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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合同当事人的同语异义及其法律后果
【作者】 郭蔚【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分类】 合同法【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16【页码】 7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985    
  通常认为,当事人赋予合同用语的含义,一般与合同用语的通常含义相一致。[1]不过,不可否认,语言通常有数个含义,即使在字典里也是如此。[2]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虽然使用了同样的用语,但可能对该用语赋予了不同的内在意思。本文将当事人对同一用语赋予不同含义的现象称为“同语异义”,拟对此现象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导致的不同法律后果。
  合同的订立有赖于当事人合意的达成,[3]但通过什么来判断当事人对此有合意呢?有观点认为,对此依赖的不是双方就同一意图达成一致,而是依赖双方当事人外在表示的一致——不是基于当事人意指同样的事情,而是基于他们说了同样的事情。[4]如果当事人采用了同样的用语,而意欲表达不同的意思,或该用语没有表达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在此情况下,合同真的能够成立吗?笔者认为,鉴于意思表示以意思自治为基础,[5]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从是否存在当事人合意予以判断。同语异义导致的法律后果有二——因当事人达成合意而使合同有效成立和因不存在当事人合意而使合同不成立。
  一、同语异义不影响当事人达成合意——存在与解释一致的有效合同
  (一)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视为双方实际达成的合意
  如果当事人赋予合同用语以不同的意思,而一方知道或有理由知道对方的不同意思,但对方不知道或没有理由知道该方的意思,对合同用语进行解释时则应依对方的意思。[6]此时,对方的意思即被视为双方对合同用语达成的合意,合同因合意的存在而有效成立。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二,一是一方明知或应知对方的意思而对方不知道该方的意思;二是尽量促成而非否定合同的存在。当事人赋予合同用语以不同含义时,不能轻易认为不存在共同合意导致合同不成立。如果一方当事人所理解的含义在当时情形下较为合理,则当事人双方均应受该合理含义的约束。[7]
  解释合同用语不能单单考虑文书是否含有表面简单的含义,不囿于当事人口头说明的实际意图,而是基于周围整体情况,综合考虑全部证据,由此判定当事人的实际意图,并应考虑当事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的意图,这是解决此类案件的关键。如果当事人就鲜冻鸡订立了买卖合同,但买方意指仔鸡,卖方指的却是老鸡,后因此诉至法院,法院应如何认定?对于此类情形,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来看,没有规定合同解释可否采取一方当事人的意思;合同法司法解释也没有对此予以补充。在现行法框架下,类似案件有两个可能的解决途径。一是将其视为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形,则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进行处理。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也有不便之处。首先需将该类情形视为约定不明;其次,若当事人无法达成补充协议,适用法律规定可能并不合乎当事人的实际意图。二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重大误解予以处理,但这也有问题。一来因为误解方知道或应知对方的意思;二来这样做对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没有平等保护,对于不知情的当事人不公平。
  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乏按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解释合同用语的情形,例如对于欠条中写的“还欠款4000元”的含义有争议,一方主张其意思是指已经清偿了4000元,另一方主张是还下欠4000元。法院认为应根据书写习惯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对欠条内容进行合理解释。鉴于“还欠款”的写法不符合通常的书写习惯,因此应视为清偿了4000元。[8]由此可以看出,面对当事人对同样的合同用语有分歧的案件,法院已经开始采取一方当事人的解释,将该法当事人的意思视为实际达成的意思。
  (二)双方当事人的真意视为达成的合意
  如果当事人一致同意,采用某词语表达的意思和字面本身具有的含义不同,他们就用语所代表的意思而非用语表面意思达成合意,该合意是否被法院认可,是当事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在严格采取书面文本含义的原则下,法院不允许当事人证明其约定的意思不是文书用语载明的含义。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欲证明,其私人习惯使得他们赋予所使用的语言与其通常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法院对此类证据不予认可。合同当事人采用的用语的含义,应是在当时语境下的通常含义,不应当是使用该用语的人所认为的意思。例如若 A、B订立了买卖合同,口头约定用“卖”表示“买”,用“买”表示“卖”。若合同文本完全整合,则适用普通含义规则,任何一方均不允许证明用“卖”表示“买”,用“买”表示“卖”。[9]
  经过发展,现今的观点和实践是当事人的真意被尊重。就双方当事人而言,法院允许其用同一用语表达与该用语通常含义不一致的意思。这是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应被尊重的理念,所以当事人对此负有证明义务。如果当事人对合同条款赋予相同的意思,应采信该意思。即使用语有歧义,有时当事人已经赋予合同用语以特定含义,该含义与合同条款用语的文义虽不符合,也应予尊重。例如,当事人商定买卖鲸肉,但合同书中写的却是鲨鱼肉,卖方实际交付的也是鲨鱼肉而非鲸肉,只要买方能够证明其实际的意图是鲸肉,则法院会判定当事人达成的是鲸肉买卖合同。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采用的用语指称同一事项,法院就可以认为他们就该事项达成了一致,所用语言本身的实际含义在所不问。因为法院愿意执行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意图,即使该意图偏离了用语的清楚或合理的含义。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真实意图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合同用语与真实含义不同时,法院仍依当事人实际合意而不认可合同用语。比如,对于明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即使合同书载明双方达成了联营关系,仍会被法院认定其真实意图为借贷,故双方不存在联营合同,仅存在借贷合同。[10]依据该真实意图,决定所成立合同的性质并进一步判断合同的效力。这一做法合乎情理,但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应予协调。因为该条规定,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那么解释方法是否应该有先后顺序呢?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并不能首先按照合同词句予以解释,因为合同词句没有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图。恰当的方式是按照该条规定,依据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
  (三)当事人的解释表明的意图视为达成真意
  经由解释所确定的表示内容的一致,而非内心意思的一致,被视为现代民法上的合意。[11]当事人对合同用语的含义发生争议,通常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甚至在合同部分履行或完全履行之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自己对于存在争议的合同用语的解释也会成为法院判定当事人是否达成一致合意的证据。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杨某某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12]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了备案登记。因房产公司未依约交房,杨某某起诉至法院。房产公司认为双方所签的合同虽名为买卖,但实为借贷关系,并实际支付了一定的利息。广西某中级法院一审确认该买卖合同有效,并判令房产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房产公司申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双方就借贷问题达成了合意,且出借方已经实际将款项交付给借款方,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双方在成立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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