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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论一般人格权的立法模式
【副标题】 以德国与瑞士立法例之对比考察为中心
【英文标题】 The Pattern of Legislation for General Personal Rights
【作者】 曹险峰【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法学院
【分类】 人身权【中文关键词】 一般人格权;人格;立法模式
【英文关键词】 general personal rights;personality;pattern of legislation
【文章编码】 1003—4781(2006)03—0142—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141
【摘要】

一般人格权制度的产生及其模式是与民法典尤其是人格权法的立法模式息息相关的,因此,受限于不同制度背景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着眼,将一般人格权的内涵予以明确规定,才是我国民法典的最优选择。

【英文摘要】

The raise and pattern of personal righ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gislation pattern of civil code, especially the law of personal rights. Therefo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ystem of personal rights must reflect different societal background.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it is advisable to make specific provisions on the connotation of personal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210    
  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虽然国内学术界对一般人格权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但在一般人格权制度的生成机制与背景等方面尚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与可能。本文希望通过对德国民法与瑞士民法中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比较,寻求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一般人格权的立法模式。
  一、参照:一般人格权的生成机制与两种立法模式
  一般人格权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有的条件。大体来看,条件有二:其一,人们已意识到人格权是一个不可被穷尽列举的权利;其二,民法的立法格局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自身尊严性存在予以尊重的要求。就第一个条件来看,近代以前的民法虽然也有对生命、身体、健康、贞操等保护的规定,但其主要局限于对人“生存性要素”的关注,在主体、内容、理念等方面根本与近现代民法不可同日而语,单纯的列举式规定即为己足。没有对人的“内视”,此时人格权的概念也无从产生。在此情况下,作为对人格权进行整体精神把握和弥补具体人格权规定不足的一般人格权制度没有产生的可能与必要。就第二个条件来讲,虽然随着民法的发展,近代民法对人自身尊严性存在的要求有所重视,但尚未达到一定高度,囿于固有的立法格局,也无法产生一般人格权制度。著名的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并未规定人格权,并未在法典中体现出对人伦理性存在的“内视”关注,因之,作为总括人格利益的集合体的“一般人格权”概念在理论上无从产生。同时,因作为“人格权”保护重要工具的侵权行为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其立法格局根本不能容纳“一般人格权”。继之的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虽然将“人格”代之以“权利能力”,并规定了诸如姓名权以及对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信用与贞操的保护,但对一般人格权也并未加以承认。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率先冲破了这种窠臼,开始在立法中关注对“人格权”的保护,首次在立法中确立了一般人格权。{1}(P4)而德国于二战以后,对《德国民法典》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权利”做合宪解释,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一般人格权制度。
  《瑞士民法典》的起草人欧根.胡贝尔等人在法典的草案中就曾经写道:“凡人格受到不法侵害者,得请求除去妨害并赔偿损害,又得依情形,请求一定金额之金钱给付,以作补偿。”{2}(P366)法典单独设立了“人格的保护”一部分,其核心条款是:“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为了寻求保护,可以向法官起诉任何加害人”(第28条第1项)。这种崭新的立法体例呈现出对“一般人格权”概念承认的法律事实,为人格权的全面保护提供了原则性的规定。更重要的是,瑞士民法不只在总则中对一些具体人格权略加规定,而是单设一部分并称为“人格的保护”,从而成为第一部确认一般人格权制度的法律。其立法旨趣就在于“承认'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对人格权(关系)的保护树立原则性规定”。{3}(P38)
  尽管《瑞士民法典》最初体认了一般人格权在立法上的重要地位,然而这种立法模式并未因此而大范围的为各国立法所采纳。因此对于一般人格权的历史演进而言,这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其概括性是显而易见的,距离一般人格权理论和立法实践,乃至司法实践的成熟与完善仍然有着漫漫长路。一般人格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主要是由德国法通过一系列判例来完成的。
  二战以后,饱受纳粹侵害之苦的德国人首先开始意识到人格权保护的意义,遂逐渐对其加以重视。{4}(P23)事实上,自二战之后,人对于权利意识开始深度觉醒,并且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人权运动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科学的发达,人格遭受侵害的可能性也大大加强了,而民法典中人格权条款的缺失与侵权行为法列举式规定所导致的封闭性也日显其弊,因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界都萌生了对一般人格权加以确认的要求。1954年,“出于一个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契机,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一般人格权”,{5}(P805)这就是非常著名的“读者投书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援引了德国《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和第2条发展人格的规定,将一般人格权称之为“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作为被现行法合理承认了的,并将之等同于第823条第1款所指的'其他权利',从而填补了重大的空白。”{6}(P171)这一判例在法律后果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大。{5}(P806)经由“骑士案”[1]、“人参案”[2]、“索拉雅案(伊朗废后案)”[3],以及其后德国各级法院数以千计的有关一般人格权的裁判,该理论日渐成熟。德国法院在每一个裁判中都必须反复探求,如何在个案中更精确地确定“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以及如何划清其与同样值得保护的获取信息和言论自由之间的界限。德国法中的“一般人格权”,是依据于德国基本法“人格尊严”与“人格发展”之保护的规定,并以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所称的“其他权利”为载体而创建的“框架式的权利”。“在'一般人格权'的构造中,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可以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德国基本法,充当了应予保护的权利的'发生器',而'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则充当将宪法应予保护的价值,转变为民事权利的'转换器'。”{7}虽然德国法院直接援引基本法而创设出一般人格权的做法受到一部分学者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超越了法院的职权,宪法具有私法效力,加剧了法律的不确定性,{8}(P46)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坚持承认一般人格权,德国联邦法院的态度也一直没有动摇过。
  二、对比:两种立法模式的差异
  按国内学术界通常的观点,《瑞士民法典》第28条第1项表明了瑞士民法典开创了“一般人格权”的先河。[4]同时,德国民法学说与司法实践已经毫无疑义地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因此,有些人可能会当然的认为两个法典中的“一般人格权”涵义都是相同的,这实质是望文生义的武断看法。其实,瑞士法是否承认“一般人格权”都是一个问题。[5]但考虑这种用法已经由来已久,因此,本文以瑞士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称呼以示两者的区别。两者存在诸多不同。下文分析之:
  第一,解决途径(立足点)不同。《瑞士民法典》在其“人法”编“自然人”一章规定了“人格的保护”,其核心条款是:“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为了寻求保护,可以向法官起诉任何加害人”(第28条第1项)。该条被视为瑞士民法规定一般人格权的最重要的证据。可见,瑞士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体现的是对“人格”一个重要方面的理解,体现的是对“人格”一个重要方面的保护;它是从人作为伦理性存在的本质所应享有“人格(的尊重)”的角度的一种理解,是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对人保护”的角度的理解,它较好地体现了人格内涵的完整性。与此不同,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在民事主体法部分毫无体现,它是从对人保护的角度而非正面规范的角度,是在作为人格保护工具的侵权行为法领域、以宪法为基准通过对侵权行为客体的解释而被创造出来的。勿庸置疑,一个是正面确证,一个是“反面”保护,两者考量点是不同的,并且这种不同也与两国民法对“人(格)”的态度息息相关。
  第二,依据(理论支点)不同。瑞士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人格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于“自然人”一章的“人格法”之中。所以,尽管瑞士民法没有明确人格的内涵,但瑞士民法第28条关于“人格权”总括性的规定无疑指明了对其进行保护的理论基础与保护的途径。由之,一般人格权的存在基础便可于民法中寻求,而不用通过宪法来加以解释。与此不同,德国民法上人格内涵的不完整性导致了一般人格权无法从民法中汲取理论营养,德国民法的格局也限制了民法依靠自我逻辑创造出一般人格权制度。因此,德国民法不得不寻求另外的途径来达到对“人格权”进行全面保护的目的———该种途径就是以宪法的私法效力给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创制提供理论支点,民法第823条第1款的“其他权利”的概括性同时又为其提供了介入途径。

菊花碎了一地


  第三,适用范围不同。作为瑞士民法典第28条第1项规定的专用于人格之保护的“一般人格权”,在总体上是对自然人人格的一般性与概括性的规定,其构成对人的伦理性价值予以确证与保护的总的渊源。同时,《瑞士债法典》第二节“侵权之债”中第41条规定了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在对一般人格权进行保护时,瑞士民法的侵权行为法适用范围不是列举式,而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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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施启扬.关于侵害人格权时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修正意见(J).法学丛刊.1978,(88).

{4}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M).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马俊驹等.关于人格、人格权问题的讨论(EB/OL).http://www.civil law.com.cn,2005—7—8.

{8}王泽鉴.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A).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C).北京:5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9}张新宝.人格权法的内部体系(J).法学论坛.2003,(6).

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10}(德)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论从非道德行为到侵权行为的转变(A).邵建东,常青,虞蓉,邹海蓉译.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23卷)(C).香港: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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