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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界定
【副标题】 兼评“广播信号说”之谬误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Defining the Object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Right
【英文副标题】 With Criticizing the Fallacy of “Broadcast Signal Theory”
【作者】 王超政【作者单位】 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广播组织权;广播节目;广播信号;权利客体
【英文关键词】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right ;broadcasting program ;broadcast signal ;object of right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8)06-0054-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54
【摘要】

“广播信号说”的提出,既是对“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基本法理的无视,其自身也是技术主义立法的产物,更是制度上的刻意设计。广播信号并不能代表广播组织的劳动成果,其实质上只是广播组织劳动成果的一种载体,以之为基础设置的广播组织权也会因权利内容过少无法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广播组织的劳动成果应当是其对节目的选择和编排,故其客体应当是“由广播组织选择和编排的节目群”,如此既能满足广播组织的利益保护需求,也毋需担心会损害到著作权人、社会公众的利益。

【英文摘要】

Broadcast signal theory ignores the fundamental hypothesis that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he non-material object, and it is the outcome of technocratic legislation and the deliberate design of the system. Broadcast signal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ork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and in essence, it is only a carrier of the labor achievements of the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The broad

casting organization right based on signal will also be unable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due to scant content of rights. The work of a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shall be its selection and arrangement of programs, therefore its object should be “the program groups selected and arranged by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In this way, the interes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can be protected without fear of harming the interests of copyright owners and the public.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322    
  
  

权利客体是对权利设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说明,是权利的外部定在,它的作用在于从外部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方式将权利确定下来。[1]权利客体不明,权利的存在也就无所依凭。而广播组织权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权利客体不明,并由此导致在现实中鲜有广播组织基于该权利来维护自身利益。一直以来,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并未作出过明确规定。《著作权法》仅在第45条第2款规定保护期限时使用了“截止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五十年”,从中我们似可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对象类推解释为“广播、电视”,但何为“广播、电视”则未再作进一步规定。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在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进行解释时则使用了“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也即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对象为“广播、电视节目”,但何为“广播、电视节目”,实施条例也未再作进一步解释。令人欣喜的是,国务院法制办于2014年6月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下文简称《著作权法修订草案》)明确界定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为“广播电台、电视台首次播放的载有声音或者图像的信号”。此种界定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大力支持。[2]然而,以“广播信号”为客体的广播组织权能否对广播组织提供充分的保护尚无实例加以证明。

从我国广播电视业的现实境况来看,我国相关规定既强制性地要求有线电视台必须转播省级电视台的电视节目,[3]同时电视台也不得不向当地的有线电视台支付一定的费用,以便让自己的节目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播放。[4]由此可见,广播组织对其发射的广播信号非但不能进行自主控制,反而会因扩大广播信号传输范围的需要而付出一定的代价。即便如此,广播组织仍然乐此不疲地购买、制作并广播各种优质的广播电视节目。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设定为“广播信号”是否真实反映了广播组织的利益?以之为基础所设定的广播组织权是否能为广播组织提供充分的保护?

除此而外,“广播信号”是作为一种物质,[5]与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非物质性”知识产品是完全不同的。在众多学者对此种悖离视而不见、竞相认同“广播信号说”的情况下,探寻广播组织权客体的正确界定也是避免法源混淆的必要前提。

一、广播组织权客体界定的流变与争论

对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究竟为何,至今未有定论。因为自广播组织被纳入到法律保护伊始,所考虑的是对“海盗广播台”的禁止以及对广播节目录制后的播放,广播组织的关注点在于对重播及转播的专有控制。[6]也正因为如此,在《保护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下文简称《罗马公约》)制定时并未明确规定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公约虽然在第3条(f)界定了“broadcasting”(通常被翻译为“播放”),[7]但在后面规定广播组织权时却使用了“broadcasts”(通常被翻译为“广播电视节目”)[8]。但是,broadcasting与broadcasts均具多重含义,既可以解释为“广播”,也可以解释为“广播节目”,由此导致了广播组织权客体的模糊性。此种模糊性在《罗马公约》中并未产生争议,也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原因就在于《罗马公约》在界定“播放”时限定了只有通过赫兹波或其他无线手段才构成播放,不论是对广播转播或者录制,还是对广播电视节目的广播或者录制,均来自于唯一的路径——无线广播。但是,随着广播组织播送节目技术手段的增加,出现了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卫星广播、网络广播的区分,无论是broadcasts还是broadcasting都不能包容上述传播技术,因而在制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下文简称《保护广播组织条约》)[9]的过程中有必要对广播组织权进行明确,“广播信号说”[10]也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之中。

“广播信号说”的提出,主要原因就是对“广播节目说”的担心。一般认为,“广播节目说”将广播组织权客体界定为“广播组织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11]然而,对于何为“广播节目”未再作进一步的说明。由于广播组织所播放的内容往往是作为著作权客体的作品,“广播节目说”被认为会导致广播组织权客体与著作权客体的重叠,进而会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广播的内容除了作品外,还包括作为邻接权客体的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以及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时事新闻、事实信息和处于公有领域的作品。将广播节目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也会引发广播组织与其他邻接权人、社会公众的利益冲突。因此,“广播节目说”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为了避免广播组织权的存在损及著作权人、邻接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权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在广播组织权客体的界定上采取了“基于信号的进路”。[12]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反对盗播(anti-piracy)”是《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制定的最重要目标,换句话说,制定该公约主要是为了制止“对广播信号的窃取”。[13]为了实现“基于信号的进路”,《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在两个方面进行了限制:一是明确公约仅保护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网络广播不在该公约的保护范围之内。之所以不保护网络广播,原因之一就是网络广播与传统广播不同,是点对点的播放,必须由用户激活才能完成。[14]自《罗马公约》以来,对广播的认识就包含有“向公众提供”这一要件,为此SCCR在《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中还专门增加了广播前信号的保护。二是对广播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进行了限缩。如《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对固定后的权利内容(如复制、发行、录制后播送的权利以及向公众提供权)远远小于最初SCCR所提供的文本,该文本还包括了对加密广播的解密权和对录制的广播的出租权。[15]虽然如此,《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相关规定因赋予广播组织过于宽泛的权利[16]而被学者称之为“伪广播信号说”,[17]而在最新的SCCR工作文件中,广播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进一步被限缩,仅包括“转播权”。[18]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限制,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被界定为“信号”也就没有了理论上和制度上的障碍。

二、“广播信号说”的证伪

“广播信号说”在《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制定中得到了贯彻,也在部分国家的立法中得到了体现,如《加拿大版权法》第21条明确规定“广播组织对其广播的通讯信号(communicationsignals)享有权利”。但是,“仔细分析后就可以发现,目前声称采用这一方法的法律文件与广播组织权欲保护的‘节目保护模式’并不存在本质差异”。[19]此种名实不符的现状也正说明“广播信号说”的合理性仍然存在很大的疑问。

(一)“广播信号说”会引发法源的混乱

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20]也是知识产权制度构建的根基,无论是著作权法,还是专利法,以及新产生的一系列知识产权客体无不具备这一本质特性。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而不是作品的载体。因为“只有保护作品的专有权利才是著作权,而保护作品载体专有权利的则是物权”。[21]而被当作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广播信号”只是一种能传播节目的电子载波。[22]此种认识也存在于SCCR正在制定的《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中。[23]

事实上,在现代知识产权法产生初期,对于知识产品与知识产品载体的划分也并不是十分的清楚,甚至是根本直接混用。例如,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安娜女王法令》所规定的内容均是指向图书的印制,其中规定“对于已经印制的图书,作者享有为期21年的印制该图书的专有权利;对于已经完成但未印制出版的图书,作者享有为期14年的印制其图书的专有权利”。由于当时传播技术的限制,在作品利用方式单一的情况下,不管是作者还是图书出版商只需控制图书出版即可保护其自身的利益,自然无需关注版权法保护的是作品还是图书。然而,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作品的载体已不再局限于图书一种形式,由此需要区分作品与作品载体,明确法律所保护的是作品,而不是作品的载体。对于广播组织的保护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广播行为、广播信号、广播节目的混用在广播组织权设定初期囿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在不加区分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但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广播组织的劳动成果已经有了多种载体,由此也就具备了区分广播节目与广播节目载体的事实基础。

(二)“广播信号说”是技术主义立法的产物

技术主义立法“根据传播媒介来设定权利,没有考虑这种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是否有必要在法律上构成一种独立的利益类型”,这既违背了技术中立原则,也会因为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导致这些权利在数量上繁琐众多,在体系上庞杂臃肿,在关系上叠床架屋、冲突交叉。[24]技术主义立法所造成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广播组织权的设定上。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中,广播节目被界定为“广播电台、电视台首次播放的载有声音或者图像的信号”。结合该草案中对“播放权”[25]的规定,可以得知此处的信号应当包括无线广播信号与有线广播信号。此种规定相较于《保护广播组织条约》中的规定已有明显进步。在该条约草案中,“广播节目”与“有线广播节目”是分别进行定义的。[26]但是,由于对信号的界定包含有“向公众提供”这一要件,对于不向公众提供的广播信号明显不能包括在这一定义中,从而衍生出“广播前信号”的保护问题,这被认为是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的一大缺陷。[27]当然,这是在未考虑网络广播的前提下,就衍生出无线广播信号、有线广播信号、广播前信号的保护问题。如果将网络广播也纳入进来,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会更加复杂。

(三)“广播信号说”无法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

“广播信号说”的成立是以“排斥网络广播”和“享有有限权利”为前提的。然而,上述限制无疑把广播组织的利益隔绝于法律保护之外。

首先,网络广播的存在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自美国代表在SCCR2002年第8次会议上提出网络广播的保护开始,关于网络广播的保护就成了《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争议点并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该条约制定中的负担。[28]多数与会国代表认为并不存在对网络广播的保护需求,而且对于网络广播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反对将网络广播纳入保护范围。SCCR最终采取了分开讨论、分开制定保护规范的做法,继续将网络广播排除在《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保护范围之外,由此导致广播组织利用互联网进行广播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广播也成为广播组织的重要传播手段。[29]事实上,网络广播与传统的无线广播除了在传播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外,均是由信息源确定节目的传送时间,由公众在与信息源不同的地点基本同时接收到节目的信息传送。[30]在SCCR的最新文件中虽然将网络转播纳入到了“转播权”的规制范围,但其所界定的“广播组织”却明确排除了网络广播。[31]

其次,在广播电视产业领域,广播电台、电视台更注重的是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内容为王”的原则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数字媒体时代都一直屹立不倒。[32]而广播组织所需求的内容可以是自己制作的,也可以是外部购买的。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获取优质内容才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工作重心。[33]“广播信号说”刻意地避开对广播节目的保护,而是将广播组织无法控制,甚至要为之花费巨额成本的“广播信号”作为其权利客体,肯定无法保护其利益。

(四)“广播信号说”对“广播节目说”的批判是无的放矢

“广播信号说”的立论基础在于“广播节目说”会引发广播组织权与著作权、邻接权(主要是表演者权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客体的重合,从而减损著作权、邻接权专有性,甚至会将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和处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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