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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刑事责任减免意义:美国经验及启示
【英文标题】 The Experience and Revelation of American on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Reduction of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作者】 付胥宇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安财经学院{讲师}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受虐妇女综合症;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刑事责任减免
【英文关键词】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justifiable defense ;the victim’s fault; the reduc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8)06-0063-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63
【摘要】

受虐妇女在长期持续的家庭暴力作用下不堪忍受实施的杀夫行为,在我国现阶段缺乏出罪空间,实践中也出现了较大的量刑差异。美国刑法将“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心理学概念作为受虐妇女杀夫行为的抗辩事由,结合正当防卫抗辩,从而拓宽了此类案件的合法辩护空间。事实上,受虐妇女杀夫行为具有刑事责任减免的正当化根据,其违法性与有责性比一般杀人犯罪小,从刑罚目的上看,缺乏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在我国当前法律框架下,有必要强化“受虐妇女综合症”因素在刑事责任裁量中的作用,并与正当防卫、被害人过错等抗辩事由相结合,对其刑事责任的减免进行类型化处理。

【英文摘要】

In the long-term domestic violence, battered women could not bear abuse and eventually killed their husbands. Their behaviors cannot be impunity and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crimes in our country, great differences also appeared in sentencing.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al Law broaden the concept of legal defense in such cases by using the psychological term of “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 for the behavior of battered women, combined with justifiable defense. In fact, reducing the battered women’s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s justifiable, for their behaviors have less illega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han general murder crime, and lack of the necessity of general prevention and special prevention from the purpose of the penalty. In our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battered women syndrome” as a defense, and combine it with the justifiable defense, the victim’s fault and other defenses, and consequently categorizing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redu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310    
  
  

引言

受虐妇女杀夫案件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已成为社会关注的公众问题。在男权主义盛行的历史传统下,妇女作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不堪忍受长期暴力虐待而实施杀夫行为,当我们对其进行犯罪评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倾注大量同情,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深感无奈又倍加困惑的局面。近年来,相关法律规范不断出台,社会公众对此也紧密关注,但悲剧仍然不断上演。从实践中看,此类案件在定性上基本一致,均将其作为故意杀人罪认定,而在量刑上各地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偏重但具有从轻的趋势。[1]早在2006年,中国法学会在北京召开的“受虐妇女杀夫案”审判研讨会上,陈兴良教授就提出此类案件“判决轻重悬殊,量刑统一问题亟待解决”。[2]虽然个案必然存在差异,但如此失衡的量刑是否具有妥当性?家暴引发的悲剧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完全施加给受虐妇女,正当性何在?如果受虐妇女在长期家庭暴力之下身心严重受损并且穷尽了一切可能的救济,走投无路不得已杀夫反抗,将其行为毫无差别地评价为故意杀人罪并施加刑罚,是否真能经得起社会共同体良心的考量?

一、现状检讨:封闭的出罪空间

受虐妇女杀夫案件的案情几乎如出一辙:妇女长期受到丈夫的虐待,身心俱疲且精神紧张,四处求助未果,不堪承受之下乘丈夫不备实施杀害行为,事后受到公众同情并呼吁对其从宽处罚。这类案件具有如下共性:其一,受害方具有较大过错,而加害方则是长期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从这一角度看,称其为“受虐妇女的反击行为”亦不为过;其二,受虐妇女在杀夫时意志坚决,下手毫不留情,手段残忍,反映出行为人义无反顾的决意;其三,此类案件受到社会关注,公众对受虐妇女体现出极大的同情与谅解,民愤极小;其四,该类案件往往不具备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受虐妇女并非在家庭暴力实施当时进行反击,而是在某次家暴结束后或尚未开始之时对丈夫实施暴力行为,因而根据刑法规范无一例外地被评价为犯罪行为。[3]可见,受虐妇女杀夫案件的出罪通道是封闭的。但是,此类案件具有不同于普通杀人案件的特殊性,从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处罚必要性出发,学界对该类案件的出罪空间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无功而返。

(一)不能作为精神障碍人出罪

从实践中看,受虐妇女确实在长期的家庭暴力下精神极度紧张,似如惊弓之鸟。在某些极端的案件中,受虐妇女在丈夫暴力的刺激下实施杀夫行为时,也丧失了一定程度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从而导致她们对于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缺乏理性的判断和控制。但是如果认为其欠缺刑事责任能力并将其作为精神障碍人出罪,还需要经过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的双重考察。现实中,绝大多数案件中受虐妇女在实施杀夫行为时,虽然精神紧张、情绪失控,但是其在日常生活中行动正常,并非属于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因而其行为更多地被评价为情绪问题而非病理问题。值得反思的是,《刑法》18条在对责任能力进行限定时采用了“精神病人”之标签化表述,这无形中缩小了司法评价“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适用范围,因为很多“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虽然责任能力有所减弱,但并非属于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因而不能通过适用《刑法》18条予以出罪。近年来学界放弃“精神病人”之表述而使用“精神障碍人”的表述方式,但效果并不显著。与之相比,日本刑法“心神丧失”“心神耗弱”之表述更为精准,也更符合“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之意旨。此外,由于重视刑法之社会保护机能,出于对放纵犯罪的担忧,各国在对精神障碍进行司法认定时都采用了极其谨慎的态度,这就使得因情绪失控或者精神紧张而一时丧失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的情形,被排除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范围之外。

(二)不能作为正当防卫出罪

从现有的观点来看,学界更倾向于通过刑法解释将受虐妇女杀夫的行为评价为正当防卫从而出罪。这种思路目前存在的最大障碍有以下两方面:其一是杀夫行为往往不具备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受虐妇女并非在丈夫暴力侵害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进行反击,而是在本次虐待结束后下次虐待开始之前的一段间隙内,趁丈夫处于醉酒或熟睡状态而不具备反抗能力时将其杀死。着眼于传统的正当防卫时间条件,本次虐待行为已经结束,而下次虐待行为尚未开始,并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的紧迫性无从证实。其二是杀夫行为往往突破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诚然,受虐妇女受到了丈夫长期的暴力虐待,但其在实施杀夫行为时所面对的单次虐待行为,并非都能够达到以杀人进行防卫的程度。这就使得某些虽然具备防卫时间条件的反击行为突破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从而被认定为防卫过当。

学界试图从以下方面实现困境突围。面对第一个障碍,将虐待行为理解为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而整个虐待的持续过程都能够解释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从而放宽受虐妇女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如此思路面临的最大质疑就是正当防卫时间条件认定的随意性,而且会对不法侵害的“紧迫性”要件造成松动。面对第二个障碍,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将防卫的限度条件进行放宽。理由在于,刑法关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设定,更多建立在男性行为特征和强度的基础之上,而不符合女性防卫杀人的方式,更不适用于长期处于丈夫暴力虐待之下的女性反抗方式。[4]这种设定忽视了男女性别所导致的行为模式、行为选择以及行为强度之间的差异,是对女性权利的漠视。但是如何设定防卫限度在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标准,显然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因此至今未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有效回应。当前对受虐妇女杀夫行为进行评价时,仍然是严格按照传统的正当防卫认定条件,并未对其表现出倾向性的垂怜。因此,除非受虐妇女杀夫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否则很难通过刑法解释的方式放宽条件对其进行出罪评价。

(三)不能作为紧急避险出罪

受德国刑法影响,我国有学者建议通过引进“防御性紧急避险”[5]概念,并主张完善我国紧急避险体系,将防御性紧急避险纳入其中,在不扩张正当防卫适用条件的前提下,对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情形以防御性紧急避险作为抗辩事由,从而拓宽受虐妇女严重反击行为正当化抗辩路径。[6]我国通说将紧急避险的对象条件限定为“不法侵害者以外的第三人”,增加了将受虐妇女杀夫行为进行正当化评价的难度。防御性紧急避险概念的提出,认为紧急避险的对象不限于第三人,为杀夫妇女的刑事责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处理思路。

但是问题在于,若将受虐妇女杀夫的行为进行紧急避险评价,即使能够将丈夫的暴力虐待行为理解为“危险”,此种思路同样面临“正在发生”这一时间要件的诘难,仍需面对危险“紧迫性”的质疑。而且,立足于德国刑法关于违法阻却事由之“法的确证”与“法益衡量”正当化根据,防御性紧急避险何以比一般紧急避险在“法益衡量”方面有更宽松的标准,则很难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7]此外,一般认为,紧急避险具有比正当防卫更为严格的条件,正当防卫都无法畅通受虐妇女杀夫行为的出罪通道,将希望寄托在条件更为严格的紧急避险身上,显然更不具有现实性。

(四)不能依据《刑法》13来自北大法宝条但书规定出罪

受虐妇女杀夫行为是在受害方具有极大过错的情况下发生的。具体个案中,公众往往对作为加害方的受虐妇女给予同情和宽宥,而对作为受害方的丈夫进行批评和谴责,所以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都极为有限。于是,运用《刑法》13条但书规定出罪也成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路径。但是,如果立足于但书的功能,则会得出否定的答案。

在司法上,认定一种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直接依据只能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而不能是犯罪的法定概念。《刑法》13条但书规定仅仅是在刑法给犯罪概念下定义时,从反面说明何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而不能作为司法适用中出罪的实体标准和具体事由。犯罪概念不是认定犯罪的具体标准,第13条“但书”也不是宣告无罪的具体标准。如果立法者在第13条规定了犯罪概念,而司法者又根据第13条“但书”宣告无罪,就会使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丧失作为犯罪模型的应有意义,这违反了第13条的规定。如果可以直接根据《刑法》13条但书宣告无罪,那么也可以直接根据第13条认定犯罪,这会从根本上否认罪刑法定原则。[8]《刑法》13条但书规定仅具有立法指引功能,而不具有司法定罪功能。虽然我国曾出现过运用第13条但书规定对故意杀人行为出罪的先例,[9]但是这种做法因不符合司法原理而遭到批判,并未得到司法界的推广。因此,立足于《刑法》13条但书规定的司法功能,受虐妇女杀夫行为无法通过这一路径寻求出罪空间。

(五)不能依据家暴事实和被害人过错出罪

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对受虐妇女杀夫案件除了较多地提出正当防卫抗辩之外,还存在较大比重的家暴事实抗辩和被害人过错抗辩。从辩护效果来看,被害人过错抗辩比家暴事实抗辩的刑事责任减轻效果更加显著。因为仅从杀人行为本身来看,此类案件比一般杀人案件性质更加恶劣,受虐妇女在杀人时心怀对丈夫的恨意和恐惧,因此往往手段残忍,下手坚决且毫不留情,甚至伴随着碎尸、抛尸、煮尸、焚尸等一些从重情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结合被害人过错抗辩事由,则会对受虐妇女判处极重的刑罚。诚然,被害人长期对受虐妇女施加暴力,自身存在巨大过错,民间也不乏认为其咎由自取、自作自受的看法,但被害人过错仅仅是在量刑阶段考虑的因素,并不能改变案件的定性。其后果是,司法裁判可以借此对受虐妇女从宽减免处罚,但仍需以故意杀人罪对其进行刑事不法评价。如果允许以被害人过错为由进行出罪,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则无法发挥作用,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也会受到破坏,由此导致私刑泛滥,甚至会危及整个司法体制。因此,以被害人过错为由主张对受虐妇女杀夫行为进行出罪辩护是一条极为危险的路径,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和考量。

我们无奈地发现,无论对其倾注多少同情与理解,受虐妇女杀夫的行为在我国当前阶段于法律框架下的出罪空间是完全封闭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外对于受虐妇女杀夫的行为则存在较高的无罪率与免刑率。[10]这不禁令我们反思,是否对于受虐妇女杀夫的刑法评价过于苛刻?这是观念思维的问题还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如果无罪评价经不起推敲,能否运用司法智慧进行定罪免刑的裁决,从而赋予走投无路的妇女更多的人性关怀?让我们将视角投向美国刑法,拓宽思路,寻求域外经验的借鉴。

二、美国经验:“受虐妇女综合症”抗辩事由

(一)“受虐妇女综合症”之理论依据

“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an Syndrome)”[11]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女权运动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概念,该概念由美国研究家庭暴力的先驱、临床法医心理学家沃克博士对400名受虐妇女跟踪调查研究而形成,随后被《妇女儿童反暴力法案》所确立。根据该法案,“受虐妇女综合症”是对那些长期处于暴力关系中的妇女,因长期受到虐待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和行为模式的科学界定。[12]沃克认为,长期遭遇暴力的妇女会表现出类似的社会心理及行为模式,这种模式与其“以暴制暴”的行为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由此提出“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受虐妇女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与“受虐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两个问题。该概念提出后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逐渐由最初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转化为法律概念,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其理论主要由暴力循环理论与习得性无助理论两个内容组成。

1.暴力循环理论

“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暴力周期(Cycle Of Violence)由三个阶段构成:愤怒蓄积期——暴力殴打期——道歉原谅期。第一阶段,施虐者出于对受虐者的种种不满而施加暴力,程度虽轻微,但其情绪已慢慢累积而逐渐失控;第二阶段,施虐者对受虐者不断实施严重暴力,频率加快,程度加深;第三阶段,施虐者对自己实施的暴力行为向受虐者表示歉意和忏悔,受虐者则接受其道歉并相信施虐者会痛改前非,原谅其行为。这一周期结束后,很快又进入暴力实施的下一个周期,且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呈现出周而复始的螺旋上升模式。而每经历一次暴力周期的循环,受虐妇女都会发现其处境更加孤立、被动、无助和危险,从而深陷其中,无法抽身。

2.习得性无助理论

习得性无助理论(Learned Helplessness)源自心理学者沙利格曼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的一个试验。[13]沃克认为,长期处于家庭暴力之下的受虐妇女正如“遭受电击后的小狗”,她们在持续的、高强度的虐待折磨下心理逐渐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试图反抗到随后的无奈承受,直至最终形成心理瘫痪的状态。[14]该理论生动地描述了受虐妇女反抗行为随着暴力的持续逐渐趋弱、直至最终消失的过程,以及她们不再相信自身行为会存在某个可预测的结果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并不是说她们不能继续使用技巧逃离虐待、及时阻止虐待或者进行防卫,而是她们无法预测她们的行为是否将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因此常选择逆来顺受,以求安全度过这次家庭暴力。有时她们可能会使用看起来对于一个未受到虐待的妇女来讲过度的武力来保护她们自己或她们的孩子。”[15]习得性无助理论能够清晰地解释为什么受虐妇女在长期持续的暴力虐待下不选择离开施虐者,为什么受虐妇女在反击时采取“杀夫”这一不留余地的、外人看似极端激烈的方式。

此外,域外还有一些心理学家提出幸存者理论、[16]后精神创伤压力失调[17]等理论,用以对受虐妇女以暴制暴的行为进行心理学意义上的诠释,进一步丰富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根据。

(二)“受虐妇女综合症”抗辩事由在美国的确立及发展

普通法曾长期存在允许丈夫使用不粗于其大拇指的棍棒殴打妻子的传统——“拇指法则(The Rule of Thumb)”,由此导致了最初国家对于介入家庭问题的漠视态度。[18]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先后掀起数次反家庭暴力的浪潮,女权主义者对男性支配体制下的女性不公和悲惨境遇进行了激烈抗议,同时对受虐妇女提供各种帮助,包括离婚、取得保护令以及建立受虐妇女庇护所等,以期通过妇女集体行动实现自助并壮大女性的力量,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冲破妇女在日常生活及刑事司法中的制度性歧视。目前,多数州法律都已将家庭暴定义为一种犯罪,规定对于实施与家庭暴力相关的行为将受到刑法的制裁,受害妇女也能更多地受到法律救济。[19]此外,有些州还在司法制度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如设立专门的“统一家庭暴力法庭”,由单个法官对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家事、刑事案件进行统一审理,从而减轻受到家庭暴力攻击妇女的负担。[20]

在这些运动的影响下,美国立法逐渐对“受虐妇女综合症”与正当防卫之间的关联性给予了认可。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反针对妇女暴力法》,该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消除性别偏见,改变对受虐妇女杀人案件中“正当防卫”的理解。[21]1991年,《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抗辩事由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该法典规定:在刑事诉讼中,专家证言被许可用于有关的亲密伴侣殴打及其影响的起诉或辩护中。2002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又率先在全美制定了“受虐妇女综合症和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条款”,“受虐妇女综合症”以专家证言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加以采用。[22]目前,美国大多数州法院都明确表示接受“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部分州法院判决默示承认接受或者在有限基础上承认这种证词。当然,法庭对这种专家证据的可采性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例如,“法官需要确认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来自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是否能够获得经验的测试、是否能够经受同行审查、是否会出现潜在的误差、是否严格遵循了操作标准以及相关理论和技术、是否被科学界所普遍接受,等等”。[23]

近年来,美国司法关于“受虐妇女综合症”自身防卫的认定呈现出趋于精细化的特性,这使美国传统刑法理论随之出现了某种变化。“受虐妇女综合症”以专家证言形式作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在美国的许多州都得到承认。美国刑法的正当防卫具体分为四类:自身防卫(self-defense)、防卫他人(defense of another)、防卫财产(defense of property)和执法防卫(defense for law enforcement)。其中,“自身防卫是指法律许可遭遇到侵害的人对侵害者本人运用适度的暴力,如果他合理地认为:(1)他处在非法的身体侵害的紧迫危险之中;(2)为避免这种危险而使用暴力是必要的”。[24]在受虐妇女杀夫的案件中,通常行为人会以自身防卫为由提出合法性辩护。[25]法庭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会遵循自身防卫的原则。因此,在美国,受虐妇女杀夫行为是以“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理论为依托,在正当防卫这一正当化事由之下寻求刑事责任减免的空间。传统刑法将自身防卫作为正当化事由处理,承认自身防卫的合法性。但是,将受虐妇女杀夫行为均解释为正当化的合法行为,则有些牵强,尤其是在受虐妇女杀害熟睡丈夫这一并不存在“紧迫的危险”情形下。对此,学界认为与其将受虐妇女杀夫的行为认定为正当化事由,不如将其认定为可宽恕事由。受虐妇女如果错误地杀害了事实上并不存在危险的丈夫,只要她能够证明这种错误是“合理的”,就能够获得“自身防卫”的裁决。[26]“大陆法系刑法中,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定泾渭分明,但在英美法系,只要防卫行为在行为人合理相信的框架之内,根据《模范刑法典》的规定,正当防卫的认定就转化为了相信是否合理的问题”。[27]由此,“自身防卫”在美国刑法中不仅可以作为正当化事由,还可以作为可宽恕事由,这使美国关于“自身防卫”的理论实践得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此外,鉴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很多案件都在审前阶段通过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不起诉决定、辩诉交易等方式予以过滤。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由于美国刑事诉讼中采用的是陪审团制度,成员对于受虐妇女的境遇深感同情,根植于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朴素正义感也往往促使陪审团得出无罪的结论。即使最终作出有罪裁决,法官也会充分考虑案件具体情况并听取专家证言,对受虐妇女判处轻缓的刑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纽约州《家庭暴力幸存者正义法案》(DVSJA),该法案针对受虐妇女杀夫行为允许法官行使司法裁量权,以及对监禁刑采取替代性措施,同时可以适用“强制性最低规则”[28]为受虐妇女创造更多的受保护机会,以弥补刑事司法体系的救济不足。[29]不仅如此,美国实践中还存在广泛适用的赦免制度。从现有的资料看,美国各州州长赦免的杀夫受虐妇女不在少数,甚至包括个别的死刑犯。

“受虐妇女综合症”这一理论虽然在美国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在司法中运用之后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不容否认,目前仍有少数州并未认可“受虐妇女综合症”抗辩事由的法律地位,该理论本身及专家证言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也招致一定批评:对受虐妇女不选择离开的原因解释过于简单,忽视了该现象背后的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受虐妇女本身情况与专家证言的描述不完全相符,从而导致专家证言不能得到陪审团的采信;专家证言易使陪审团认为受虐妇女是不理性的,从而否认其自我防卫,等等。但是,由于目前尚未出现能与“受虐妇女综合症”形成竞争的理论,因而其地位仍不可动摇。[30]从其实践来看,受到责任减免的受虐妇女大都行为良好,并未继续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也从某个方面证明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合法辩护事由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三、本土考察:受虐妇女具有刑事责任减免的正当化根据爱法律,有未来

(一)长期的受虐事实及被害人过错使违法程度减轻

受虐妇女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长期处于丈夫的家庭暴力下,肉体、精神、情绪、心理都受到巨大影响,因而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特殊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这种心理状态伴随家庭暴力而产生,并随着家庭暴力程度的加深不断升级,当蓄积到受虐妇女所能承受的极限之后井喷爆发。可以说,推动整个过程的主要因素即在于丈夫的家暴行为,受虐妇女杀夫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因被害人过错而引发的犯罪。该类案件中,丈夫主动推进事态发展使之趋于恶化,而妻子则步步退缩被动承受,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过错都归咎于丈夫的暴力行为亦不为过。一般认为,行为人责任与被害人过错之间呈现反比关系,被害人过错越大,则行为人责任越小,反之亦然。这种比例关系能够权衡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表现,“使法官以‘中立’的理性人标准客观公正地评价行为人行为与被害人过错对危害结果的作用力与影响,从而对刑事责任的考量更加合乎情理”。[31]受虐妇女杀夫案件中,在施暴丈夫具有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过错的情况下,受虐妇女行为的违法性是极其轻微的。从价值层面来看,家暴行为无疑具有公认的不正当性和可谴责性,是对整个社会共同体道德观的蔑视以及法律规范的违反,其严重的悖德性和反伦理性使得受虐妇女的行为具有极大程度的可宽宥性。

(二)不具期待可能性使责任减轻

受虐妇女在遭受长期家庭暴力的高度恐惧之下,早已丧失了对家暴的正面反抗能力,她们对自己反击行为的有效性可以形成微妙而精准的感知。这种情形下,其可能的反抗手段就只能发生在整个受虐过程的间隙、丈夫不具备还击可能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合乎常理的行动选择。实践中,受虐妇女极少在家暴的初始时期就实施极端的杀夫行为,绝大多数妇女是在穷尽报警、寻求妇联和相关组织帮助等救济仍不能解决问题时,才决意杀夫。“传统文化将家庭领域成员间的行为归入私领域范畴,在对家庭暴力纠纷的解决上,主张国家、法律少干预,尽量采用调解手段加以解决。这无形中给社会传达了一种信息——私人领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而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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