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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
2008年刑法学研究热点问题回顾
【英文标题】 Review of Focal Issues in Criminal Jurisprudence Studies in 2008
【作者】 左袖阳【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08年
【期号】 6【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0825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年初以来学术交流活动频繁举行,学术成果纷呈。整体来看,对学科基础理论在固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对学科前沿问题则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探讨。
  自中央2006年提出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以来,刑法理论界对这一政策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研究。2008年以来,不少学者撰文发表对这一刑事政策的观点。从刑事政策变迁的角度,有的学者认为宽严相济是我党明确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各种语境下如何使用,其具体内容如何,在实际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前宽严相济的要点在于现阶段实行的刑事司法政策要努力实现刑罚宽缓的这一面,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转变是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盛世气象的反映。有的学者认为「严打」刑事政策导致中国现行刑法刑种设置出现诸多弊端。中国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变迁,证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构和谐社会的理性抉择。中国刑种的改革及完善方向应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导向:应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增加终身监禁的无期徒刑;调整有期徒刑的刑期;增加保安处分并易管制刑于其中;进一步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增设罚金刑易科制度;丰富资格刑的内容。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还是基本刑事司法政策,有的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只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而应该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宽严相济的时代意义在于以宽济严。要实现以宽济严,应做到观念现行、执法跟上、立法突破。有的学者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但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主要是通过刑事司法来落实、体现和贯彻的。因此,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并无不当。对检察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认为:应当摒弃刑罚报复的传统刑罚目的论思想,贯彻「宽」的政策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不可超越刑事法律的界限,完善不予起诉或者不予逮捕案件的立法。有的学者认为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之间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但刑事政策本身并不是刑法解释的原则。作为中国刑事法治中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原则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从刑法解释的目标看,刑法解释究竟是在何种层次和语境下解释及阐明刑法条文的含义,应由解释主体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要义来确定。
  犯罪论体系是刑法学研究中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关国外和中国传统犯罪论体系的研究不断开展着。有学者认为犯罪论体系应当遵循安全性、可操作性两个价值前提,中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一次性评价体系设计,出罪通道的不畅通,导致刑法运行安全方面的保障欠缺;将一个总体的犯罪评价对象即犯罪行为,拆分为四个方面的理论体系思路,难以符合人的一般思维习惯;具有可操作性方面的问题。所以通论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不具有选择的合理性。同样围绕着中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的操作过程特点,有学者认为在立法层面,犯罪构成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司法层面,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司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层面,中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也应是价值判断,而并不是有些学者所称的形式的、事实判断。
  作为规范责任论的核心理论,期待可能性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由于中国责任构造的不健全,有学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概括起来就是本体论上的相对认识自由,认识论上实体理性对形式理性的补充,价值论上的人道主义,与中国价值观念相吻合。应当将期待可能性理论纳入到中国刑事责任论中,作为责任的例外因素,然后将其渗透到刑法的有关条文中,并使其充分融合到中国刑法体系当中,发挥其应有的机能。针对现实具体案件处理中期待可能性有被过分扩大运用之危险,有学者认为准确把握期待可能性的科学含义,是以将其作为司法刑法学概念为前提的;否则,只会导致这一概念的滥用。期待可能性是指当行为人实施了具备构成要件(包括责任能力要素)该当性且违法的行为时,于责任性判断阶段所认定的在异常处境下实施该行为而确有责任能力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行为人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对期待可能性判断进行必要的司法控制,应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采取相应的制度性措施。
  刑罚制度也是2008年刑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学者认为当今中国刑罚制度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系统改善。在刑种和刑罚体系方面,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完善或充实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并对刑罚体系和结构作整体调整;在刑罚裁量制度方面,应当将量刑原则明确化,量刑标准具体化,某些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在行刑制度方面,应当确立开放性行刑的理念,并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在刑罚消灭制度方面,应当考虑增补行刑时效和单位犯罪的时效制度,激活赦免制度;在特殊人群的刑罚适用方面,应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予以全面的宽缓和有针对性的改革,并对老年犯罪人贯彻刑罚适用的宽恤。有的学者从具体刑罚制度入手,认为罚金刑涉及罪名的增多和罪名的分布情况,必然导致总体的司法适用几率增高。但罚金刑本身的特性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性经济差异以及犯罪人自身的经济状况等因素,导致罚金刑判决后执行的困难或不能。在这种背景下应该冷静思考罚金刑易科自由刑的立法建议,避免盲目性,同时建议两种立法模式:弃罚金刑易科制度而单独设置行刑时效制度或者并行设置行刑时效制度和罚金刑易科制度。
  出于对现有死刑制度弊端的考虑,死刑问题一直被国内学者热烈讨论着,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持久的学术流。不少学者从死刑替代措施的角度对死刑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有学者认为死刑替代措施,是指基于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对于立法上特定性质的犯罪,司法中特殊情况下的罪犯,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代之以其他刑罚处罚方法。死刑替代措施是限制死刑中不可或缺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从完善既有方式、探索新的途径入手,死刑替代措施包括死刑缓期执行;严格的无期徒刑;附赔偿的长期自由刑三种。当前,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刑罚体系作进一步调整、修改、完善,以全面体现死刑替代措施;在司法中,注意发挥死刑替代措施在限制死刑中的作用。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行《刑法》对68种犯罪规定了死刑,主张废除其中的56种犯罪的死刑,保留其中12种犯罪的死刑。在废除56种犯罪的死刑后,除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这两个罪的死刑规定明显不合理,不属于废除死刑后采取替代措施的外,对其他54种废除死刑的犯罪均应以25年不得假释或者减刑后服刑期不得少于25年的无期徒刑作为其替代措施。死刑替代措施在某种意义上是目前对死刑加以限制的重要方法,不过也有的学者对死刑替代措施可能会产生的弊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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