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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着当今国际法的发展
【副标题】 兼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地位和作用
【英文标题】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Pushe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International Law
【英文副标题】 A Discussion of the Status and Functions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作者】 王成兰 王玫黎【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国际公法
【中文关键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基本原则 国际法 国际关系
【英文关键词】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basic principles,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文章编码】 1008—3455(2000)2—0032—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2
【页码】 32
【摘要】

尽管国际关系经历各种风云变幻,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构成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1}而且为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当代国际法的基础。

【英文摘要】

Althoug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ence has stood the serious ordeal and shows its great vitality.It not only construct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thus becoming the base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2167    
  邓小平提出:当前世界上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党的十五大也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主流。虽然世界仍有不安全的因素,但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同时随着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迫切的任务。在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国家之间相处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具有这样的功效,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顺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这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它必将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理论中,没有什么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提并论了,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也没有什么能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样兼具科学和时代特点的原则了。它的创立,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推进了国际法的向前发展。
  一、时代造就了一个新原则的产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和产物。早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和禁锢,相继提出了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一系列符合广大人民的民主进步原则,这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93年法国《人权宣言》中都得到体现。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就开始限制其提出的民主进步原则,特别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这些民主进步原则完全被抛弃了,代之以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和对外侵略的政策,由些而来的必然是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整个世界而互相倾轧,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
  在我国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是复杂的国际局势。一方面中国同当时刚刚建立的一大批独立国家一样,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它们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维护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成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发展民族经济,他们在相互关系中都有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侵犯,以平等地位开展经济合作的共同要求;同时,战后随着老牌帝国主义的衰落,新的超级大国走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开始形成新的两极对峙。对于一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建立,他们并不甘心,而疯狂地采取经济压迫、军事威胁、政论讹诈甚至直接入侵等一切手段,直接威胁着许多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广大人民渴望着一种新型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基于这种要求而产生了。它是中国、印度这两个刚独立的国家于1953年—1954年就中国西藏关系问题上谈判时,由我国首先提出的,最早体现在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该序言所列举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1954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这五项原则,并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同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6月29日,中缅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再度确认了这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外交工作报告中,第一次称这些原则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处理同世界各国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中印协定缔结之后立即获得巨大的声誉。它们被规定在许多双边和多边的条约和协定以及其他国际法律文件之中,包括政府声明和国际组织决议,并出现在许多记者招待会、政治家的演讲中,等等。据统计,从1954年开始到现在,这类文件可能已达到200件。可以肯定地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各大洲许多国家所接受。{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具有普遍意义。《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多边性的国际公约,又是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它所确立的一些原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论从文字到内容上都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如宪章的第2条第一款体现了国家主权原则,第二条第4款体现了互不侵犯及领土完整原则,第2条第7款体现了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第1条和第2条也体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一致性,从而使它能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反复出现在一些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中。1955年的亚非会议是五项原则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原则”,其中前六项原则无论是在措辞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与五项原则相一致,可以说,亚非会议对五项原则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巨大作用。{3}在1957年第十二届联大上,通过了写有五项原则基本内容的《各国和平和睦邻关系》的决议,五项原则第一次以联大决议的形式得到国际范围的确认。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列举的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1974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前五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论在语法上,还是在措辞上都更接近了。在多边条约方面,196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有25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不结盟会议,其宣言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代替“冷战”和避免发生全面核战争的唯一途径。1962年7月23日,有11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承认并尊重老挝中立,宣言第一条规定,老挝“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各项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一百多个国家政府签署的双边条约中。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分别规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1972年、1978年和1982年中美签订的三个联合公报均载明或重申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家关系。新中国建立五十年以来,我国已同许多亚非国家缔结了和平友好或互不侵犯条约,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正常友好合作关系。我国还按照五项原则同缅甸、尼泊尔、蒙古等邻邦签定了边界条约,近年来还与俄罗斯、越南等国签定了边界条约,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已遍及各大洲,其适用的范围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外,还包括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即适用于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是主权原则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国家主权原则。虽然这一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形成,但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仍然具有生命力和指导的法律意义。主权原则位居五项原则之首,它联系着领土完整原则并为不干涉和不侵犯等原则所补充,平等互利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而和平共处原则则是主权原则的目的。《联合国宪章》第2第规定:“本组织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也规定了主权原则,并对它作了详细的解释。宣言指出,所有国家享有平等的主权,而不论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如何,其主权平等包括以下六要素:(1)各国法律地位一律平等;(2)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的固有权利;(3)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4)国家的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5)每一国均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6)每一国均有责任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可以说,国家主权原则是其他任何原则的基础和核心,国际法领域的原则、制度都是从它引伸和派生出来的,也就成为整个国际法的基础和规范国际关系的基础。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其他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主权原则的规定,从法律上奠定了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地位。正如日本学者寺泽一、山本草二指出的:“当代国际法的倾向是维持民主国家主权并存体系的结构”,{4}五项原则把主权原则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符合当代国际法的这一倾向的。来自北大法宝
  然而,主权却是国际法上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5}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各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和作法,有的认为主权原则已经过时,主权已成为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和国际合作的严重障碍;有的将国家主权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进而对主权加以限制;有的为保护主权而关闭国门,禁止同外国交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家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国际组织林立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特色,但是国家的界限仍然存在,国际秩序依然未改,国际争端依然发生,这就要求我们认清这一形势,并寻求一种有利于解决矛盾的方式。第三世界国家认为,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的一切活动都从国家主权这一基点出发,也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活动的中心。因为,只有坚持主权,它们才能维护真正的独立自主,才能在国际上获得一切合法权益的平等地位,才能消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残余,防止重新陷入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突出了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性,切中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要害,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特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有力的武器。
  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行法(Uus Cogens)的性质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这就意味着强行法的基本特征有三个:其一是国际强行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一般性—“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其二是与任意法比较而言,国际强行法所独有的特殊性—“公认为不许损抑”;第三是国际强行规则之绝对的、高层次的强行性质,决定了其更改的条件是—“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符合这三个特征的,具有强行法的性质。首先它是“全体社会接受的”的。按照维也纳外交会议《条约法公约》起草委员会主席雅森(Yasseen,伊拉克)所指出:“起草委员会意欲强调,不存在要求一项规则被所有国家接受和承认具有强行法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孤立地拒绝接受一项规则的强行性,对该规则的强行性的接受和承认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8}这表明“全体接受”的含义是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和承认,而并非要求所有国家的接受和承认。从前已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具有了此特征,为全体社会所接受。其次,它是“公认为不许损抑”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总结原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赋予了它新的时代含义,符合国际关系的特点和规律。它表明,任何国际法主体不得以条约或协议的方式来排除五项原则的适用。并且任何与之相抵触的条约或行为应属无效。再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这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效力具有绝对性、高层次性,必须是具有同等性质的国际法规则才能予以更改。
  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了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国际法原有进步和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而提出的。事实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和传播,不仅使《联合国宪章》宗旨的实现得到了更有力的保证,也使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得到了新的发展,它既是国际法的新发展,又为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国际法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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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6.

{2}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8.

{3}杨泽伟.《国际法教程》(M).北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9.

{4}寺泽、山本草二《国际法基础》(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18.

{5}王铁崖,《王铁崖文选》(C).北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51.

{6}罗林.《一个扩大的世界中的国际法》(M)英文版1960.78.西阿陶.《一些新独立国家与国际法的发展》(M).英文版1961.11.

{7}张潇剑.《国际强行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50—51.

{8}雅森.《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1968)正式记录》(C).472.

{9}王铁崖.《王铁崖文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96.

{10}杨泽伟.《国际法教程》(M〕北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4

{11}赵理海.《当代国际法问题》(A).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41.

{12}一丁.《国际舞台上的一盏明灯——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四十周年》(N).载《世界知识》199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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