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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民行检察监督手段之创新
【副标题】 访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作者】 王渊
【分类】 检察院【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18【页码】 5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806    
  
  一年前,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指出,民行检察工作要着力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这是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新时期推动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科学发展,开拓民行检察监督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举措。一年多来,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强化一体化办案机制,健全机构并加强队伍建设,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民行申诉案件数量和质量有了较大幅度提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同志成立了相关课题组,以“如何以科学的理念引领民行检察监督工作创新发展”、“怎样建立多元化民行检察监督新格局”以及“民行检察监督关系论”等课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观点。针对目前我国司法腐败的现实状况,他特别主张职务犯罪侦查应当成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手段。为此,本刊记者于近期采访了巩富文副检察长,探讨强化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构建民行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目标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记者:2001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会议解决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定位问题,理顺了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2010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目前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工作面临着怎样的形势?
  巩富文:2010年7月,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着力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同时要求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和方法,注意抗诉与其他监督手段的综合运用和有效衔接,要把纠正错误裁判与纠正违法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把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与发现、移送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种监督手段的整体效能。构建多元化民行检察监督格局目标,是在总结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民行检察工作法律监督属性和职能定位的准确把握,也是民事行政检察理论的重大创新,对全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构建多元化民行检察监督格局目标也给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理论研究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即多元化监督格局要求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总体目标与部署,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地域,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监督手段,各种监督手段之间应如何更好地实现配合与协调,更加充分地发挥各种监督手段的整体效能,实现对审判不公问题的标本兼治,以更好地完成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任务。
  职务犯罪侦查应当成为民行检察监督的重要手段
  记者:今年4月、6月,你先后在浙江杭州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和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第三届民行检察·西部论坛上做了大会发言,其中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你主张,针对目前我国司法腐败的现实状况,职务犯罪侦查应当成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手段。这一主张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是什么?
  巩富文:手段总是为目的服务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依法监督纠正诉讼违法和裁判不公问题,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应当说,多元化监督格局中的各种监督手段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不应当实际上也无法从理论上对各种监督手段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但是资源的有限性,特别是监督对象的客观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选择工作的重点和与之相适应的监督手段。要纠正司法不公、维护司法公正,首先要分析当前造成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是审判人员业务能力问题,造成判决、裁定错误是因为专业判断失误所为,那么,法律监督可以主要通过抗诉来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以维护司法公正。如果说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是司法人员的动机问题,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枉法裁判,那么仅靠抗诉这种监督手段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根据人民网2011年2月所作的调查,67%的受调查者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在于“司法腐败,权钱交易”。[1]从审判队伍的构成现状来看,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已经实行近十年,由于提高了准入门槛,近十年来新任命的法官专业水平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明显不同,人民法院近年来在队伍专业化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审判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多数调查者对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的判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司法腐败主要是人的问题,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动机问题,而不是专业水平问题,司法人员枉法裁判问题仅靠抗诉这种监督手段是无法解决的。既然如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就必须依靠职务犯罪侦查这种监督手段。
  近二十年来,抗诉一直是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主要手段,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对一大批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裁判提出了抗诉,切实维护了民事行政法律的正确实施。不容忽视的是,抗诉权在发挥其监督效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除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抗诉权的启动应以当事人的申诉为条件,其救济的功能远远大于纠错的功能,且抗诉所针对的对象只能是个案,其对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整体提高作用有限。抗诉是对事的监督,它只对个案具有补救功能,影响的范围和作用也十分有限。职务犯罪的查处是针对人的,对司法人员的心灵深处更具有震慑力并能产生普遍的效应。抗诉是事后采取的监督手段,只对已经发生的不公进行弥补和救济,而职务犯罪查处则具有预防功能,能够对可能潜在的各种隐患起到预防效果。
  同时,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案件外,抗诉案件实质上是检察官和终审法院法官对案件的专业判断不一致的问题。这就要求审查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检察官的专业水平应明显高于终审法院的法官,但是目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这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抗诉手段应当慎重使用这一观点。从近二十年我国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变化情况来看,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设置的初期,案件数量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到2000年达到了最高点,但从2001年开始,案件的数量相对保持稳定并呈缓慢下降的趋势。[2]这也说明,抗诉这种监督手段的现实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要实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新的突破,必须在监督手段上重新思考和探索。
  记者: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职务犯罪侦查与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之间的关系?
  巩富文: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是围绕我国民行检察监督目标并针对民行检察监督对象的现状提出来的。之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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