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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检察人员司法责任追究与免责范围的文本分析及完善建议
【英文标题】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Scope of the Judicial Liability of Accountability and Exemption and Amelioration
【作者】 汪国平【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检察院
【中文关键词】 司法责任制;司法责任追究范围;司法责任免责范围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liability system; the scope of the judicial liability of accountability; the scope of the judicial liability of exemption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8)04-0089-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89
【摘要】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检察机关在确保检察人员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一直都在进行着制度设计,其核心是通过司法责任追究来倒逼案件质量提升。本文通过对检察机关司法责任追究与免责范围的制度梳理与考察,总结出我国在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上存在着理念上的“机械主义”、重责任轻保障、概念界定和追责含义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应通过扩大和细化检察人员免责范围的方式达到对检察人员司法责任追究与履职保障的平衡,确保检察权的有效和正确行使。
【英文摘要】 Judicial liability system i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reform.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have been carrying out the system design in ensuring that the procurators can maintain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core of the system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ase through judicial liabil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cope of the judicial liability of accountability and exemption,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including the mechanics of the judicial liability system’s idea,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ght protection, the uncertain conceptual definition and the meaning of the liability. These issues should be solved by expanding and re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judicial liability of accountability and exemption,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and correct exercise of the procuratorial powe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26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我们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牢牢牵住的“牛鼻子”。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建立权责统一、权责明晰、权力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的关键,也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对于促进严格公正司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政法思想,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健全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组织及运行机制,明确检察人员职责权限,完善检察管理和监督机制,严格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对检察人员司法责任追究与免责内容的制度考察
  (一)检察机关对司法责任追究的制度演变梳理
  规范司法行为是维护社会公正、增强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检察权正确行使、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保障。因此,检察机关一直高度重视司法行为规范,追究司法责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制度设计也是检察机关一直在进行的工作。检察机关对检察人员进行司法责任追究的依据主要有四个规范性文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1995年7月1日起施行,2001年6月30日修订),在涉及司法责任方面,对检察官职责、义务和权利以及惩戒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尚未提出“司法责任”的概念;二是1998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实施《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2007年失效),提出了“错案责任”来追究检察人员的司法责任,在该《条例》第2条规定了“错案”的含义,并在第6、7、8条规定了追究错案责任的范围,第九条规定了错案免责的范围;三是200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对“执法过错”的含义及追责范围进行了界定;四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司法改革要求于2015年9月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对司法责任承担、免除范围及追责程序等方面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此外,为了打好司法行为规范的制度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印发了《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并在2013年进行了修订,全面明确了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司法办案流程,在规范检察人员司法行为的基础上,对检察人员的司法责任也有了更明确的追责依据。
  (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中对追责范围和免责范围的比较考察
  1.对司法责任追究范围的制度梳理及简要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35条规定了检察官不得从事的十三项行为,除了第(一)项是关于检察官的政治素质要求、第(十一)项是关于检察官的行为规范、第(十三)项是兜底条款外,其余几项均是关于检察官的司法责任要求。该法的特点有:一是将责任主体限定为“检察官”,根据该法第2条规定,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尚未包括“书记员”;二是该法第35条第(八)项规定已经有了“错案”的表述,即检察官不能“玩忽职守造成错案”,同时,该法第36条规定:检察官有本法第35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制定的《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虽已于2007年失效,但有几个值得研究的地方,一是其2条对“错案”进行了定义,并界定了错案是由于检察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在目前的司法责任追究中都一直在沿用这一对检察人员需要承担责任的主观心态界定方法;二是区分了实体和程序、故意和过失造成错案的类型和范围,形成了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雏形。
  与《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相比,200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在追责范围上进行了细化,其意义在于:一是将《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的出发点“错案追责”变为“执法过错追责”,由“结果导向”变为“行为导向”,并在其2条对“执法过错”进行了定义;二是以“故意”和“重大过失”为区分标准对“执法过错”行为进行了详细列举,为司法责任追究提供了更加易于操作的参照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制定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就是以200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为蓝本,因为其中34条规定了检察人员故意实施十一种行为应当承担司法责任,与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7条相比,只是增加了第(二)项“毁灭、伪造、变造或隐匿证据的”,其余具体行为规定基本一致,只是在个别词语表述上进行了改变,如将“违法违规”改为“违反规定”;《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35条规定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有重大过失实施的八种行为应当承担司法责任,与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8条相比,则删除了原第(八)项规定,即将“矛盾激化,引起涉检信访人多次上访、越级上访的”的规定删除,其余条款内容基本相同,也仅有个别项目表述上的差异。
  与此同时,被确定为改革试点的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责任处理意见,如重庆市于2015年12月出台了《重庆市检察机关司法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其中第6条和第7条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34条和第35条保持了一致。上海市于2015年12月也出台了《上海检察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工作细则(试行)》,其第十七章第90条、第91条对检察人员出于故意和重大过失应承担责任的行为方式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34条和第35条保持了一致。
  客观而言,上述文件中对检察人员需要追究责任规定的详细列举情形都是合理的,比如出于故意“包庇、放纵被举报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以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或者出于重大过失,怠于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出现重大错误,或者案件被错误处理的”,“涉案人员自杀、自伤、行凶的”等情形确实属于追责情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务上都不存在异议,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既为检察人员提供了行为指导,也为追究检察人员司法责任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参照标准。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于:对检察人员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追究范围上都有一个兜底条款,在故意方面增加的是“其他违反诉讼程序或者司法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或者恶劣影响的”,在重大过失方面增加的是“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这种兜底条款的存在可能会造成检察人员的办案恐惧,“严重后果”“恶劣影响”这些用词都存在含义的模糊性,而且“严重后果”“恶劣影响”的发生也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检察人员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某一程序可能只是“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一个诱因,但不排除会被认定为需要追究司法责任,从而出现检察人员行为和责任的不对等的问题。
  2.对司法责任免责范围的制度梳理及简要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4条对检察官的职业保护做了原则规定,分为“依法独立履职”和“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两个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已失效)9条规定的较为细化,其规定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使案件认定发生变化的,不追究检察官责任:“(一)法律、政策发生变化的;(二)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对事实的性质、适用法律认识、理解不一致的;(三)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使案件事实认定出现偏差的;(四)检察官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五)经其他有关部门协调、决定的案件;(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检察官责任的”,并在第10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检察官不具有本条例列举6、78条规定之一的,不追究个人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对检察人员免责范围规定也非常原则化,其13条规定“执法办案活动中虽有错误发生,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检察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一)检察人员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二)有关法律、纪律规定免予追究或者不予追究的”。该《条例》与《检察人员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相比,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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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55.
  {2}莫丽华.美国检察官豁免制度与启示[J].人民检察,2016(1):70-73.
  {3}刘春雷,杨凯.错案认定标准及责任承担方式应予完善[J].人民检察,2016(6):68-70.
  {4}陈瑞华.遵循司法规律推进检察制度改革[J].人民检察:2014(22):50.
  {5}龙宗智.论检察[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361.
  {6}胡岩.论司法错误与司法责任——兼论“错案追究制”的正当性[J].法律适用,2011(3):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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