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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论强制医疗案件的集中管辖
【副标题】 基于A市审判实践的观察和思考
【英文标题】 On th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of Compulsory Medical Cases
【英文副标题】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based on the Trial Practice of A City
【作者】 陈艳飞【作者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强制医疗程序;集中管辖;公正;效率
【英文关键词】 compulsory medical procedures;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system; justice; efficiency
【文章编码】 1672-769X(2020)01-0084-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
【页码】 84
【摘要】

在现行强制医疗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省(市)对肇祸的精神病人多采取集中医疗,而司法机关则分散于各区县,导致司法机关为节约司法成本而有意无意地缩略了部分诉讼程序,使得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均受到侵害。为改变此种现状,应借鉴行政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和特殊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建立与集中医疗相对应的集中管辖制度即将全省(市)的强制医疗案件集中到接受医疗地的司法机关管辖,从而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司法成本;强化诉讼权利保障,体现程序公正;实现同案同判,维护实体公正;实现效率提升,确保及时审判;实现专业化审判,确保案件质量。为确保特殊案件得以公正处理,应设置集中管辖的例外制度;为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集中管辖的异议权,应赋予其上诉权。

【英文摘要】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compulsory medical justice, there is only one mental hospital in different provinces for criminals who are mental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judicial organs in each province to deal with criminal cases of mental patients. The judicial organs have omitted some proceedings in order to save cost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protect mental patient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litigation rights and substantive rights. In order to make this situation better,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systems used in judicial practice for administrative cas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and special criminal cases. There is a need to build up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system to deal with cases by the nearest judicial organ. This will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litigation rights and reflect procedural justice. Furthermore, it will also ensure each of those cases are awarded the same verdict over the counties which will maintain substantive justice, heighten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ceedings, achieve professional trails of each cases, and so on. However, it should also set up an exception system for the centralized jurisdiction of the compulsory medical cases in order to achieve justice, which should be giving the right of appeal to those mental defendant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5584    
  

2012年修正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将强制医疗程序吸纳进来,标志着强制医疗告别了行政强制医疗,进入了司法强制医疗时代。但从近7年的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各省(市)对被强制医疗人[1]多实行集中羁押,导致司法机关办案成本较高,致使司法强制医疗仍然保留着较强的行政色彩,不利于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维护。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强制医疗管辖制度予以重构,以实现强制医疗案件司法审查的立法初衷。


一、观察:强制医疗案件审理的场景再现


(一)被强制医疗人缺席的刑事审判


1.场景再现一


A市[2]F法院第16刑事法庭正在开庭审理王某某强制医疗一案,法官席、检察官席、诉讼代理人席、法定代理人席上均有相应的人员参与,唯独被告人席上却空无一人。


2.场景解读


与其他刑事案件庭审程序相比,该庭审确实较为特殊:作为刑事诉讼参与主体的关键人物——被强制医疗人竟然缺席庭审。而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除贪污贿赂犯罪,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外,并未规定缺席审判制度,这种现象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是个案还是通例?从A市法院的实践来看,被强制医疗人缺席庭审并非F法院的特有现象,实为常态——经查,截止2019年10月15日,在该市审结428件强制医疗案件中,仅有1名被强制医疗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其之所以能参加诉讼,是因为其已经85岁高龄且身患多种疾病,此前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安康医院时被拒收。而其余案件的被强制医疗人则在肇祸后即被采取临时约束性保护措施送往安康医院治疗,庭审前均被约束在安康医院。而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强制医疗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别程序,因此,如没有特别规定,强制医疗程序应当适用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如此看来,在被强制医疗人缺席的情况下审理对其是否强制医疗,显然是有违正当程序要求的。


(二)无助的被强制医疗人近亲属


1.场景再现二


C法官通知老张一起去安康医院会见小张,但安康医院以当日不是家属会见日拒绝老张和C法官一同会见小张。C法官释明通知老张到场是保障法定代理人的在场权,安康医院仍以不符合管理规定拒绝老张入内。在C法官会见完小张从安康医院出来时,老张急忙凑上来:“C法官,小张恢复得怎么样?他是否同意对自己强制医疗?”还没待法官回答,其又自言自语:“我花500块钱租车跑这么远来看他,还不让见,你说说……法官,我没有怪您的意思,我只是想当面看看小张的现状,听听他是不是真心同意对自己强制医疗。我听说,在你们会见他的时候,医生会给他们加大药量,只有当面看看、听听,我才放心,要不他以后会埋怨我的。”


C法官:“你前段时间不是来看过他吗?”


老张:“是呀,上次来的时候他有好转,现在一定恢复得更好了吧?你们要是把他接回法院开庭就好了。”


C法官:“我们也想让小张参加庭审,可是这么远的路,来回200多公里,实在做不到。”


2.场景解读


其实,老张的核心意思就是两个要求:一是在法官会见小张时能到场了解小张的现状,二是希望法院能够让小张参加庭审。换言之,就是要保障其在场权和小张的庭审参与权。刑事诉讼法第304条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从该规定来看,开庭时应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不存在争议,但会见时法定代理人是否应到场,则并不明确。这也是老张被拒之门外的原因所在。其实,刑事诉讼法第28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根据刑法的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对其讯问和审判时要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那么,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审理、讯问和会见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时,理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为宜。但从实践来看,别说讯问、会见被强制医疗人时其法定代理人不在场,就是开庭审理时,法定代理人不到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以A市F法院为例,在审结的27件强制医疗案件中,有4名被强制医疗人的法定代理人由于各种原因未到庭参加诉讼,占14.8%。


(三)无奈的法官和检察官夫妻本是同林鸟


1.场景再现三


A市安康医院建议解除王某强制医疗一案,C法官和D检察官正在安康医院等着会见王某,他们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C:这是我第四趟来安康医院办王某的案件了,你院申请对其强制医疗时来了两趟,这回对其解除强制医疗又来了两趟,来一趟200多公里,路桥费一趟100元,油钱150元,四趟算下来要1000元。而每趟来办案只需要半小时,但来回的路途时间却要四五个小时。这么办案太浪费司法资源了。


D:可不是,我们虽然比你们来的趟数少一些,但申请其强制医疗时要来一趟,对其解除强制医疗的时候也要来一趟,也不容易。


C:我卡了一下时间,从S法院到安康医院只要15分钟,还不要路桥费,要是把所有的强制医疗案件都交给安康医院所在地的S法院和检察院办,成本会小很多。


D:这是个好主意。


2.场景解读


从法官C和检察官D的对话来看,办理强制医疗案件的成本确实较高,但是并非没有解决的路径,而且这种解决路径似乎并不难办到。


(四)小结


场景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被强制医疗人的庭审参与权缺失问题,场景二反映的是被强制医疗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权保障不到位的问题,场景三反映的是司法机关办案成本高的问题。究其原因,前述三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在被强制医疗人集中医疗的情况下,部分司法机关基于节约办案成本的考虑,仅采取书面听取被强制医疗人的意见,略去提押其到庭参加诉讼、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等步骤。这种做法限制甚至剥夺了被强制医疗人的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等核心诉讼权利,也影响到了其实体权利,与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如何祛除现行强制医疗司法实践弊病,在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庭审参与权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到场权等权利的情况下,降低司法成本就成为实现强制医疗司法审查立法初衷的关键环节。


二、思考:强制医疗案件集中管辖的设想


事实上,从C法官和D检察官的对话中我们能捕捉到解决前述问题的思路——将强制医疗案件集中到安康医院所在地的司法机关管辖。那么,这种设想是否有现实依据和可操作性呢?本文接下来将在借鉴现有集中管辖制度的基础上,对其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路径予以探讨。


(一)集中管辖的制度借鉴


1.行政案件的集中管辖


现行行政审判体制中“行政诉讼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完全对应”的设置,已经导致行政诉讼制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3]。为改变此种现状,化解危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其目的是消除司法地方化现象,排除地方政府干预法院司法的情况,实现司法独立。因此,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对行政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就成为首选,其目的在于解决有关部门和领导插手案件处理从而导致有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的问题[4]。据报道,从试点情况来看,效果还是较为明显的。以深圳市为例,该市近99%的行政案件实现了跨区域管辖,行政审判工作质效双升,司法监督有效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公信力得以充分彰显[5]。


2.知识产权案件的集中管辖


知识产权案件,由于专业性相对较强,从一开始由中级法院管辖,到后来将管辖权下放到案件较多、审判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区基层法院,再到现在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经历了集中管辖到分散管辖再到集中管辖的过程。从其管辖变迁来看,成立知识产权法院“是推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需要,是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水平的需要”[6],有其特殊的意义。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运行两周年的情况来看,该院进行了知识产权案例制度的探索,推行了诉、审、判一致性改革,深化了审判委员会职能改革,加强了院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建设,推进了专业化审判与案件繁简分流等[7],进行了全新的制度设计和审判方式改革,效果可圈可点。


3.特殊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确定了刑事案件管辖的基本原则。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侦查机关及时收集、固定证据,检察机关和法院及时起诉和审判。但在实践中,为提升特殊刑事案件的审判水平等,各地公安司法机关对以下几类案件实行了相对集中管辖的探索:一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集中管辖。如上海市于2011年4月26日起施行的《关于本市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由浦东新区、闵行、徐汇等区法院集中管辖,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基层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8]。二是环保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如昆明市于2008年出台的《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在昆明中院设立环境保护审判庭,对涉及环境保护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及执行实行“四合一”的审判执行模式,并探索环境公益诉讼和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诉讼,其目的在于加强昆明市环境保护,有效遏制环境违法犯罪行为[9]。三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会同省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在全省各市辖区内,对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施集中管辖,即凡辖两个区以上的市(含辖一个县)的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指定一个区集中办理,其目的在于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积累审判工作经验,形成稳定的少年法庭审判队伍[10]。至于前述改革的效果如何,从互联网检索结果来看,有的没有进一步报道,有的则并未实现预期目标[11]。


从前述集中管辖的司法实践,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一是集中管辖须有必要性,能够解决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做到有的放矢,否则,改革形同虚设;二是集中管辖须有实效性,至少应当做到比未集中管辖之前在实体公正或程序公正或效率提升等方面有显著向好,当然,各方面都有显著向好则更好,否则,不如不改;三是集中管辖须有可行性,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革,做到不违反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否则,改革不具有合法性,没有改革的基础。

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二)强制医疗案件集中管辖的必要性


从上述行政案件、知产案件和特殊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来看,每一项集中管辖制度均有其内在目的和价值追求,但并非所有改革都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因此,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其必要性。就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开篇呈现的三个场景折射出现行强制医疗实践存着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强制医疗案件办案成本高,另一方面,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权利保障却不到位,这强烈呼吁新的强制医疗办案制度——一种既能节约办案成本,又能强化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权利保障水平的制度——来修正和完善现行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这说明现行强制医疗司法实践亟待一场降低司法成本、提升司法公正度的变革。而参考现有特殊刑事案件集中管辖以及行政案件、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的做法,将强制医疗案件集中管辖,或许是破解前述悖论的最佳路径。


(三)强制医疗集中管辖的可行性


实行强制医疗集中管辖,应当以不违反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前提,否则,此种改革不具有合法性和可行性。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强制医疗案件的管辖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刑事诉讼法解释第52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申请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案件,由被申请人实施暴力行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申请人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该条并未明确强制医疗案件能否由被申请人接受医疗地法院管辖,但强制医疗作为特别程序规定于刑事诉讼法当中,完全可以参照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来处理。刑事诉讼法解释第539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可以参照适用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同时,该解释第11条规定:“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由原审地人民法院管辖;由罪犯服刑地或者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罪犯服刑地或者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条规定为被告人在犯罪行为地以外的羁押地接受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参照该规定,将强制医疗案件交由羁押地(接受医疗地)的司法机关管辖,也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而且最高法院对此亦持肯定态度:“审理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案件,由被申请人实施危害行为地法院管辖,如果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接受医疗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的,可由该院管辖。”[12]这说明,将强制医疗案件集中到安康医院所在地司法机关管辖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应当具有可行性。


(四)强制医疗集中管辖的路径


从现行司法实践的不同集中管辖制度设置来看,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法院内部发文的形式来确定集中管辖,比如行政案件的集中管辖;另一种是通过全国人大授权的方式来确定,比如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还有一种是通过上级司法机关改变法定的地域管辖或级别管辖,将某一类刑事案件集中到区域内某一(些)特定的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或直接提级管辖[13],比如特殊刑事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应该说,上述案件管辖依据层级的不同,反映出问题的普遍性和国家对相关问题重视程度的不同。从强制医疗司法实践来看,强制医疗案件实现司法审查至今也不过6年多的时间,加之案件量并不大且分散于各个法院,相关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因此,要制定全国性的具备较高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还为时过早。所以,现阶段较为可行的路径是由个别省市先行先试,通过省级公检法等机关联合会签文件的形式确定强制医疗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是比较适当的选择。当然,就集中管辖的阶段而言,应当限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亦即审查起诉和审判由安康医院所在地的检察院、法院负责,而侦查工作则仍由案发地的公安机关负责为宜。


三、分析:法经济学视野下的强制医疗集中管辖


实行强制医疗案件集中管辖效果如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在此,不妨从法经济学的视角予以考察。


(一)强制医疗集中管辖的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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