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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银行贷款合同加速到期清偿在破产程序中的效力研究
【作者】 王欣新【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破产法
【中文关键词】 加速到期条款;破产撤销权;银行破产抵销权;借款人银行账户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6
【页码】 112
【摘要】 贷款合同中的加速到期条款是否有效,银行依据加速到期条款扣划借款人银行账户资金的清偿行为是否可依据破产法予以撤销,以及银行对借款人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在破产程序中能否行使抵销权等一系列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笔者认为,银行贷款合同中的加速到期条款应当认定为有效,但是银行据此扣划借款人账户资金的清偿行为,原则上可依据《企业破产法》第32条规定予以撤销。银行对借款人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在破产程序中能否行使抵销权,需根据借款人银行账户的性质区分认定,对企业定期存款账户中的资金可以抵销,对信托保管类账户中的资金禁止抵销,对结算账户中的资金原则上也不允许进行抵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0255    
  
  商业银行在与企业签订贷款合同时,为防范市场风险,保障贷款安全,通常都会在合同中约定还款加速到期条款。当借款人发生合同约定的情况时,如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出现违约行为等,银行可以依据该条款使尚未到期的合同加速到期,从而提前收回贷款。债权的加速到期是合同履行中的常见现象,除可以由合同约定外,还可能因法律规定而成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46条第1款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这便是法定的债权加速到期。
  银行依据加速到期条款提前收回贷款,通常采取直接扣划借款人在该银行账户中资金的方法。当借款人进入破产程序时,便产生了在破产程序启动前对加速到期条款的约定与适用是否有效;银行扣划借款人银行账户资金的行为是否可依据破产法予以撤销;以及银行对借款人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在破产程序中能否行使抵销权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银行对借款人账户中的资金能否行使破产抵销权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假定贷款合同加速到期条款有效,但如果银行不具备从借款人账户中直接划扣款项以获得清偿的特殊行业垄断地位,合同加不加速到期都没有手段直接扣款拿钱,是否加速到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银行虽然能够从借款人账户中直接扣款,但如果依据破产法该扣款清偿行为可以被撤销,则直接扣款式的优先受偿也就没有意义了;如果银行的扣款行为虽然可以被撤销,但银行在破产程序中仍然可以将贷款债权与借款人在该银行的存款进行破产抵销,则撤销又失去实际意义。所以,在这一系列环节中,有无破产抵销权实际决定着所有问题的最终结果。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对这些问题大多没有具体规定,在理论上存在多种观点,实践中也有诸多不同做法,还存在结果截然不同的审判案例。贷款合同加速到期条款的清偿效力在破产程序中如何认定,影响到破产执法的统一和对各方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公平维护,迫切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观点与建议,希望能够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一、银行贷款合同加速到期条款的效力
  有人认为,在破产法的语境下,银行贷款合同加速到期条款与破产法保障所有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基本原则冲突,加速到期条款构成隐蔽的优先权,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正当权益,所以应当认定其无效。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贷款合同的加速到期条款虽属格式条款,但基本上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要其内容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原则上就应当认定为有效,这是与破产法无关的合同法效力认定。虽然加速到期条款的设计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规避借款人的破产风险,规避破产法适用可能造成的损失,但这种当事人的自力救济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加速到期条款作为格式合同条款,其本身的各项具体加速事项内容约定是否公平、合理、合法,与加速到期这一条款类型是否有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加速到期条款的有效,不排除对加速事项的一些具体约定内容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正因为如此,美国破产法对破产约定条款做了一些限制。破产约定条款,是指当事人在合约中所约定的、在一方陷入财务困境、资不抵债或者进行破产程序时,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变更或终止合约,或者加速、变更或终止合约的具体权利与义务的合同条款。美国破产法规定,在破产程序开始后的任何时候,破产债务人的一项合约及其任何权利义务不得仅仅因其存在下列条件的约定而被加速、变更或终止:(A)以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止前的财务状况或丧失清偿能力为条件;(B)以破产程序的开始为条件;或者(C)以破产管理人的任命为条件,或以破产管理人接管为条件或者以破产程序开始前的管理人的任命为条件。因此,有学者总结认为,破产约定条款在美国破产程序中是无效的。[1]
  此外,在肯定加速到期条款有效的前提下,单纯的使合同加速到期或依据加速到期条款请求债务人清偿债务,并不构成清偿上的优先权。所谓优先权,是与其他债权清偿顺序的先后相比较而存在的,而单纯的加速到期并没有构成对其他债权清偿顺位上的优先。真正构成优先权的实际上不是合同是否加速到期,而是银行对企业账户内资金的垄断性控制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优先任意扣款还贷的便利条件,这种超级优先地位是其他债权人所无法享有的。
  针对贷款合同加速到期条款的效力问题,有的地方法院在其内部的操作性指导文件中已作出相应规定。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条指出:“金融借款合同关于贷款人提前收贷有约定的,该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在贷款人主张借款人提前还贷的条件成就时,贷款人据此诉请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的,法院应予支持。该诉请不以解除合同为前提,故贷款人无需主张解除合同诉请。”这一有关加速到期条款效力的解答是正确的,但是它与此后银行扣款清偿行为的效力如何是两回事。承认合同加速到期条款有效,并不排除在破产程序中对依据这一条款所做的清偿行为行使撤销权予以撤销的可能性,合同约定条款的效力与特定清偿行为的效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此外,在法律(包括破产法)上可以撤销的行为,在被撤销之前都是有效的法律行为,也正是因为其仍然维持有效状态所以才需要予以撤销。如果认定加速到期条款无效,则根本不需要也不存在在破产程序中再对之撤销的问题,而应是直接主张合同无效,乃至要求返还财产。所以在主张加速到期条款无效的同时,又主张对依据该条款的清偿行为行使破产撤销权,在法理上是自相矛盾的。
  在这一争议中的实质利益冲突不在于加速到期条款本身的效力,而是依据此条款加速到期以后特定债务清偿行为的效力,即银行强行划转企业存款方式的清偿行为依据《企业破产法》是否可以撤销,以及银行是否能够对企业在银行账户中的资金行使破产抵销权。
  在承认加速到期条款有效的同时,对加速到期条款中约定的具体加速事由也应进行必要的分析。银行利用优势地位所约定的格式条款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加速事由应当予以排除,应适当限缩加速到期条款的适用事由,如许多学者认为不合理的交叉违约条款(即债务人在其他合同中的违约也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违约,可以引发加速到期)等,对加速到期条款也要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的基本原则进行审查评价。此外,合同加速到期的适用事由发生后,银行未按照法定或约定程序(如履行加速到期通知义务等)主张债权加速到期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
  还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在银行贷款合同中约定加速到期条款,并在债务人发生清偿或破产危机时适用,可能会诱发所有交易对象均在合同中约定加速到期条款,由此可能打乱市场交易秩序,并以此为由主张加速到期条款无效。笔者认为,这一主张是不能成立的,而且也实在是有些多虑了。首先,在贷款合同之外,只有那些履行期长的合同如融资租赁合同、不动产租赁合同等才可能有适用加速到期的余地。履行期本身就很短的合同即使约定加速到期,其保障债权的实际意义也不大,还不如直接以主张不安抗辩权等方法解决,即便如房屋租赁合同也可以用提前收取租金押金的方法更为方便的防范风险。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银行在贷款合同加速到期后,可以通过扣划借款人银行存款的方式实现提前收回贷款的目的。在贷款合同中,加速到期并非真正利益所在,仅仅是一项前提性手段,能够借助银行业务上的特殊垄断优势地位实际扣划借款人银行存款收回债权才具有保障意义。而其他债权人即便约定使合同加速到期,但没有办法控制债务人的财产,不能直接扣款或抵销债务,并不能真正起到对债权的保护效果,这也正是实践中加速到期条款除贷款合同等金融合同外并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因。所以以此理由反对银行贷款合同中约定加速到期条款,或者主张认定加速到期条款无效,是不能成立的。
  二、破产案件受理前银行依据加速到期条款扣款清偿行为的效力
  对银行依据加速到期条款从企业银行账户中以扣款方式强行清偿的行为,在效力认定上涉及两个层次问题,第一,这一个别清偿行为是否可以撤销,第二,银行债权是否可以与企业账户的存款进行抵销。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需要区分研究,不可混为一谈,但两者间又有着密切的关联度。银行能够以扣款方式收回贷款债权,是因为其直接控制着借款人尚有资金的账户,这就使银行的扣款清偿行为在破产程序启动后,既构成破产撤销权的审查对象,同时由于其形式上具备抵销的一般性条件,也构成破产抵销权的审查对象。两者在外观构成条件上存在关键点的重合,而在权利行使上则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如前所述,如果确认银行具有破产抵销权,则对其扣款清偿行为的撤销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撤销后银行还可以再通过破产抵销的方式获得同样的清偿。
  在本部分中只讨论第一个问题,破产案件受理前银行依据加速到期条款从借款人账户中扣款清偿的行为,是否构成破产法上的可撤销行为,即偏袒性清偿行为。由于已经认定加速到期条款原则上有效,所以此时银行的扣款清偿行为属于对到期债务的清偿,能否撤销要根据《企业破产法》32条规定认定,而不能依据第31条规定的“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来认定。
  我国企业破产法对破产撤销权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对破产撤销权的行使要件、行使对象、行使方式等都作了规定。但是,无论是从规范分析还是从实务操作的角度看,破产撤销权制度运作中都存在许多较为复杂的理论和司法难题。[2]以对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为例。《企业破产法》3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下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6条规定:“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以下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32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的;(二)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的;(三)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从立法的角度看,《企业破产法》32条规定想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纠正具有主观恶意的偏袒性个别清偿行为;其二,纠正客观上不当减少债务人财产的个别清偿行为;在对法律的理解与执行上忽视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妥的。
  在对上述法律规定理解时需注意:破产撤销权的行使是否需要考虑主观构成要件?撤销权的主观构成要件,是指债务人(破产人)、交易相对人以及转得人行为时具有的主观意思状态对撤销权的构成有无影响。撤销权的行使涉及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适当维护。古罗马法曾将可撤销行为分为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对无偿行为的撤销不必考虑主观因素,对有偿行为则以债务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和受益人明知欺诈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但在14世纪以后,意大利沿海城市的立法中开始出现完全不考虑债务人主观要件的撤销权。目前,对可撤销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否包含当事人主观上的恶意,各国立法规定不一。[3]就我国企业破产立法而言,仅从目前法律规定的文义上看,立法对是否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判断基点,不包括当事人的主观因素,而是各种客观因素,如个别清偿行为发生在“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即发生破产原因,尤其是个别清偿行为是否使债务人财产受益。这就使对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原则上与债务人、债权人或第三人的主观状况无关,无论其为善意或恶意,均不影响撤销权的构成。立法如此规定除体现出利益保护上的倾向外,也存在司法裁判的实际需要。因当事人的善意或恶意作为主观因素往往是难以举证证明的,所以认定个别清偿行为是否应予撤销的标准原则上是以客观结果认定,而不再考虑动机、过错或善恶意方面的因素。个别清偿可撤销行为中唯一要求以当事人的恶意为构成要素的,是《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5条规定:“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32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这主要是考虑对依据具有执行效力法律文书所作的清偿行为的撤销,需要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在此条规定中不仅将恶意作为构成要件,而且将恶意的形式限于“串通”,单方的恶意尚不在此范围内。据此规定,对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的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可以直接依据《企业破产法》32条规定请求撤销,而不需要通过再审程序纠正。此外,按照此条规定不能对之直接行使撤销权的行为,管理人认为确有错误的,仍可以通过再审程序请求改判,并对涉及的财产执行回转,以常规程序获得救济。根据上述法律的文字规定,对到期债务清偿行为的效力,以撤销为原则,以承认为例外。银行适用加速到期条款扣款获得清偿的行为,显然不能使债务人财产受益,所以一般而言应属于可撤销行为。银行如想适用加速到期条款获得个别清偿,而又不会在破产程序中被撤销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执行等司法程序受偿。
  法律规定从文义角度原则上排除了可撤销行为的主观因素构成要件,但对法律的研究却不应仅停留在解释学的层面,如果从法理或曰合理的角度探讨,笔者认为,对个别清偿行为行使破产撤销权,还是应适当考虑主观因素的。破产撤销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债务人在破产危机期间的破产欺诈行为及对个别债权人的偏袒性清偿行为,这些行为大多数是具有恶意构成要素,或是可以推定为具有恶意的。仅从概念上看,破产欺诈行为自然是具有主观恶意构成的,而偏袒性清偿行为,其概念本身也包含有对违法行为人主观因素的一定考量,否则也不足以认定偏袒之性质。所以,《企业破产法》(尤其是31条规定)并非完全没有考虑主观因素问题,而是将各项具体行为以及行为发生时间放在破产语境下评价,并以此作为认定或推定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意的标准,确定可撤销行为的范围。需注意的是,一些在债务人具有清偿能力情况下本不具有恶意的行为,如对未到期债务的提前清偿、放弃债权等,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就具有了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恶意构成。所以,我们不能仅以民法、合同法中的恶意标准或可撤销行为范围来评价破产语境下的清偿行为。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企业破产法》32条规定的可撤销行为是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其性质与第31条中规定的破产欺诈行为及偏袒性清偿行为有重大不同。对到期债务的清偿通常被认为是履行法定义务的正常行为,尽管在法定义务的履行中也可能存在对个别债权人的偏袒性清偿行为,所以,对此类行为的调整原则应当与第31条规定的行为有所区别。笔者认为,从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保障债权清偿安全、保护更大社会利益的角度考虑,在破产程序中,对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应当以承认其效力为一般原则,以撤销其效力为例外,即仅撤销那些可能具有偏袒性恶意的清偿行为,如债务人对其亲属、关联人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等的个别清偿。由于对此类偏袒性清偿行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在举证上存在较大的实际困难,可以考虑采取推定恶意、举证责任倒置等方法解决,依据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外观推定或认定恶意并加以撤销。希望以后在《企业破产法》修订时,能够对此问题予以更为公平、合理的解决。不过解释并执行法律与评价法律的立法得失是两回事,评价立法得失原则上不应当影响到法律的实施,所以在立法修改前,我们还是要按照现行的前述立法规定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
  回到对现行立法的理解与执行,需强调指出的另一点是:对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与清偿行为是否为债务人主动作出无关。有的人认为,《企业破产法》32条规定仅适用于债务人主动清偿债务的情况,不适用于债权人主动以扣款、抵销、和解等方式实现债权的情况[4]。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这种过于狭义的理解,会变相鼓励债务人恶意规避法律、串通债权人利用上述方式抢先清偿,会危及到破产撤销权立法目的的实现。对这一问题破产法司法解释其实是有处理原则规定的,如前述《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15条规定,肯定了债权人经过诉讼、仲裁、执行程序的个别清偿,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也是可以撤销的,而这些个别清偿显然是由债权人主动采取措施实现的,且是借助司法手段实现的,而非债务人的主动清偿。所以,举重以明轻,债权人尤其是银行的主动强制划款清偿行为,更不应影响对破产法这一规定的适用。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本应包括扣款、抵销等多种形式的清偿。
  现行破产立法规定,判定个别清偿行为是否可以撤销的关键,是债务人财产是否受益,或者反向讲就是债务人财产是否减少受损,是否对其他债权人的清偿利益造成损害,客观上是否有违破产法公平清偿的基本原则。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判断债务人财产是否受益的标准应当是综合性利益标准,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只以债务人财产的数额是增加还是减少作为唯一指标。即使有的个别清偿行为使债务人的财产数额在客观上减少或未能受益,只要能够使债务人在改善经营状况、维系生产需要、获取信用支持等方面得到更大利益,在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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