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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英文标题】 Fallacy and Clarification of Judicial Proof in the Case of“Only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作者】 储陈城刘睿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安徽法治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人员,法学硕士}
【分类】 诉讼法学
【中文关键词】 被告人供述;印证;口供补强规则;排除合理怀疑
【英文关键词】 defendant's confession; confirm; rules for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文章编码】 1672-769X(2020)01-0045-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45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进行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合理适用。

【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Article 55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dicial organs' conviction on confession,so as to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illegal collection of evidence such as extorting confessions by torture,and to truly realiz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However,in practice,there are not only convictions based on confessions,but also phenomena of evading the fifty-fifth treaty by alienating confessions or reinforcing them with formal confessions. The alienated form of confession is still essentially the“confession of the defendant”,while over-emphasizing the mutual confirmation between confession and other evidence may result in false confirmation. Formal rules of confession reinforcement cannot reinforce the authenticity of confession. Considering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Article 55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substance. Neither the alienated confession nor the confession can be used as the main basis for the final decision. Only by continuously reducing the proof power of confession in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proof,actively seeking other objective evidence,combining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eliminating reasonable doubt of proof,and meeting the standard of criminal proof in China,can the rights of the defendant be truly guaranteed and the authority of criminal justice be maintain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575    
  

一、《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适用现状与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供述”作为程序法中的证据之王,在查明案件事实中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1]。侦查机关对言词证据的过度依赖,不可避免导致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产生冤假错案。第55条规定的目的即在于,改善司法机关过度依赖口供定罪的司法乱象,从而真正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然而,由于该条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务中对此条文有不同的解释,导致诸多裁判结果与立法精神相违背。

为了探究《刑事诉讼法》第55条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该条规范为检索内容,选取了50份裁判文书[2],梳理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证据材料和判决结果中对“……只有被告人供述……”这一规范的不同阐述和认定,揭示目前司法实践对本规范适用上的谬误,并探讨对本条的正确理解和适用模式。

(一)单独犯罪中被告人供述的适用

如表1所示,在50份裁判文书样本中,18份是单独犯罪的案件,其中5份是法院依据被告人供述即认定犯罪事实;另外13份样本中,法院的定罪依据除了被告人供述,还包括印证被告人供述的次要证据,但是,这些次要证据或者证明力不强,或者与案件事实关联性较弱,大多为并未涉及案件事实的证人证言、与案件没有关联性的被告人的品格证明等证据材料。

表1 单独犯罪中被告人供述适用情况

┌────────┬─────────┬─────────┬─────────┐
│犯罪类型    │定罪依据     │数量       │案号列举     │
├────────┼─────────┼─────────┼─────────┤
│单独犯罪    │仅有被告人供述  │5         │(2016)晋09刑终269 │
│        │         │         │号(2014)新刑再字第│
│        │         │         │2号(2011)鄂刑三抗 │
│        │         │         │字第7号      │
│        ├─────────┼─────────┼─────────┤
│        │被告人供述与次要证│13        │(2014)通刑初字第11│
│        │据印证      │         │9号(2016)辽05刑终1│
│        │         │         │42号(2018)吉0182刑│
│        │         │         │初94号      │
└────────┴─────────┴─────────┴─────────┘

1.仅有被告人供述即认定犯罪事实

案例1:在梁山宏非法买卖枪支罪一案中,被告人梁山宏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其买枪的过程,包括其与他人商议购枪事宜、支付购买枪支货款以及与寄件人之间的关系,法院对被告人买卖枪支这一事实的认定仅依据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对于向谁购买、如何付款均无相应证据印证,且枪支来源无法确定,出售枪支的人至今也未查找到,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梁山宏非法买卖枪支罪[3]。

在案例1中,虽然裁判文书展示了诸多的证据材料,但对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买卖枪支这一事实,法院最终认定的依据,仅是被告人供述,这一做法显然形式上即已违背《刑事诉讼法》第55条之规定。

2.被告人供述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

案例2:在黄锦瑞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案中,检察院指控,2013年4月24日,被告人黄锦瑞携带500克“冰毒”,在陆丰市南塘镇租乘林某的小汽车前往惠东,预备与刘辉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事实。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主要有被告人黄锦瑞的有罪供述、司机林某的证言、被告人黄锦瑞与刘辉之间的通话清单以及查获毒品的称量、检验报告。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未查找到刘辉此人,本案仅有被告人供述,只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而法院对该辩护意见的答复是:本案犯罪事实有被告人五次稳定的有罪供述,被告人签名证实供述的真实性,还有现场缴获的毒品作为佐证,且被告人的手机通话清单与其供述的买家“刘辉”电话显示在案发前有多次通话记录,因此足以认定贩卖毒品的事实,最终判决黄锦瑞贩卖毒品罪[4]。

在案例2中,分析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可知,司机林某的证言仅能证明当天被告人黄锦瑞乘该车去惠东这一事实,被告人黄锦瑞与刘辉的通话清单无法说明通话的具体内容,且侦查机关未查找到购毒者刘辉,是否存在此人尚有怀疑。本案中,形式上是被告人供述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似乎并不违背第55条第1款之规定,但实质上,其他证据对案件关键事实并无证明作用,被告人有罪供述是法院作为裁判案件的主要依据。

(二)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供述的适用

表2 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供述适用情况

┌─────────┬─────────┬─────────┬─────────┐
│犯罪类型     │定罪依据     │数量       │案号列举     │
├─────────┼─────────┼─────────┼─────────┤
│共同犯罪     │同案被告人供述相互│12        │(2017)鲁1329刑初50│
│         │印证       │         │7号(2016)黔2626刑 │
│         │         │         │初127号(2015)汕中 │
│         │         │         │法刑二初字第31号 │
│         ├─────────┼─────────┼─────────┤
│         │被告人供述与另案处│10        │(2017)闽07刑终236 │
│         │理被告人供述相互印│         │号(2016)黔2601刑初│
│         │证        │         │239号(2012)贺刑终 │
│         │         │         │字第91号     │
│         ├─────────┼─────────┼─────────┤
│         │被告人供述与已判刑│10        │(2015)通刑初字第56│
│         │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         │号(2014)固刑终字第│
│         │         │         │83号(2010)蒙刑初字│
│         │         │         │第14号      │
└─────────┴─────────┴─────────┴─────────┘

另外32份裁判文书样本是共同犯罪案件类型。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将被告人供述作为定罪依据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其中12份样本是将同一案件中的几个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作为定罪依据;另有10份样本是将此案中的被告人供述与另案处理的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作为定罪依据;最后10份样本则是将此案中的被告人供述与已判刑的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作为定罪依据。

1.同案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

案例3:在被告人邹某某、夏某犯盗窃罪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夏某作为被害单位的值班人员,为被告人邹某某等人实施盗窃行为提供方便(值班时装作未看见),事后收取被告人邹某某好处费6000元,两被告人共同构成盗窃罪。上诉人邹某某的辩护人在辩护意见中提出,同案犯夏某的供述不能证明邹某某参与盗窃通谋,一审法院仅凭邹某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就认定是邹某某构成通谋盗窃证据不足,二审法院经查证后认为,邹某某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的细节能相互印证,且与原审被告人夏某的供述吻合,足以认定盗窃的事实,遂维持原判[5]。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在案例3中,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依据是,同案两被告人的一致供述。判决表明,实务中存在将第55条中的被告人供述解释为单个被告人供述的现象。在共同犯罪中表现为,司法机关将另一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证人证言”来印证此被告人的供述内容,从而依据两被告人供述相一致,认定犯罪事实。

2.被告人供述与另案处理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

案例4:在张某、丁某某制造、贩卖毒品罪一案中,张某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制造毒品罪的事实证据不足。法院查明认为,对被告人张某制造毒品的事实有同案犯陈某、张某某的供述与被告人张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相吻合(陈某、张某某是与被告人张某共同制造毒品的人,被另案处理),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故对于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最终判决被告人张某制造、贩卖毒品罪[6]。

在案例4中,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依据是,被告人张某与另案处理被告人陈某、张某某的一致供述。实质上,这与共同犯罪中的第一种定罪依据——同案被告人供述一致,性质相同,只是法院采取了不同的审理方式。判决表明,法院为了论证其定罪依据的合法性,形式上去规避《刑事诉讼法》第55条之规定。

3.被告人供述与已判刑同案犯供述相互印证

案例5:在杜强盗窃罪一案中,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杜强于2011年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分别伙同雍丕光、杨庆奎、王玉影(三人均已判刑)盗窃当地各大工厂变压器铜芯的犯罪事实。其辩护人辩称,公诉方的指控证据相互矛盾,且严重不足,单凭同案犯的供述不能认定盗窃事实的辩护意见。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三名同案犯雍丕光、杨庆奎、王玉影供述能够相互印证,且有辨认笔录及照片、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予以印证,证实被告人杜强伙同三名同案犯共同实施了多起盗窃事实,故对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强盗窃罪[7]。

在案例5中,被害人陈述只是证实其本人或者工作单位的变压器在2011年3月至5月期间被盗及被盗变压器购买时间、价格等情况,并无法直接或间接证明该犯罪事实与被告人杜强有关,最终认定被告人杜强构成盗窃罪的依据是其与已判刑同案犯雍丕光、杨庆奎、王玉影三人的一致供述。实际上,已判刑同案犯与被告人始终存在着利害关系,其供述的虚假性不言自明,以其作为证人证言,来印证被告人供述的内容,同样有规避《刑事诉讼法》第55条之嫌。

(三)小结

在我国一直重视被告人供述的背景下,尽管有《刑事诉讼法》第55条之约束,但是“在我国现阶段侦查模式总体上尚未实现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转变的情况下,口供更显重要。”[8]在所调取的样本中,无论是在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中,除部分完全依赖被告人的供述定罪的样本之外,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形式化口供补强,或者异化口供形式,来规避《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的规定。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之规定应被视为防止口供依赖的基石,而司法实务中,形式化口供补强和异化口供形式是否会造成第55条第1款被虚置化?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口供补强的过程中,第55条第2款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与第55条第1款有何种关联性?

二、现有理论方案的梳理和回应

为解决口供真实性难以确保的现实困境,很多学者提出从多方面构建口供补强规则的体系;而关于共同犯罪中,同案犯供述能否作为“证人证言”来补强口供,即同案被告人供述应当如何定性和适用,这一问题自20世纪末即存在理论争议,通过众多学者后续的不断深入思考与探究,出现三种学说的更替和发展。

(一)口供补强规则的体系及风险

理论界认为,《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所规定的“只有被告人供述……”,标志着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的确立。口供补强规则是指,全案只有被告人供述这一证据时,不能对被告人定罪,必须有其他证据对口供的证明力进行补强,方可将其作为定案依据。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至今未对口供补强规则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实务中,“零口供”的情况又少之甚少,近乎每一个案件都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其他证据间的印证,试图达到补强口供真实性之目的,但形式化口供补强所导致的虚假印证,引发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因此大多学者提出,应从补强证据、补强范围、补强程度三方面细化口供补强规则。

1.补强证据的要求

补强证据的要求,即作为补强口供的其他证据应当具备什么条件?理论界的第一种观点,即基本观点是:补强证据应当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且是被告人供述之外的独立证据或新证据[9]。第二种观点则在前一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如果补强证据是根据被告人供述获得的新证据,则必须要求该证据具有隐蔽性,取得方式具有合法性,同时需要其他证据印证新证据,保证其真实性[10]。

笔者认为,无论补强证据是独立证据,还是具有隐蔽性的新证据,关键在于保障证据的证明能力,然而上述两种观点均未论及如何保障补强证据以及口供的证明能力。若补强证据是独立证据,可能出现侦查机关根据已收集的证据,对被告人进行诱供、指供,进而形成供证一致达到补强之目的,如聂树斌案。若补强证据是新证据,则可能出现侦查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在难以查找到实物证据的情况下,伪造供述中提及的具有隐蔽性的新证据,从而形成供述一致达到补强之目的,如张高平叔侄案。司法实务中,大量冤假错案的形成,往往是由于补强证据或口供不具备法定证据资格,这也就无需继续探讨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正如左卫民教授所言:“印证证明模式中,‘客观’表象之下隐藏的是正当程序的缺位甚至人为‘制造’证据。”[11]而口供补强规则是以口供为中心,以口供与其他证据的印证来保证口供的真实性,是印证证明模式的一种。在佘祥林案这一震惊国人的冤案中,被告人佘祥林共做出四五种内容不同的有罪供述,最终作为定案依据的这份有罪供述,得到侦查机关出具的提取笔录的补强,笔录记载:“……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提取到蛇皮袋和四块石头……”,这四块石头最终被认为是佘祥林杀人的工具,然而在湖北高院审查案卷材料时发现,侦查机关是先查获到蛇皮袋,后获取被告人的供述,此份提取笔录与事实情况不符。最终法院查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获取,四块石头是杀人工具这一事实,也仅有被告人佘祥林的供述予以证明。该案中,无论是作为补强口供的提取笔录,还是认定被告人犯罪事实的口供,都不具备证据资格,客观证据(四块石头)与被告人供述形成的是虚假印证。而从证据的三性来分析,合法性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和基础,如何强化证据的证据能力,应是司法证明过程的重中之重,而后,才能论及证据的证明力问题。然而,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始终存在对“非法”的界定不明和排除范围过窄等问题,导致实务中的适用效果不佳。以西部某省法院系统五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基层法院在2013年1~8月非法口供排除的情况来看,被调研法院共计审理刑事案件17213件,提起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为124件,占全部案件的0.72%,最终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为14件,占全部案件的0.08%[12]。

2.补强范围

对于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有主要事实和次要事实之分,补强证据是否应当补强供述的全部事实?诸多学者认为,如若设此条件,必然会增大侦查难度,导致实践中很多真实的口供,由于得不到充分补强,而不得作为定案证据。因此,理论界第一种观点认为,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被告人供述中必然包含犯罪事实的隐蔽性细节,在确保该隐蔽性细节未被“污染”(排除逼供、诱供、指供、串供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补强证据只需要补强供述中的隐蔽性细节即可[13]。第二种观点认为,补强证据应当补强口供的自愿性和口供中某个或某些关键性细节,但不要求补强每个犯罪细节[14]。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所设定的前提不具备实现可能性。侦查机关如何证明被告人供述中的隐蔽性细节,未受外界信息源干扰?司法实践表明,被告人与犯罪行为人不是同一人,也有可能供述出犯罪事实中的隐蔽性细节,如被告人目睹了整个犯罪过程,知悉所有犯罪细节,为了替真正的行为人顶罪而作出有罪供述,亦或是行为人犯罪后将犯罪事实(包括隐蔽性细节)如数告知被告人,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等情况。这些情形中的隐蔽性细节的供述并未经过逼供、诱供、指供、串供,同时也不是行为人亲历犯罪作出的供述。但是如何证明犯罪行为人与被告人的同一性?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是在“真凶出现”后才得以平反,这是由于侦查机关一开始锁定的犯罪嫌疑人就出现错误,当内心确信全案事实是该犯罪嫌疑人所为时,后续进行的一系列案件调查、证据补强以及定罪行为,都可能将诉讼程序虚置化,如侦查机关提取到实物证据,再采取非法方式获取被告人供述,形成证据间的印证。显然,这与诉讼活动所追求的法律真实之目的相背离。第一种观点所引发的另一疑问是,对于被告人供述的犯罪细节,应当如何在个案中去界定是否“隐蔽”?在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程序构造中,侦查活动具有密闭性,犯罪细节是否“隐蔽”完全是由侦查机关予以判断,难以保证程序公正。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首先,口供的自愿性与真实性并不具有完全的相关性,换言之,被告人自愿作出的口供可能是虚假的,如代人顶罪;其次,将补强范围限定为口供中的某个或某些关键细节,会形成证据之间的部分印证,特别是对于控方而言,往往只关注有利于定罪证据之间的印证,而忽略口供之外、不利于定案的证据。实务中,正是这些个别细节的补强,非精细化的部分印证,埋下了冤假错案的隐患。如张辉、张高平强奸罪一案中,侦查阶段在被害人王某8个指甲末端检出混合DNA谱带,由死者王某和一名男性的DNA谱带混合形成,排除张辉、张高平与王某混合形成。一审法院对此回应称:“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下DNA的可能性。”最终该细节被认定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但再审法院查明,该细节恰恰是本案的关键性细节,却被侦查机关予以忽略,而定罪的主要证据,即原审被告人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因不能排除侦查机关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可能性,不得作为定案证据,最终判定被告人无罪[15]。该起冤案的发生,正是由于侦查机关忽略被告人供述之外的关键性细节,导致全案证据只形成了部分印证,且一审法院定罪的主要依据——被告人供述,是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所得。

3.补强程度

补强证据应当补强口供到何种程度,才可将口供作为定案依据?理论界的基本观点,即第一种观点认为,补强证据能够证明口供的真实性即可[16]。第二种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补强证据不仅需要证明口供的真实性,还需要与口供相结合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17]。

针对上述观点,笔者认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保证口供的合法性,口供补强规则保证口供的真实性,口供在已具备关联性的前提下,还必须同时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要求,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然而,口供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之间并不具有完全的相关性,侦查机关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有罪供述可能是虚假的,而通过刑讯逼供等违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也未必不是真实的。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予以排除。但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威胁、引诱、欺骗等取证方式是否属于条文中的“非法方法”,也并未规定刑讯逼供的具体行为方式,此时,若口供补强规则确认了口供的证明力,即使法官认为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也很难将真实的供述予以排除。诚如有学者所言:“我国侦查阶段一直强调发现实体真实,侦查程序又具有较高密闭性,取证活动缺乏程序机制与证据规则的约束,而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所收集的证据及形成的卷宗,对后续的公诉与审判阶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8]因此,在我国薄弱的侦查程序制约机制下,口供的合法性无法得到保证,在此基础上,论及补强口供的真实性,显然是乏善可陈的。第二种观点并不是突出口供的中心地位,而是将口供补强规则与定罪标准联系起来,要求补强证据与口供之间相互印证,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显然,同前一种观点相比,已具有明显的进步,但持该观点的学者,并未阐释“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即对于合理怀疑是什么,以及如何排除合理怀疑这些问题,并未提供一个明确的、可操作性的标准。纵观近年平反的冤假错案,并不是再审中发现了新证据,而是法院在原有的证据材料的基础上,重新分析证据之间的关联性,审查判断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矛盾和怀疑,以及这些矛盾和怀疑能否得以排除。如于英生杀妻案中,侦查机关对受害人韩某内裤上的残留物,与于英生的血液样本进行了DNA比对分析,结果表明,在被害人韩某内裤残留物检出精子,但不是于英生的精子。但控方在庭审中对此解释为:“被害人内裤上他人的精子,来源于一只他人用过后,丢弃的避孕套,被于英生捡拾用来伪装犯罪现场。”再审法院重新审理这一事实时认定,被害人阴道提取的精子不是于英生的精子,因此存在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19]。此案中,这份DNA鉴定报告,能否构成排除被告人作案的合理怀疑,一审法院和再审法院作出了不同的认定。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阐释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使之在具体个案中成为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共犯被告人供述性质的演变与评析

刑事诉讼法

果然是京城土著

》第55条第1款“……只有被告人供述……”对口供证明力的限制,是否适用于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供述,立法并未作出具体说明。自20世纪末开始,我国学界对于共犯口供能否互相补强,从而根据共犯口供一致定案这一问题,展开不同层次的探讨,并经历了“区别说”“肯定说”到“折中说”的变迁。

1.区别说

最早出现的区别说认为,应根据法院对共同被告人的审理形式来分析共犯被告人供述性质。当对被告人同案审理时,所有被告人的口供均属于“被告人供述”,应受到《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的限制,不能根据共犯被告人供述一致定案;对被告人另案审理时,另案的被告人供述可以作为“证人证言”;对于已判刑被告人的供述,亦应认定为“证人证言”,因此,在后两种情况下,可以根据共犯被告人供述一致定案。

笔者认为,无论怎样的审理形式,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之间都无法脱离利害关系,不能根据共犯被告人供述一致定案。被告人另案处理时作出的供述,无法排除被告人之间提前串供,形成供述一致的假象。而其中一被告人已判刑后,可能为了帮助共犯规避刑事责任,作出虚假陈述。甚至,区别说的理论给司法机关提供了规避《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之基础,司法机关在同案审理时,若缺乏其他证据的补强,可以改变审理方式,对其中一被告人另案审理或先行审理,将此种情况下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作为证人证言,再根据共犯被告人供述一致定案。此种做法在实践中不乏少数,形式上确实符合第55条之规定,但实质上,却明显违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立法原意。

2.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在共同犯罪中,无论是同案被告人供述、另案处理被告人供述、还是已判刑被告人供述都可视为证人证言,均属于第55条“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中的其他证据,因此不受第55条规定的限制,可根据共同被告人供述一致定案,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笔者认为,首先,该学说混淆了被告人和证人的不同法律地位,被告人供述的内容不能既属于被告人供述,又充当证人证言,试想,被告人在被告席与证人席之间来回切换角色,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其次,我国司法实践一直强调口供的证明力,并且未确立沉默权制度,侦查机关在秉承命案必破、打击犯罪的基本诉求下,通过刑讯逼供获取多个被告人的一致供述,无疑是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最便捷的一种方式。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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