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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财法律评论》
侵权法与责任保险的交互与发展
【作者】 宋晓光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2010级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分类】 侵权法【中文关键词】 责任保险;侵权法;侵权责任;严格责任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第四卷)
【页码】 37
【摘要】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19世纪末开始,传统侵权法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开始了以严格责任为标志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责任保险制度随着侵权责任的扩张而出现。在随后的20世纪,侵权法与责任保险制度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展。但是无论是侵权法还是责任保险制度,都无法有效地同时完成分散损失和预防损害这两个任务。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制度来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加有效的救济。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184    
  一、20世纪的侵权法与责任保险
  20世纪在侵权法领域出现了严格责任,在保险领域出现了责任保险,两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20世纪侵权法发展的主线,而这个发展轨迹以美国最为完整,所以我们通过观察严格责任与责任保险在美国出现的过程,作为分析二者相互作用的起点。
  (一)严格责任出现
  严格责任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总结严格责任出现的原因无外乎两次工业革命致使公害性的人身财产损害层出不穷,立法思想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很抽象。我们暂时抛开这些抽象的总结,通过具体制度的演变,可能更能看出是什么促成了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出现。因为严格责任的出现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完成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在一些特殊侵权领域,当严格责任成为大势所趋,这星星之火便得以燎原。
  侵权法的变革最早发生在雇主责任领域。在这场变革之前,一个受到伤害的美国雇员希望雇主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将面临三个法律规则的阻碍:共同雇员规则(fellow servant rule)[1]、相关疏忽规则(contributorily negligence)、自甘冒险规则(assumption of risk)[2]由于他们的存在,大多数雇员损害事故无法进人侵权诉讼领域,所以雇员损害赔偿的变革,就是围绕着打破这三个规则展开的。
  首先,当雇员在工作中或者因工作(arising out of or course ofemployment)而受到伤害或死亡时,雇主就应当赔偿。这样雇主被课以严格责任,不再考虑雇主是否有疏忽。
  其次,共同雇员规则也被打破。法院开始认为,雇主在特定情况下负有确保工作环境安全的不可委托履行的义务(nondelegableduty),而为雇员提供足够严谨的同事是雇主的责任。雇主即使自己没有任何的疏忽,也要对其雇员由于疏忽对同事造成的损害负责。此外,法院还开始寻找其他路径打破这一规则,比方说,认为雇主对疏忽的雇员负有监督责任,或者当受害的雇员与疏忽的雇员来自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时,他们不受共同雇员规则的规制。[3]
  再次,由于人们开始承认劳动力市场的不完美,人们不再将从事有危险的工作看做是一种自甘冒险的行为。至此,阻碍雇员寻求侵权法救济的三个规则被彻底打破,真正意义上的“雇主责任(employer’s liability)”形成了。雇员损害赔偿领域的严格责任得以确立,到1910年,美国联邦政府以及23个州改良了普通法对雇主责任的限制。
  另外,在其他侵权责任领域人们通过其他路径实现了对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例如产品责任领域,法院一度通过合同法将严格责任施加于企业,以避免原告承担证明被告疏忽的举证义务。法院认为,企业卖出产品就意味着企业担保产品的状况适合销售。而且在不洁食物造成的损害中,法院打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认为企业对于任何它可以预见到的自己产品的消费者,都负有担保义务。所以当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造成损害时,企业应承担违反这一担保义务的责任。[4]
  (二)责任保险的出现
  1.企业责任保险
  企业责任保险肇始于19世纪末,大约与严格责任同时出现。在责任保险出现之初,它被认为损害了侵权法的预防损害的社会功能。但随着事故损害的扩大,损害的受害者越来越多,当这些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济时,人们意识到,为受害者提供救济与惩戒侵权者同等重要。这样责任保险的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就被找到了,即它的存在是为了让受害者获得充足且及时的救济。[5]这一观点对法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1886年的Phoenix Ins. Co. of Brooklyn v. Erie&Western Transportation Co.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判决书中写道:“投保并没有降低投保人(在这个案件中是运输人)对货物所有者的责任,而且还提高了其承担责任的意愿。”[6]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责任保险被司法接受还因为严格责任出现后,企业被课以更加严苛的责任,在劳工赔偿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企业通过责任保险分散风险,势必影响国家的经济基础,无异于竭泽而渔。
  在司法承认责任保险的合理性之后,责任保险开始反过来影响司法。责任保险对侵权法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成为与严格责任配套的分散风险的机制。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的近代侵权法,是在追求纠正正义,旨在禁止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所以主要的调节手段是让侵权人承担赔偿受害人损失的责任,以威慑社会成员不实施侵权行为。而严格责任的构造与此迥然不同,一方面,它允许个人或企业从事具有危险性的事务,制造、持有或利用危险之物,而非吓阻;另一方面,它要求承担的是因这种危险具体实现而产生的“不幸损害(ungluckschaden)”,这种因危险而承担的责任不再是纠正正义,而是分配正义。而且与一般的分配社会资源不同,这里分配的是危险,所以“可以称之为‘危险的分配正义’”。
  这种危险的分配正义的实现,责任保险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沃尔泽在谈到分配正义时,指出了分配正义的三个原则:自由交换、应得和需要。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因为“需要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分配领域,其中需要本身就是正当的分配原则”。在需要的领域,分配正义的问题是“根据其成员集体理解的需要来致力于满足其成员的需要”[7]。我们仔细观察保险制度,发现其就是一种符合“需要”的分配制度:所有的投保人形成一个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每个投保人缴纳保费,形成的资金池里的资金在投保人之间按需分配。谁发生了保险事故,需要保险金,谁就获得保险金,这就是一种正义的分配方式。责任保险也是如此,本质上是在企业主之间形成一个集体性的组织,共同应对科技革命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危险,这将在根本上增进社会福利。
  继雇主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类型的责任保险。这些保险多数范围较小,甚至只保险特殊公害(hazardspecific),例如,一个电梯企业要投保电梯责任保险,一个剧院的老板则要投保剧院责任保险。这种模式的弊端很快显现,于是保险业推出了保险范围广泛的一般企业责任保险(General Commercialliability insurance),如综合损害赔偿险(CGL)就是将大多数各种企业侵权责任都囊括在内。这标志着以企业为投保人的责任保险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一般个人责任保险(General Personalliability insurance)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2.个人责任保险制度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一些非因疏忽造成的损害,是“坏运气”或者说“命运”。所以如果对这些损害课以个人严格责任,就是将一个人的不幸转移给另一个人,过去的侵权法就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的。这种观念看上去比企业的免责理由更加正当一些,所以一度在侵权法上,个人造成的侵害与企业造成的侵害引起的法律结果是不同的。
  例如美国法上的建筑物责任(premises liability)[8],建筑物的主人对建筑物的不同进入者负担不同的责任。进入建筑物的人被分为三类:入侵者(trespassser)、被许可者(licensees )、被邀请者(invitees)。入侵者是指擅自进入建筑物的人,主人只有在怀有恶意的故意侵害入侵者时,才对入侵者的负有赔偿责任。被许可者是指基于自己的利益或目的而得到许可进入的人,这些人包括主人的社交客人(social guest)以及其他拥有明示或暗示的进人许可的人,例如一些抄近路的而进入的人。对于这些人,主人有义务指明建筑物的隐匿危险,也就是说要保证建筑物对被许可者的损害风险不大于对自己的损害风险,但是不需要达到合理的安全(reasonable safety)的程度。被邀请者是指顾客或者接受公开邀请进人建筑物的人,例如体育馆里观看比赛的观众或者车站等车的乘客等。对于这些人,主人必须保证建筑物达到合理的安全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主人只对被邀请者的损害负有过失责任,而对入侵者和被许可者的损害所承担的责任要更少。[9]
  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物责任的免责条款在以下两个方面有了变化:第一,当主人发现被许可者时,他应当为其提供合理的安全。如此一来,获得明示许可的被许可者和部分获得暗示许可的被许可者,将获得同被邀请者一样的保护。第二,根据“有吸引力的危险物(attractive nuisance)[10]”规则,对于被有吸引力的危险物吸引进人建筑物的儿童入侵者,主人有义务预见到建筑物潜在的儿童的认识能力无法预知的危险,并给予合理注意。
  这些免责条款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而非企业,个人和企业对入侵者的责任都是一样的,主要的不同在于被许可者和被邀请者。对个人而言,进入建筑物的都是被许可者。因为个人不存在顾客也不会发出公共邀请,所以对他们而言,建筑物责任就限于对被许可者的责任,而且社交客人一般不会起诉主人,因为很难证明主人未尽注意义务。而对企业而言,没有被许可者,每一个被允许而进人的人都是被邀请者,这样,企业对所有的来客都要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诚然,对被许可者的建筑物责任很轻,使得被许可者面临着自己承担损害的风险,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加强个人建筑物责任,无异于将这种损害从一个人转移到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在过去的侵权法框架下,这一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相反,在企业责任这一方面,由于企业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可以购买企业责任保险,合理地分散损失,所以企业的负担与受害者的损害赔偿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以致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建筑物责任规则为受害人提供了这样一条救济途径,那就是证明致害物的主人可以或者愿意购买责任保险,而这一路径在主人是个人时将不被允许。这种现象在侵权法的很多领域都出现过,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个人责任保险来分散风险。[11]
  这种不公正需要得到解决,到20世纪30年代,法现实主义者开始对这些限制做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法形式主义的残余,应当废除。但是直到个人责任保险在房主中开始普遍之后,这些对个人责任的限制才开始打破,[12]这些都应该归功于个人责任保险。所以说个人责任保险的出现并非如企业责任保险那样是因市场的需求,而是在修正不公正的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因法律制度本身的需求而出现的。
  二、侵权法与责任保险的互相作用
  许多学者曾提出“侵权法死了么”的疑问,无论结论为何,笔者都不同意这种发问的语境。这是一种以侵权法为主体,以责任保险为客体的表达方式,它忽视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侵权法与责任保险的交互作用是对等的。纵观侵权法与责任保险互相影响向前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三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侵权责任扩张,这种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有效的救济:一方面侵权法向更多的个体施加更苛刻的责任,这刺激责任保险创造新的险种,去稀释新的责任;另一方面,新的保险险种的出现,使更多的主体具备了偿付能力,刺激了侵权责任向这些主体的扩张。
  第二条线索是责任保险进入传统侵权法构建起的侵权纠纷解决机制中,并扮演起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桥梁角色,这一角色的进入将影响侵权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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