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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试析法学研究中的价值消解行为
【英文标题】 Analysis on the Dispelling Action of the Value in Legal Research
【作者】 齐延平【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学研究 价值消解 非理性 行为【期刊年份】 1997年
【期号】 2【页码】 18
【摘要】

法学研究中的价值消解行为,属法学研究群体内部无意识的非理性阻却法学发展的行为。这一行为割裂着法学理论研究价值追求与价值实现的统一。作者认为,中国法治之不兴,法理之滞后,概因于此。消解行为表现在:经典著作运用上的教条化,法理问题的政治化,评判标准的单一化,视域的固定化,意义的宽泛化,理论抽象的极端化,说明体系的程式化,学术品格的超然化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285    
  法学研究中的价值消解行为,属法学学的研究范畴。这一行为总是与法学研究中现实的或可能的突破性进展相伴生,并与突破性进展的强度和广度成正比凸显。回顾20世纪中国法制变革的艰辛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不仅受到界外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承受着来自研究群体内部无意识的非理性行为的阻却。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即将步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审视、剖析、警惕这些行为的传统保守性及理论教条性,应成为法学研究者的理性自觉。
  法学理论研究作为认识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内化了人们特别是研究主体的需要与追求的行为。亦即法学理论研究是以理论价值为追求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实践活动的始动因是人们在法学研究领域对实现哲学上的终极价值——真善美的信仰、期盼与坚执。求真为法学理论研究的终极追求,达善为法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使命,至美则是法学理论研究的艺术化境界。在此境界中,形成了关于法律及其运动的有机统一的、价值含量达到最高极限的理论样态。这一理论样态自身价值的证明是:据之设计、推动、构建的法制实践必是体现理性精神的、合乎法治原则的、正义的实践。在此境界中,理论研究的成果与社会的现实实践实现了契合、互证,理论的价值由应然、可然状态顺利地向现实外化。在此境界中,理论研究主体的特定的社会价值被他人及社会所认知,并由此得以提升和张扬。在这一实践活动的起点和理想境界之间,便是理论研究者的自觉实践活动,这一活动是法学理论研究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实现相统一的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地挖掘、创造、增扩法学理论的价值含量,可以说是所有研究主体的意识自觉与正向价值追求。而这一自觉与追求的反题则是个别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在理论价值量增扩的过程中,无意中背离了主体的愿望,实际上起了抵销、化散理论现实的或可能的价值的作用。我们将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中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概括为价值消解行为。中国法治之不兴,法理之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研究群体内部的价值消解行为。
  消解行为一:经典著作运用上的教条化。在法学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应教条地照搬照抄经典作家囿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而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这已作为法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僵化、教条的最佳阐释而为大多学者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原则已为所有的学者都始终如一地自觉贯彻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相反,对经典著作的教条化理解、运用仍是法学理论研究价值增殖的最顽固的观念羁绊和阻却力量。一旦有充满理性光芒的新观点、新思想要孕育、发韧,经典著作往往会被教条地运用于对其压制和扼杀上来。由于这种行为往往是出于维护法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良好愿望的,因而就获得了正统意义下无形力量的支持,具备了较强的不可辩解性和不可反击性。因而对法学理论价值和新价值的增长具有最大的消解力。比如,有的学者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启发下,试图根据发展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从生产力角度和经济规律等方面对传统的“阶级统治”法本质论进行适应时代的具体说明,以使其更具体化、科学化、时代化。这些角度的探索对于全面地理解法、认识法,无疑具有极大的价值,虽然价值量的高低尚有待探讨。但有的学者就因为这些观点的用词及表述技巧与经典作家不一致而大加笔伐。凡是经典作家说过的,不照搬照抄就是自由化,是此行为的基本推理模式。
  消解行为二:法理问题的政治化。这也是法学理论研究中较典型的一种消解理论价值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根基和现实的影响力。法理学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法及其现象与国家政治有着天然联系,因此,法理学的理论结论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并难免来自政治的评价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但是将法理学的全部问题立体化地政治化也是不足取的,特别是对法学理论观点的政治性及意识形态问题不是由政治集团、政治家来评判而由政治化了的法学家来评判时,法理学的处境就更具悲剧色彩了。比如,有的学者为了开阔法理学研究的视野,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前提下借鉴西方法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并应重视对契约自由、权利本位、人文精神、公法与私法等问题的研究,有人就认为这是淡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对我国法学的健康发展不利,并要求青年人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他们要求青年人“做的”是没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要求青年人“不要做的”也是正确的。因为经典作家没说过的就不要探讨,实质上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疏离了社会全部的物质、精神背景,经过纯政治标准梳理、肢解的法理学将是冷冰冰的石块堆砌。
  消解行为三:评判标准的单一化。这个单一化的标准就是“阶级分析法”。阶级及阶级性的概念长期以来是中国法理学的核心概念、中心范畴。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应坚持的重要的法学研究方法。但坚持这一方法,并不意味着将阶级分析法简单化、神秘化并推及法理学一切问题的研究中,作为评判他人的研究的唯一标准,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相背的。阶级分析的简单化公理是“在灭毒草的时候将禾苗一起灭掉是值得的”。阶级性曾是阻断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与交往的坚固屏障。在今天,它仍是我们在文化领域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拦路虎。不管什么方法,只要不是阶级分析法,就是错误的方法;不管什么理论,只要不是以阶级和阶级性为核心,就是错误的理论,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对法学理论研究简单化地评判对理论价值的消解作用是极大的。有的学者提出纵观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法理学的兴衰呈周期性特点。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法学界展开了几次大的讨论。如人治与法治问题、法的本质属性问题、法本位问题等。就每一次讨论中学者们付出的热情、勇气和精力而言,本应能获得较理想的果实;但我们的所得与付出是不相称的。投入与产出的不成比例,与阶级性利剑运用得理智与否有着必然联系。
  消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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