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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我国反垄断立法思考
【英文标题】 A Reflection On Anti—monopoly Legislation in China
【作者】 韩从容【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
【中文关键词】 结构规制 行为规制 适用除外 域外效力 效果原则
【英文关键词】 system regulation,behavior regulation,exceptional clauses,external effect,effect doctrine.
【文章编码】 1008—3455(2000)6—0054—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6
【页码】 54
【摘要】 本文就反垄断法的规制模式的选择、适用除外制度以及域外效力的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国外的最新经济形势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相关见解。旨在为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工作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英文摘要】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nti—monopoly legal system,its exceptional clauses and external effect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and then makes seine suggestions about these issu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2227    
  在市场经济的国度,反垄断法一直被视为经济宪法、自由企业的大宪章。早在1890年,美国参议员谢尔曼就曾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作为政治权力的皇帝,我们也不能忍受统治我们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皇帝。我们不能屈服于一个皇帝,我们也不能屈服于以势力阻碍和固定各种商品价格的贸易大亨。”{1}由此向世人昭示了其坚定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意识,也体现了他们捍卫自由竞争秩序的决心和渴求……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肢解微软”的序幕微微拉开。世界反垄断领域再度掀起了悍然大波。上个世纪的经济法律规则面临新经济结构的冲击,是否会“声色俱变”呢?尤为紧迫的是,在全世界反垄断行动如火如荼的今天,我国还能坐视着这一法律空白而悠然自得吗?更何况当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大行其道,反垄断法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工业的一张“王牌”,我们该如何去运作我们手中的这张牌,已成为当前我国反垄断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下,我谈谈自己对于反垄断立法的几点关注和不成熟的思考:
  一、新经济对反垄断法规制模式的选择
  反垄断立法规制模式林林总总,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即结构规制和行为规制。结构规制是指市场结构应保持在有效竞争的范围。垄断状态若超出了理想的结构标准,即为违法,就要予以限制或禁止。其中,结构标准作为其垄断状态的量化尺度,会因国情差异而大相径庭。例如:美国反垄断法就规定:“只要企业的市场份额超过70%,该企业就会判定具有垄断性的市场支配力:如果企业的市场份额小于50%,就不具有这种支配力。在市场份额居于50%—70%之间的情况下,除了市场份额,还须提供有无替代产品、有多少潜在竞争者等等的更多证据。”{2}而在日本则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0亿日元,那么它就有可能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相反规模小于500亿日元的企业,即使拥有较高的市场结构,具有较大的市场弊害,也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由此可见,垄断状态的量化标准是受各国的市场结构、企业规模、文化背景以及历史遗留、风俗习惯的影响而纷繁复杂的。
  与此相对应的行为规制模式,则是以行为是否构成垄断、限制竞争为规制对象,它并不着眼于企业或集团的规模集中程度,它所关注的只是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否滥用其支配力的行为。比如: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否凭借市场支配地位低价买入、高价销出,以此来获取超额利润。它是针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进行规范和处理的。这样的立法操作性很强,具有很高实践价值。
  从反垄断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反垄断法适用之初,美国《谢尔曼法》第2条是结构规制模式的先驱。当时,结构规制模式曾被做为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尚方宝剑”,使众多大企业纷纷望而却步。例如,1911年美国法院曾认定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石油市场,并责令其拆分为34家炼油及运油公司,至今尚存的公司只有埃克森和美孚等。1911年美国法院曾认定美国烟草公司垄断市场,并责令其拆分为16家公司。1983年,美国法院又认定电信业巨头美国电话电报(AT&T)公司垄断长途电话服务,并责令其拆分为1家长途电话公司及7家当地区域性电话公司。这一切“杀手锏”都曾让各大企业败下阵来,从此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今世事变迁,单纯地凭借企业的结构或规模大小来判断其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是和现在各企业所追求的“规模经济”背道而驰的。法律和经济的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结构规制存与废的抉择。
  在经济学理论界,倡导结构规制的哈佛学派在与倡导行为规制的芝加哥学派的激烈交锋中,渐处下风。芝加哥学派一方面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作为反垄断法的根本目的,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其对于哈佛学派关于“维护竞争的市场结构有时同规模经济会发生矛盾,会限制规模经济的发展”的理论抨击,更是顺应了当时企业通过壮大规模,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趋势,而获得了生机。
  在实践中,美国的结构规制已慢慢融入行为规制,日本一直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英国则始终陷在立法与司法相悖的怪圈之中不能自拔。{3}以微软垄断案为例:其占据的市场份额已是全球市场的95%,就微软的规模、市场份额及利润来看,微软的垄断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真正导致其肢解的原因不是其规模的巨大,而是其滥用市场优势行使了限制竞争的行为。因为软件产品具有极强的“套装性”,用户极易被抢先占领市场的企业所“锁定”,微软正是利用这一点,把新老产品捆绑销售,这样势必会极大抬高其它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这是对垄断地位的滥用,明显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可见,行为规制模式对结构规制模式的替代已成为当今各国反垄断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主流,正如金泽良雄所指出的:“结构主义垄断控制制度已成为立法上的‘装饰品”’。
  尤其是在现在,世界经济已由工业经济时代步入了网络经济时代,在这样的新经济时代,“让大者更大”已经成为所有大企业的共同追求。同时,自我壮大也是企业这种经济组织的内在要求。AOL购并时代华纳;3月13日,通用汽车与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通过互换股权方式,组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联合体;3月20日,欧洲的巴黎证交所、布鲁塞尔证交所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公开宣布,他们将合并成欧洲第二大证交所……很显然,从银行业到广告业,从电信业到网络业,“如何将自己的蛋糕做大”才是共同的目标。尤其在信息产业,业主所遵循的是“赢者通吃”的法则,如果依然固守着结构规制这块“宝地”,无异于用工业时代的缰绳,去套度网络时代的企业,其结果只会得不偿失。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尽管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但新经济的趋势仍旧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击着我国经济的各个角落。选择适当的反垄断立法模式不仅是维护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的需要,更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恰当保护本国经济的有力措施。面对外国企业的雄厚经济实力,我国选择了发展规模经济,鼓励企业联合兼并,组建企业集团的道路。诚然,规模经济所导致的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有可能成为垄断的温床。但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规模经济也有其合理性。规模经济使得大企业能够有效利用资源,能够更好地组织协作,从而提高竞争力,进而获取规模效益。所以,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鲁莽地选择结构标准作为垄断的量化标准,毕竟规模经济的良性运作并不是垄断本身。因此,我国的反垄断立法选择行为规制模式一来是保护我国民族工业,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顺应世界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的必由之路。
  二、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
  所谓适用除外,又称反垄断法上的豁免行为。是指反垄断法本应予以限制和禁止,但根据法律认可或依法定程序认可而合法进行的行为。{4}这一论证来源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因为在某些领域实行一定程度的垄断比自由竞争对国民经济和公共利益更有利。正如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指出的:“竞争虽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但有些市场其特殊的条件,优化资源的配置只有在限制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作实现合理化就比自由竞争更可取。”{5}比如: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公用事业企业由于其行业具有投资大,利益回收周期长的特点且其服务主要通过固定的管道和线路对广大市民服务。如果放任其自由竞争,不但会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还会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安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这也证实了经济学的又一观点:完全自由的竞争是不可能的,同时适当地限制竞争也是必要的。
  同时,反垄断法利用其适用除外的规定在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的天空下,为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保留了一块天地,充分体现了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法律思想和以抽象的整体经济需要和社会整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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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晓晔.《竞争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77.
{2}扬紫煊.《经济法》(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0.
{3}陈爱斌.《结构与行为》(C).经济法论从.460
{4}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 社科出版社1999.229.
{5}王晓晔《德国竞争法中的卡特尔制度》(M).法学家1995 4
{6}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69.
{7}曹士兵.《反垄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3
{8}王晓晔.《竞争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77.
{9}刘大洪.《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新视野》(M).中国法学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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