
│  │na case)     │            │            │
├──┼─────────┼────────────┼────────────┤
│2  │北海大陆架案(联邦 │国际法院(1967—1969)  │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德国诉荷兰)    │            │判决          │
├──┼─────────┼────────────┼────────────┤
│3  │北海大陆架案(联邦 │国际法院(1967—1969)  │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德国诉丹麦)    │            │判决          │
├──┼─────────┼────────────┼────────────┤
│4  │英法大陆架划界案 │双方商议组成之仲裁庭(日 │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         │内瓦)(1975—1978)    │裁决          │
├──┼─────────┼────────────┼────────────┤
│5  │阿根廷与智利比格尔│双方商议组成之仲裁庭(日 │阿根廷拒绝承认裁决,后由│
│  │海峡案      │内瓦)(1971—1977)    │梵蒂冈教宗调解[31]   │
├──┼─────────┼────────────┼────────────┤
│6  │突尼斯与利比亚大陆│国际法院(1977—1982)  │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架案       │            │判决          │
├──┼─────────┼────────────┼────────────┤
│7  │加拿大与美国缅因湾│国际法院(1979—1984)  │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海域划界案    │            │判决          │
├──┼─────────┼────────────┼────────────┤
│8  │利比亚与马耳他大陆│国际法院(1976—1985)  │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架案       │            │判决          │
├──┼─────────┼────────────┼────────────┤
│9  │几内亚与几内亚比绍│双方商议组成之仲裁庭(海 │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海域划界案    │牙)(1983—1985)     │裁决          │
├──┼─────────┼────────────┼────────────┤
│10 │几内亚比绍与塞内加│仲裁程序比照国际法院(海 │几内亚比绍随后向国际法院│
│  │尔海域划界案   │牙)(1985—1989)     │申请认定裁决无效[32]  │
├──┼─────────┼────────────┼────────────┤
│11 │加拿大与法国海域划│双方商议组成之仲裁庭(198│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界案       │9—1992)        │裁决          │
└──┴─────────┴────────────┴────────────┘

  (续表)

┌──────────────────────────────────────┐
│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之案例——共同提交                   │
├──┬─────────┬────────────┬────────────┤
│序号│案例名称     │裁判机构        │裁判结果        │
├──┼─────────┼────────────┼────────────┤
│12 │卡塔尔与巴林海域划│国际法院(1987—2001)[33]│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界案       │            │判决          │
├──┼─────────┼────────────┼────────────┤
│13 │厄立特里亚与也门仲│常设仲裁法院注册管理(199│就实体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
│  │裁案       │6—1999)        │裁决          │
├──┼─────────┼────────────┼────────────┤
│14 │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常设仲裁法院注册管理(200│已于2017年6月29日就实体 │
│  │亚海域划界仲裁案 │9—2017)        │问题作出裁决      │
└──┴─────────┴────────────┴────────────┘

  表2单方面提交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案例之统计表

┌────────────────────────────────────────┐
│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之案例——单方提交                     │
├──┬─────────┬─────────┬─────────┬───────┤
│序号│案例名称     │法律依据     │裁判机构     │裁判结果   │
├──┼─────────┼─────────┼─────────┼───────┤
│1  │爱琴海大陆架案(希 │1928年《和平解决国│国际法院(1976—197│判定无管辖权 │
│  │腊诉土耳其)    │际争端的日内瓦总议│8)        │       │
│  │         │定书》      │         │       │
├──┼─────────┼─────────┼─────────┼───────┤
│2  │格陵兰岛和扬马延岛│《国际法院规约》第│国际法院(1988—199│就实体问题作出│
│  │间海域划界案(丹麦 │36        │3)        │有约束力的判决│
│  │诉挪威)      │条第2款      │         │       │
├──┼─────────┼─────────┼─────────┼───────┤
│3  │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海│《国际法院规约》第│国际法院(1994—200│就实体问题作出│
│  │陆划界案(赤道几内 │36        │2)        │有约束力的判决│
│  │亚介入)      │条第2款      │         │       │
├──┼─────────┼─────────┼─────────┼───────┤
│4  │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国际法院规约》第│国际法院(1999—200│就实体问题作出│
│  │加勒比海划界案  │36条第2款和《波哥 │7)        │有约束力的判决│
│  │         │大公约》     │         │       │
├──┼─────────┼─────────┼─────────┼───────┤
│5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波哥大公约》[34]│国际法院(2001—201│就实体问题作出│
│  │海陆划界案    │         │2)        │有约束力的判决│
├──┼─────────┼─────────┼─────────┼───────┤
│6  │罗马尼亚诉乌克兰黑│《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国际法院(2004—200│就实体问题作出│
│  │海划界案     │合作和睦邻友好关系│9)        │有约束力的判决│
│  │         │条约的补充协议》[3│         │       │
│  │         │5]        │         │       │
└──┴─────────┴─────────┴─────────┴───────┘

  (续表)

┌────────────────────────────────────────┐
│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之案例——单方提交                     │
├──┬─────────┬─────────┬─────────┬───────┤
│序号│案例名称     │法律依据     │裁判机构     │裁判结果   │
├──┼─────────┼─────────┼─────────┼───────┤
│7  │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常设仲裁法院注册管│就实体问题作出│
│  │和多巴哥仲裁案  │》        │理(2004—2006)  │有约束力的裁决│
├──┼─────────┼─────────┼─────────┼───────┤
│8  │圭亚那诉苏里南仲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常设仲裁法院注册管│就实体问题作出│
│  │案        │》        │理(2004—2007)  │有约束力的裁决│
├──┼─────────┼─────────┼─────────┼───────┤
│9  │秘鲁诉智利海域争端│《波哥大公约》  │国际法院(2007—201│就实体问题作出│
│  │         │         │4)        │有约束力的判决│
├──┼─────────┼─────────┼─────────┼───────┤
│10 │孟加拉国诉缅甸孟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法庭(2│就实体问题作出│
│  │拉湾海域划界案  │》        │009—2012)    │有约束力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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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孟加拉国诉印度孟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常设仲裁法院注册管│就实体问题作出│
│  │拉湾划界仲裁案  │》        │理(2009—2014)  │有约束力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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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波哥大公约》  │国际法院(2013—201│悬而未决   │
│  │外大陆架划界案  │         │8)        │       │
├──┼─────────┼─────────┼─────────┼───────┤
│13 │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波哥大公约》  │国际法院(2014—201│就实体问题作出│
│  │瓜加勒比海与太平洋│         │8)        │判决     │
│  │海域划界案    │         │         │       │
├──┼─────────┼─────────┼─────────┼───────┤
│14 │索马里诉肯尼亚印度│《国际法院规约》第│国际法院(2014—201│悬而未决   │
│  │洋海域划界案   │36        │8)        │       │
│  │         │条第2款      │         │       │
├──┼─────────┼─────────┼─────────┼───────┤
│15 │加纳诉科特迪瓦大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法庭(2│已于2017年9月2│
│  │洋海域划界案   │》        │014—2017)[36]  │3日就实体问题 │
│  │         │         │         │作出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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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帝汶诉澳大利亚帝│《帝汶海协议》[37]│常设仲裁法院注册管│提出调解程序予│
│  │汶海海域划界仲裁案│         │理(2015—2016)  │以取代[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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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裁判案例的地域性
  根据上表统计,不难发现海域划界裁判案例具有地域性特征。30 个海域划界裁判案例,涉及欧洲国家14个,美洲国家12个,非洲国家12个,亚洲国家5个,外加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从数据上看,与其他洲国家相比,似乎亚洲国家并不喜欢将海域划界争端提交裁判,除厄立特里亚与也门海域仲裁案外,孟加拉国和东帝汶都是采取了单方法律行动将争端提交裁判,这也反映出,裁判解决海域划界争端在亚洲至今并不受特别欢迎。裁判案例的地域性还体现在围绕具体海域易引发系列案件。在欧洲区域,最早的海域划界争端是围绕北海波罗的海,随后地中海、黑海区域的海域划界裁判案例开始出现。而在非洲和美洲,几内亚湾、亚丁湾、红海、加勒比海等则是海域划界争端多发区域。恰恰这些海域周边国家较多,自然延伸之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相互重叠,才引发了如此之多的海域划界争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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