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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检察职业语境下证据说话理念解析
【英文标题】 D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Evidence Speech in the Context of Procuratorial Profession
【作者】 龙婧婧李俊
【作者单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法学部{教师,法学博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分类】 诉讼法学【中文关键词】 检察官;证据说话;诉讼制度
【英文关键词】 prosecutors; evidence speech; lawsuit system
【文章编码】 1672-769X(2020)01-0057-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57
【摘要】

证据说话理念是检察官履职的根本基石,是指检察官履职必须以证据为检察决定的依据、以证据为检察主张的支撑。树立证据说话理念,要求检察官在办案中要形成并掌握让证据说话的逻辑思维,自觉运用证据审查方法,实现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而具体到工作中,这就要求检察官遵循证据规则、达到证明标准、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落实疑罪从无原则。

【英文摘要】

Letting evidence speak for itself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prosecutor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n handling a case, it is necessary to form and master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letting evidence speak, and consciously apply the method of evidence review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se facts. Specific to the work, let the evidence to speak requires prosecutors in handling the case to follow the rules of evidence, to achieve the standard of proof,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no crime in doub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580    
  

证据是检察官从事检察职业、正确履行检察职责的根本。特别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证据成为诉讼的关键,这就对检察官履行职责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检察官所作出的一切决定,所提出的一切主张,都需以证据为依据、以证据为支撑。树立证据说话理念成为检察官检察职业的根本基石。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年来揭露的重大冤错案件,归根到底都是在证据的收集、审查、认定上出了问题,而在检察环节则突出表现为检察官没有用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事实证据来作出检察决定、支撑检察主张。检察官要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检察决定的正确性与可信度,就必须在诉讼中牢固树立让证据说话的理念。本文将以刑事检察工作为例,从适用层次、逻辑思维、基本要求三个方面来分析证据说话理念对检察官的履职要求。

一、证据说话理念的适用层次

我国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是行使指控职能与监督职能的有机统一体,在刑事诉讼中,其职能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全过程,以作出检察决定、提出检察主张为发挥其职能的主要方式。证据说话理念辐射到检察官的刑事检察执法中,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的适用面:一是以证据为检察决定的依据;二是以证据为检察主张的支撑。

(一)以证据为决定的依据

以证据为检察决定的依据,即在检察执法的每一个环节,检察决定的作出都需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检察官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每一决定,均应当以证据为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讲,检察人员“办案”就是在“办证据”[1]。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批捕与否应有证据

批准作出逮捕决定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是决定逮捕的前提条件。“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工作,实际上核心问题是审查据以说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充分”[2]。批准作出逮捕决定需要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的。此时对证据的核实,并不要求所有的证据全部都查证属实,而是要求证据必须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在数量上是充足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第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结合刑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相关犯罪构成证据的分析判断,预测出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刑罚,且要求是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有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社会危险性是决定逮捕的关键条件,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性质、情节、犯罪后的表现、态度、个人情况等方面来进行衡量。

2.起诉与否应有证据

审查起诉是把关案件质量、过滤和分流刑事案件的重要环节。“检察官无足够之犯罪嫌疑却滥行提起公诉,会徒增被告的负担,并且瘫痪审判系统。”[3]检察官在全面分析证据,鉴别证据真伪,确定证据力度基础上,认为满足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时,应将犯罪嫌疑人提交到法院进行审判。尤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审查起诉若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撑,将难以经得起庭审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的检验,这将倒逼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更加严把证据关,既重视证据量的积累,也重视证据质的提升。通过全面阅卷,有的放矢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辩护人的意见、采取辨认、复验、复查、现场调查等调查方法审查核实证据,发现问题时做进一步的调查和补充侦查,在查明犯罪事实和取得确实、充分证据的基础上,作出起诉与否的决定。

3.进行诉讼监督应有证据

诉讼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要标志,其指向的是有关执法、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在诉讼中的违法和错误行为。诉讼监督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行使诉讼监督权会对公权力的运行或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此诉讼监督权不能随意行使,而应在有证据证明被监督机关存在违法或错误行为时,依照法定程序开展诉讼监督,采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或意见、纠正错误通知或意见、检察建议、提出抗诉、开展部分职务犯罪侦查等措施履行监督职责。

(二)以证据为主张的支撑

以证据为主张的支撑,即检察官提出的一切主张均应有证据为支撑,从证据上考量是站得住脚的,能说服他人的。从讨论案件发表意见到制作法律文书提出观点再到出席法庭提出主张,检察官在办案中讲出的每句话,表达的每一个观点,提出的每一个主张,都必须有根有据。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1.证据确实、充分与否的证明。在证明体系上注重以客观性证据而非言词证据构筑证据体系。客观性证据是以客观之物为证据内容载体的证据,言词证据等主观性证据则是以人为证据内容载体的证据。“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相比,稳定性、可靠性更高,对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很高的证明价值”[4]。检察官无论是在审查起诉还是法庭公诉时,证明证据确实、充分且应充分运用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客观性证据,运用严密的逻辑将其排列组合,形成坚不可推的证明体系。在证明方法的运用上,宣读案卷笔录中的证据往往难以服人,而安排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等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不仅能直接检验言词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还能通过公开的程序使举证质证变得生动饱满,实现更好的证明效果。在证明的程度上,检察官主张证据已经确实、充分,包括正向层面的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同时也要反向证明案件已经排除合理怀疑,即从案件的证据体系来考量,人们凭借日常生活经验不会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产生怀疑。

2.证据合法与否的证明。《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就表明,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检察官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庭审前取得的证据具有合法性。在证据合法性的证明上,一方面应重视庭审时的举证,包括提供同步录音录像,安排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提供各类笔录记录等,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等。另一方面,更应防患于未然,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一是完善引导侦査机制,及时介入侦查机关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侦查活动,帮助确定正确的侦査方向,指导侦査人员围绕庭审要求,全面、合法地收集、固定证据;二是审前阶段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查批捕和审査起诉阶段重视审査案件证据内容是否真实,重点复核关键言词证据,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

3.决定正确与否的证明。检察官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主张其检察决定的正确性,使检察决定得到当事人、其他办案人员和公众的认可。一是证明其检察决定已经满足相关实体条件,这是证明检察决定正确的前提。二是以程序公开和程序救济证明决定的正确性。决定的结果和依据一般情况下应当公开,通过保障群众的知悉权来获得他们的支持及避免产生误会。对于一些重大、复杂案件的决定,可以采取新闻发布会等宣读决定,将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向当事人和社会表现出来,以程序公开促进实体公正。当事人或者相关人员对决定有疑惑时,检察官应当认真听取意见,耐心做好解释和答复工作;对决定有异议时,检察官应身正不怕影子斜,告知其救济途径,切实保障当事人等获得救济的权利。

4.意见客观与否的证明。检察官表达的每个意见在诉讼中都有或大或小的作用力,尤其在已存事实并不能得出清晰结论的情形下,这种意见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检察意见应当有证据证明才具有分量,而扭曲事实,无视客观证据提出的意见,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检察官是法律的守护人,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守护者,其担当和使命使其应谨慎对待执法办案中可能对当事人产生影响的一言一行,以证据支撑其意见的客观性。

二、证明说话理念的逻辑思维

检察官作为指控与证明犯罪的主体,在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无疑在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的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5]。因此,检察官必须要将证据说话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形成并掌握让证据说话的思维逻辑,办案时自觉的运用证据审查方法,实现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

(一)证据说话思维缺乏的表现

1.重实体轻程序

重实体有罪证据,轻取证程序违法行为。侦查的有罪推定思维和侦查权的天然扩张性使侦查人员在办案中更容易注重追求打击犯罪、查明犯罪事实,而忽略处理程序的合法正当性。从过往的错案教训来看,“程序上的错误很容易导致实体处理上的错误,过去许多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完善或者违反已有的法定程序”[6]。有的检察官不能正确认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监督制约侦查权上的重要作用,不能深刻认识到检察官以维护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使命而应当具有的客观公正义务,只关注实体上如何打击犯罪,如何发挥控诉力量的效能。

2.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

重视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系被追诉人所为的证据,轻视能够证明被追诉人未实施该犯罪行为的证据。有的检察官受侦查活动的影响,主观上先入为主地认为抓到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去主动收集能够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有学者做过调研,“在我们收集的137起错案中,几乎在每一起中都可以看到片面取证的情况”[7],而那些直接决定案件真相的无罪证据,却常成为调查取证的“盲区”。对无罪证据不予重视,轻信有罪、罪重的供述,易导致冤假错案,与检察官客观义务相违背。

3.重言词证据轻实物证据

重视被追诉人口供等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忽视稳定性较强的实物证据的证明作用,言词证据与物证发生矛盾时仍予采信言词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对查清和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其能详细、具体、真实、直观地反映犯罪的动机、目的和犯罪的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案件到了检察环节,有的检察官看到案卷中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认为有了稳定的口供就万事大吉,定罪十拿九稳,忽视对言词证据真实性、可靠性的检验,作出批捕、起诉等决定。然而言词证据容易受外界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而稳定性不强、可靠性弱,尤其在侦查权封闭式运行,侦查人员素质有待加强的情形下,若言词证据在证明体系中占据主要位置,一旦出现庭审时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非法证据排除等情形,证明体系很可能被摧毁得措手不及,指控也将面临不力状态。

4.重直接证据轻间接证据

重视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忽视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单凭一个证据就能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间接证据单凭一个证据不能证明,而需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8]直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更为直观、证明力强,一般检察官更容易将重心放在抓直接证据上,而忽视对间接证据的采集,不注重对收集到的间接证据进行有效的排列组合,不能认识到间接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时所能发挥的强大的证明作用。实践中,许多案件可能缺乏直接证明被追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证据,或者虽有犯罪嫌疑人供述等直接证据,但直接证据系非法取证行为所得,若检察官在忽视间接证据的惯性作用下,将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树立证据说话理念应有的逻辑思维

从海量的证据中,发现证据中的有效信息、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以及以科学、可行的证据评估方法和理性的司法证明规则对证据予以综合审查判断[9],是树立证据说话理念应有的逻辑思维,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1.证据基础。第一步为检察官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综合全案证据,看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是否达到了立案、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环节的证据要求,排除存在严重“问题”的案件。如案件在审查起诉环节,审查起诉应当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其要求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如果存在明显无罪证据,或者证据有重大缺漏或问题,不能满足证明标准的要求,则直接可以作出否定性决定。

2.证据可靠。第二步为检察官进一步审查证据在诉讼进程中是否稳定,是否经得起法庭的质证检验,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查。“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只要有行为发生,不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会留下各种痕迹或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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