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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法的成本与法的幼稚
【副标题】 对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一种经济学分析
【英文标题】 The Cost of Law and the Puerility of Law
【英文副标题】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Market Economy
【作者】 卢宏定【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制度 成本 支付能力【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1【页码】 21
【摘要】

此文运用经济学成本分析方法,对我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设计以及实施进行了探讨。认为:法律制度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关系、规范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种正式制度,其供给与需求必然存在一定交易成本及支付行为,而我国现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交易成本是过大且难以支付的,由此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制度虚设或制度失灵现象,亦使法自身具有幼稚性。究其因,一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及不适应性太强;另一方面是由于制度需求不足或社会支付能力过小。法律制度的充分合理性以及法理想实现的标志,应是其交易成本的最优化,以此做为制度创新和改进的目标非常重要。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5340    
  一、引言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应该说,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作为调节、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种正式(社会)制度的供给,是和保障整个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以及市场有序性发展的需求相联系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与需求,必然导致为此所发生的交易成本及支付行为。就供给而言,即在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制度的创设和制订,其成本发生,一是创设、制订本身导致的一般工作费用;另一项则是制度实施的监督费用,其大小取决于诸多因素影响,有时可能是巨大的。所以,一般分析更注重后者。作为制度的需求(实际就是消费)成本,从制度的“交易”行为来看,则远比供给成本要复杂得多。因为作为法的需求以及实施所发生的成本支付,并非是完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或货币)成本(有可能首先表现为经济成本),还包括社会政治、稳定以及伦理道德等意义上的成本。通常情况下,制度供给不足,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不合理交易成本增加,并产生无序格局;但制度需求不足,则往往是由于社会对交易成本的支付能力过小,这时,一方面会表现出制度的(全部或某一部分)虚设,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制度失灵(或称政策失效)。如果从法律制度实施的结果看问题,实质上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的目标(预期收益)与整个社会正常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同一性的,从而导致不同成本最终的同一性,即表现为法律制度实施的交易费用,或称交易成本。所以,法律制度的充分合理性、适应性以及法的理想实现的标志从这一意义上讲,便是其实现的交易成本最优化;而法的幼稚则是其交易成本过大。故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设计和供给,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以及社会经济行为主体对其的需求状况和影响需求成本的各种因素。在我国经济以及制度转型变迁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法进行这一经济学分析是必要的。
  二、我国实存法律制度的幼稚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的中央型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市场评价、市场机会以及市场主体(经济学所称“经济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所伴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大量经济联系和事件的发生,导致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大量需求,作为市场经济有序发展保障和“调节器”的有关法制建设也迅速发展。尤其是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法制改革目标和任务以来,法学界已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模式以及制度建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出现了一系列有创见性的建构框架、原则、方略以及模式选择的意见和成果,实践中各种法律制度得到不断创设和修定。就法制建设整体而言,作为过去无法可依的突出问题虽然逐步改观,但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又成了一个突出问题,诸多法律制度的实施困难重重,人治与法治仍然搅混在一起。这几乎成为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突出表现。对此,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其归结为领导的问题、群众的问题、执法人员的问题,此固然有之,但这里却忽视了法本身的问题,即法的幼稚性表现。无论从我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创设时间,还是创设过程看,应该说这一问题都是存在的。诸多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创设才不过数年时间,且是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的条件下产生的。一是尚未经过、也未有成熟的市场考验,二是大多市场法制制度源引或借鉴西方法律体系的内容,很难在短时期完全吻合中国特定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其幼稚性不言而喻。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讲,这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过高的交易费用。
  下面例证可以说明上述问题。作为市场竞争条件下规范企业资本经营及行为的法律制度供给中的破产法,在我国已存在十几年之久,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产生这一制度需求的资本(抑或产权)所有者和经营者(国有企业则表现为政府及其代理人——企业),对其需求成本的支付能力却是完全不具备的。破产的直接成本支付首先是破产企业工人的失业或称下岗(有相当一部分下岗现象确属所在企业的隐性破产所致),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破产企业工人收入水平下降导致生活消费水平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养老、子女抚育、对政府的抱怨情绪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等,这些问题使制度实施成本的相当一部分转嫁给了政府,而政府在不具备支付这一巨大成本能力的情况下(事实上,我国目前便处在这一状况。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充分就业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均是政府行为不可缺少的目标,但就中国的社会性质、体制特征以及现实情况而言,由于缺少社会保障机制并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居民一方面主观上对新制度认知和应变能力较差;另一方面是客观上由于失业造成的生活困境与主观预期的巨大差异,从而必然导致逆制度心理,引起对社会、政府的抱怨,产生较强的不稳定因素。政府是不可能主动支付这一成本的),必然会以自身所掌握的权力,限制这一交易费用的发生。可能会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一制度收益不能实现,从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制度(破产法)虚设或不能完整实施。这一政策失效现象,表现出的正是这一法律制度的幼稚。
  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方面的法律制度供给与需求,其交易成本无疑主要是由消费者以及作为市场主体的厂商来支付的。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主观上,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其货币支付能力和消费需求因素的影响,尽管也想获得相对高的(商品)效用,同时支付相对少的(商品)费用。但客观上,每一个消费者并不愿同时也不可能做到对他的购买市场价格进行全面比较,且也不可能做到对消费品全面识假辨假,因为消费者普遍存在信息短缺。所以,往往是消费者与提供商品、劳务的厂商发生质量及其它问题的争执和纠纷时,总是自认倒霉、息事宁人了事,大多不愿诉诸公堂,对已有制度进行“消费”。究其原因,是因为保护权益是有成本的,而且这种性质的交易成本太高,为此可能付出的货币、时间、精力等成本与预期(结果)权益补偿比较,很可能是不划算的。这就阻滞了保护自己权益的正当行为发生,从而也使这一制度实施受到影响。
  再从厂商的角度看,在经济转型期的特定市场条件下,各种性质的厂商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终极目标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厂商之间为此展开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竞争手段的多样化、复杂化就成必然。保护每一利益主体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防止和限制厂商之间非公平竞争(交易)行为的发生,就必然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市场竞争行为公平化、合理化、规范化规则的必然要求。所以,缺少公平交易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制度的供给是不可能的,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厂商对这一制度的需求亦是大量存在的。然而,对这一需求的成本进行考察,就会发现,需求成本的支付对象一是权(利)益被受到侵害的厂商;二是直接支付监督成本的政府。而事实上厂商的“消费”这一制度即所谓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为公平化、合理化权益补偿所作的各种调查、诉讼等行为,需要支付的成本是巨大的,甚至由于受到技术水平、时间、精力、财力、人力以及地方政府保障等因素限制,无力或不愿支付这一成本代价。而由政府直接支付的部分同样由于机构设置、管理水平、管理人员素质以及地方政府保护等限制,亦可能使成本发生大打折扣。这就在客观上阻滞了这一你怀了我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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