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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财法律评论》
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研究
【副标题】 基于对美国法的分析的视角【作者】 张良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2008级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分类】 经济法学【中文关键词】 市场份额责任;比例责任;产品责任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第四卷)
【页码】 125
【摘要】

市场份额责任规则来自于美国侵权法,是美国法院在乙烯雌酚药品系列案件(以下简称DES药品案)审判过程中确立并发展的规则。因此,对DES药品案进行探讨成为研究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前提。在DES药品案中,受害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确证致害DES药品的实际生产企业,进而无法满足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市场份额责任规则是对传统侵权法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法律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与美国DES药品事件类似的诸多大规模产品侵权事件,譬如龙胆泻肝丸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虽然现阶段我国对这些事件的处理以行政力量为主导,但是,随着社会法治程度的深化以及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司法救济应该成为解决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的重要方式。尽管我国现行侵权法体系中的共同危险责任规则与市场份额责任规则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仍无法代替市场份额责任规则而发挥作用。美国侵权法中的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对我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我国侵权立法有必要引入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借此完善我国的现代侵权法体系;并通过司法实践的配合,为大规模产品侵权事件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救济,充分发挥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功用。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191    
  一、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争议问题分析
  在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创设了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后,美国其他部分州法院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该规则,以解决受害人在DES药品案中因果关系证明的难题,进而为受害人提供救济。采纳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各州在适用该规则时,既不要求原告确证被告中必定包含实际致害人,也不要求原告确证被告的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是通过市场份额这一因素在被告之间分配责任。但是在具体适用细节上各州仍存在一定差异,很多法院对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的做法做了变通,形成具有本州特色的市场份额责任规则。
  (一)实质份额
  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在Sindell案的判决中认为,“当原告能够证明被起诉的企业共同占有实质市场份额,除非被告能够证明自己没有生产对原告造成损害的产品,那么每个DES药品生产企业都要按它的市场份额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此,DES药品案的被告共同占有实质市场份额成为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先决条件。然而,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没有对共同占有实质份额这一适用条件给予充分的解释,即被告共同占有的市场份额达到何种比例时,才能够要求其承担责任。不过,最早提出市场份额责任理论的美国学者诺米·谢那(Nomi Sheiner)建议将实质份额确定在75%至80%之间。[1]
  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在1984年审理的Martin案中创立了与加利福尼亚州有所不同的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并将其命名为“选择性市场份额责任”(market share alternate liability)[2]。华盛顿州没有采纳加利福尼亚州关于“实质份额”这一条件要求,Martin案的原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更轻。华盛顿州最高法院放弃了要求原告将在DES药品市场上共同占有实质份额的生产者作为被告提起诉讼的要求,而是认为,原告只需向一个或者更多的DES药品生产企业提起诉讼。这些作为被告的DES药品生产企业可以追加更多其他DES药品生产者加人诉讼。[3]
  比较而言,以实质份额为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适用条件更为合理。由于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要件的证明存在困难,市场份额责任规则放松了对传统侵权法因果关系要件的要求。但是这种降低并非没有限度,原告仍应对因果关系证明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即对实质份额的证明。只有当原告能够证明作为共同体的被告占有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的比例时,才能在被告的致害行为与自己的损害结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从而要求被告按照各自市场份额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原告不能证明实质市场份额的存在,则无法在被告的致害行为与自己的损害结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被告无需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侵权法必须平衡致害人与受害人双方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侧重于一方,因此,只有原告能够证明被告共同体造成其自身损害的可能性超过50%时,才能实现对因果关系的证明。
  (二)市场范围
  就市场份额责任规则而言,如何界定市场范围是一个颇具争议也颇有难度的问题。各州在司法实践中所采取的标准也各有不同。根据DES药品销售范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以全国为基础的国内市场,以各州为基础的州市场,以各县为基础的县市场,甚至是以更小的地域为基础的市场,如以某个药店为基础的市场等。
  审理Martin案的华盛顿州最高法院认为,在每一个案件中,市场份额是一个有待判定的事实问题,市场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国内市场、州市场、县市场,以更小的地域为基础的市场等都可以作为市场份额责任的基础,而如何选择则应视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
  经过多年的DES药品案件审判,加利福尼亚州法院最终采用了以国内市场为市场范围的界定标准。在采取国内市场之前,加利福尼亚州法院一直采用较小地域的市场。在Sindell案中,没有充足的相关数据来证明市场份额成为市场份额责任规则适用过程中的最大难点,法院整整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调查市场份额,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和社会成本。Sindell案以后,加利福尼亚州许多法院在审理DES案件时采用较小地理区域的市场范围标准,但是,他们发现不充足的DES市场信息很难保证准确界定各被告的市场份额,国内市场是唯一现实的选择。[4]
  审理Hymowitz案的纽约州最高法院以国内市场为参照标准对市场份额进行判定。以国内市场为参照标准的原因在于,纽约州最高法院认为应当以侵权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为基础科以责任。[5]被告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其对社会公众造成的危险,而不是其给具体原告造成的危险,因此,以国内市场为标准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每一被告对社会公众所造成的危险的程度。这种以国内市场为参照标准的做法,既可以满足原告提供救济的需要,又可以为被告分配责任提供合理的途径。[6]另外,以国内市场为参照标准可以排除具体个案中的偶然性因素,以保证同类DES药品案件判决的一致性。
  从理论角度而言,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而确定以市场范围作为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基础的做法系更符合侵权法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依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在被告的致害行为与原告的事实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能要求被告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运用中,所依据的市场范围越小,被告的致害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就更密切,被告所承担的责任份额就越精准。[7]
  不过,从实际的角度来看,采用以全国市场为基础的国内市场份额标准的做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将市场范围界定为国内市场,便于统计,而且得出的数据可供各地法院适用。此虽不如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而确定市场的范围精确,但却节省了司法资源,于实务中更加可行。
  (三)抗辩事由
  在Hymowitz案之前,在美国,所有DES药品案件都允许被告以自己不可能造成原告的损害为抗辩事由而免除自己的责任。[8]允许抗辩事由存在的目的在于找到最有可能造成原告损害的被告,排除那些没有对原告造成损害的被告。因为,让非致害人的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将会造成不公平。在Sindell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其生产的产品没有被原告母亲使用的可能性或者危险性,即其没有可能造成原告线亲的损害,被告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样,在Martin案中,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允许被告以下述事实为抗辩事由:①它没有生产原告母亲所服用的DES药品;②它没有在原告母亲所在的特定区域销售DES药品;③它没有在问题出现期间销售DES药品。[9]
  在Hymowitz案中,纽约州最高法院不允许被告通过证明自己不可能造成原告的损害的抗辩事由而免除自己的责任。纽约州最高法院基于被告对社会公众造成的危险为理由而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按照这一理论,所有的DES药品生产企业都对社会公众造成了一致的不合理危险,被告只有在确证自己没有生产并销售过用于怀孕期间服用的DES才能免责。[10]
  市场份额责任规则产生的目的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如何对原告进行保护,或者如何对被告进行惩罚;而是如何平衡原告与被告的利益,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公平的分配损失。在市场份额责任规则下,有些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为了解除受害人的举证困境,推定被告的致害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种因果关系的存在系基于法律上的推定。市场份额责任规则降低传统侵权法对于因果关系证明的严格要求,以市场份额为依据推定被告致害行为与原告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既然是一种推定,就应当允许被告提出证据否定这种推定。如果被告能够证明自己的产品同原告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被告就破坏了产品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一环,也就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11]以被告对社会公众造成危险为由,否认具体个案中抗辩事由的做法,完全抛弃了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规则,使侵权诉讼变成一种单纯的而对危险行为的抑制过程,并由此使侵权责任具有了类似行政责任的属性,这种抛弃因果关系的做法会摧毁侵权法赖以存在的基础[12]。
  (四)赔偿范围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确定的市场份额责任规则,法院按照被告各自的市场份额比例在全体被告中分配损害赔偿责任。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在Martin案中确立的选择性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同样按照被告的市场份额比例进行责任分配,但是该规则所确定的损失分配模式又与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确定的损失分配模式有较大不同。在选择性市场份额责任规则下,所有被告被假设占据了全部的DES药品市场,所有被告也被假定占有相同的市场份额比例。如果一个被告可以证明其产品的市场份额比例低于假定平均市场份额比例,则它的责任会相应地降低;其他不能证明自己市场份额低于假定平均市场份额比例的被告将平分剩余的市场份额。
  虽然华盛顿州的损害分配模式可以为原告提供更全面的救济,然而这种模式可能对被告造成不公正的结果。在Martin案中,法院放弃了以实质份额作为适用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前提,原告只需对一名被告提起诉讼即可,按照这一模式,如果唯一的被告不能证明其市场份额,则它或者承担追加其他生产者为被告的责任,或者面临承担原告 100%损失的风险,而这必然大于其实际的市场份额比例。即使这一被告可以追加其他生产者加入诉讼,它最终所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仍然取决于其他被告的数量以及其他被告的市场份额。如此而言,无论哪种情况,被告自身的市场份额在责任分配中所起的作用都甚为有限。
  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缺失
  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缘起于美国侵权法中的选择性责任规则,且美国侵权法中的选择性责任规则与我国侵权法中的共同危险责任规则有很强的相似性,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可以对共同危险责任规则作扩大解释,将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包含进共同危险责任规则中[13]。但是,笔者认为,尽管市场份额责任规则与共同危险责任规则有相似之处,于我国现行法律语境下,市场份额责任规则与共同危险责任规则差异明显。
  按照大陆法系民法理论,所谓共同危险责任,是指数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都有造成他人损害的可能,但难以确定数人中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人,[14]法律从而判定所有共同危险行为的行为人对受害人的损失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15]2009年12月26日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首次在法律上确定了共同危险责任规则。该法第10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无疑,此规则的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产品市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与此同时,产品侵权事件也呈现迅速的增长,特别是大规模产品侵权事件的发生频率日益增加。新近以来一系列影响广泛的药品、食品侵权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我国法学界对消费者保护问题的深刻探讨。
  20世纪70年代之后,工业化的进程席卷整个中国,一方面,工业化使得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同时也给中国社会造成里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已经进入“高风险的事故社会”,事故风险发生频率日益增加,[16]特别是新近以来,大规模产品侵权事件屡见不鲜。在这些大规模产品侵权事件中,由于产品高度趋同、生产者数量众多、产品危害潜伏时间长、证据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受害人无法查明缺陷产品的实际生产者,进而无法在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成为摆在我国社会面前的棘手问题。由此,如何对这些大规模产品侵权事件的受害者进行损害填补,并防止事故的发生成为摆在我国侵权法面前的一项重要问题。
  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内并不存在市场份额责任规则,但如果能引人市场份额责任规则,例如在因龙胆泻肝丸、三聚氰胺奶粉等致害引起的诉讼中适用该规则,受害人所面临的举证难题将得到妥当的解决。受害人可以将占有实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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