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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论劳动立法的理论根基
【英文标题】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Labor Legislation
【作者】 刘强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分类】 劳动法
【中文关键词】 劳动法;弱势地位理论;调和论;主体性实践
【英文关键词】 Labor Law; the weak position ;the theory of reconciliation ;the subjective practice
【文章编码】 1673-8330(2018)06-0090-1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90
【摘要】

弱势地位理论作为劳动立法理论根基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无论在内容、价值还是目标上,该理论都面临范式性的危机,劳动立法难以继续以此为根本。对此,调和论逐渐兴起,该理论主张增加劳动制度的弹性,却抽去了劳动的历史向度;主张社会结构的稳定,却祛除了价值评判。这种理论实质上乃是共时性结构主义下的功能论,用无历史性的公式取代具有历史性的价值,会造成人们意识历史连续性的萎缩,这是不能作为劳动立法的理论根基的。面对这种局面,应当以维护、促进劳动者的主体性实践为目标构建劳动立法。在构造的框架上要脱离市民社会范畴,树立区别于民法的社会法架构;在构造的对象上要突出劳动的共性,实现劳动对资本的主宰;在构造的方式上要维护劳动者实质的意志自由,克服劳动对人的异化。

【英文摘要】

The limitation of the weak position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labor legislation i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e theory faces a paradigm crisis in terms of content, value and goal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labor legislation to continue to be based on this. In this regard, the theory of reconciliation has gradually emerged. This theory advocates the increasing of the labor system flexibility, but it has taken away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labor; it advocat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but eliminates the value judgment. It replaces the historical values with non-historical formula, lading to a decline in the continuity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people. So it should not be the foundation of Labor Law. Facing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labor legislation with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subjective practice of workers. In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one must break away from the category of civil society and establish a social legal structur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civil law. In the object of construction, one must highlight the commonality of labor and realize the domination of labor to capital. In the way of construction, give priority to safeguarding the physical freedom of the laborer and overcome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321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劳动法制从一个理念变为了现实。曾几何时,统一的劳动法立法迟迟难以出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期。经济体制确立后,劳动法就有了立法基础,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围绕这一目标,劳动者“弱势地位理论”应运而生。当然,这亦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典论述密切相关。可是这种理论由于仅仅借鉴了马克思相关论述的表象,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局限性。随着技术化浪潮席卷全球,这种理论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下劳动形势的契合度开始逐渐松动。对此,一种“调和论”的转向逐渐兴起,意图弥补弱势地位理论的不足。然而这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难以作为劳动法的理论根基。弱势地位理论有何不足?转向调和论为何不具有正当性?新时期的劳动法理论基础应当是什么?笔者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做出回答。

一、弱势地位理论局限性分析

随着生产技术不断革新,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与之前相比不仅内容上差别显著,而且在过程上越来越迅速。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缩短为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在某些领域很可能就是几年。在这种背景下,弱势地位理论既遭遇到了现实的困境,也暴露了之前隐藏的缺陷,从而难以继续指导劳动立法、司法与执法。

(一)内容疏离于现实

弱势地位理论认为,劳动者受条件所限难以与资本的力量相抗衡,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在意志上与资方在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相关问题上平等协商,所以需要国家法律的介入,以保护劳动者权益。这种理论显然是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劳动作为商品时对劳动者造成的不公正情况为依据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就认为,“劳动法则是针对经济强者,从保护经济弱者的角度思考经济关系。”[1]然而,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是有一定时代背景的,他是以资本主义发展初、中期的情况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将社会分为了无产者和资本家两大对立阶级,随着阶级意识的提高,无产阶级就会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进而推动革命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下的情况与马克思生活年代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尤其是在劳动者成分多样化、能力差异化、意识分散化的背景下,弱势地位理论难以涵括现实。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形式在技术革新助力下的不断改变,劳动者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式的固化的、同质的叠加。劳动者的构成越来越呈现为异质的、立体的、弥散化的状态。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逐步机器化,体力劳动者群体逐渐缩小,而脑力劳动者群体日渐庞大,而且不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其内部又分化为差别更为细小但彼此之间也更为隔绝的不同群体。这些都是资本运作使然。布雷弗曼曾总结道:“资本主义工业的分工,和整个社会中划分生产任务、行业或专业这类现象根本不同,因为大家已知道的各种社会虽然已经把工作划分为种种生产专业,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都没有把每一生产专业的工作再系统地划分为各种有限的工序。这种分工形式,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普遍化。”[2]而随着资本主义更为深入的发展,分工的种类、形式与程度和以往相比都会更加激烈和对立。这种现代化的高度分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不仅总体上产生了更多种类的职位,而且在构成性意义上对劳动者群体产生了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文化意识方面。在经济收入方面,随着企业经营方式的变化,科层制的模式嵌入到了企业运行之中,一批管理者阶层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中等收入阶层或曰中产阶级。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作为市场化活动,中产阶级的主体——白领雇员,随着所需要的技能的变化,随着日用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销售情况的扩张和强化,以及随着劳动分工扩张的组织需要更多协调、管理和簿记的职能,出现了大量扩张。[3]而且他们收入不菲,虽然没有像资本所有者那样占据生产资料,但获得的高额工资与普通劳动者相比已日渐悬殊。而且此类群体所占有的技能、技术和知识显著增强了其在劳资关系中的博弈能力。

由这种经济层面的差距所衍生的区隔,对原先阶级意识层面上的统一也起到了瓦解的作用。经济资本只是决定阶级的一种因素,诸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因素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汤普森认为的那样,“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4]在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下,原先同一阶级内部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也逐渐呈现异质性。品位、趣味、思想等越来越向立体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虽然新形成的中产阶级不一定有一种独特的、统一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分散的观念则进一步使得之前的阶级意识难以统一,这种意识的分裂反过来又促进了阶级的瓦解。正如布尔迪厄强调的那样,“社会阶级既不是由一种属性,也不是由属性的总和,或者是由一系列属性决定的……,而是由所有相关属性之间关系的结构决定的,这个结构赋予每个属性和这个属性对实践发挥的作用以特有的价值。”[5]也就是说,这种经济、文化和意识上的差异造成了一种新的关系结构,这种相异的结构分化了原先同一结构下形成的阶级。认同感的下降乃至消失消解了之前的共同性,随之而来的实践上的差别又固化并加深了彼此的区分,以致难以形成一致的共同体。

我国正快速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对我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弱势地位理论的主要内容已经日渐疏离于现实。那种单一的、同质的、地位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然而,这种改变仅仅是表面上的改变,此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变化。

弱势地位理论的提出是以生产领域中的物质化劳动为观察对象而提出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级阶段发展,原先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资本运作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越来越集于一身,随着世界市场越来越成熟,生产出的产品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由其地域市场的人来消费,而恰恰主要是由当地的劳动者来消费,进而顺利实现资本的周转。那么,为了增加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提高工资、增加其购买力则是一个必要条件。在客观上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不再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贫困。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已不再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仅仅能够维持自身第二天仍然有力气能站到工厂工作”那样微薄,而是有了显著的增长,劳动者能够购买除生活必需品以外的许多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的解放,而是将劳动者放逐到一个难以被意识到的符号的、拟象化的世界中继续异化。正如鲍德里亚所言,“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用来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作为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的参照来摆脱本团体。”[6]面对这种表面上劳动者生活水平已经普遍提升,但实际上劳动者却又不断异化的情况,弱势地位理论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此外,劳动的方式也发生了质的改变,逐渐从物质化劳动转向非物质化劳动。所谓非物质劳动,是指“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7]非物质劳动中最显著的就是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比如,“健康服务主要依赖于关怀和感情劳动;娱乐工业也类似地聚焦于情感的创造和控制上。这种劳动是非物质的,即使它是群体的和感情性的,因为它的产品是不可触摸的,是一种包含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8]这种情感劳动所特有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内容与物质劳动大不相同,一方面它不像物质劳动那样容易衡量;另一方面,其本身又具有特殊性、个别性甚至不可替代性。从而以这种劳动为业的劳动者,与弱势地位理论所描述的普遍的、可替代性强的劳动者有深刻区别。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说,这种变革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并非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渐进式的延续,而是一种断裂。“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这种组合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域”。[9]而这种本身就带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现代性的脱域,就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性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构建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0]时间和空间的脱域、重构在劳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空间方面,劳动者可以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在一座固定的厂房或办公室工作,甚至可以在家里或任何地点工作;在时间方面也更加灵活,形成了制度化的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此外,这种脱域后的时间与空间的结合,还产生了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这种三方主体的用工形式将现实空间虚拟化,又通过时间的错位异构了劳动形式。这种时空重构后的具体劳动形式,越来越脱离弱势地位理论所依托的传统时空下的用工形式。对此,有学者曾总结道,“网络工作者(net-worker)、弹性上班员工(flex-timer)、长期短工(perma-temp)、众包(crowdsourcing)、游移工人(precariat)等收录进我们词汇中的名词与林林总总的其他概念,显示出一系列在进行着的工作节奏与劳动形式的转变。这类专门词汇是划时代的资本和劳动重构的产物。”[11]也就是说,现代性下的社会发展与传统社会有很大差别,尤其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现代社会具备特殊的重构能力。那么,弱势地位理论这一在传统框架下产生的劳资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势必会面临很多局限,难以涵括现实。

(二)价值脱离于应然

虽然从表面上看,弱势地位理论在于保护劳资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但实质上,这种价值是很模糊的。而这种模糊性所导致的不彻底性,则是由于对为什么保护劳动者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清晰的认知,脱离了劳动者立法的应然价值,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等学派攻击这种理论提供了借口。

弱势地位理论将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类人加以保护,这是一种肤浅的、片面的认识。由此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从结果论的角度被纳入了福利国家的范畴。而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学派恰恰是从福利国家所预期的结果出发,来论证达到这种结果的路径并不需要对弱者加以过多的保护。正如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研究英国等国家后得出结论:一个社会把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12]这种关于公民福利的论争对劳动领域产生影响的就是“垂滴理论(trickledown)”,这种理论认为,政府与其将其财政津贴直接用于福利事业或公共建设,不如减轻个体和企业的税率,使得大企业获得发展从而带动小企业发展,而其成果将会“滴入”穷人。但是,“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滴入’论。诸如此类的经济政策不一定能够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其结果却往往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异,增加了陷入贫困的人数。无论是基于收入的贫困测定,还是基于必需品剥夺的贫困测定,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都大大加剧了”。[13]

然而,这种自由主义存在某种问题视域的缺失。保护劳动者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正当与否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结果分配是否应当平等的问题,不是个人财产权是否应当取消的问题;而是一个初次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一个人的独立价值是否认可的问题,一个人类历史发展向度的问题。弱势地位理论恰恰没有明确劳动者需要保护的根本原因,在价值层面上没有厘清与弱者保护的区别,将劳动者的保护与儿童、老年人、妇女等群体的保护相混淆,后一类群体的保护才是作为福利国家的真正目标,而劳动者的保护与此有本质的不同。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并不是依据人类应对同胞具有同情心这一类道德信条而作出的制度化约束,弱势地位理论不但在价值层面上没有阐明这一点,反而因其对结果平等的强烈关注而忽视了对终极目标的关注,从而一直受到给世人以警示意义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这使得对劳动者的保护缺乏能与自由主义直接对话的理论根基。

具体而言,弱势地位理论没有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给人以仅仅因劳动者属于弱势而应从道德层面上给予照顾的直观印象。这就混淆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层级:劳动者的收入属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为国民提供的福利则属于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二者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对于初次分配应如何规制才是问题的关键。传统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这应由市场决定,即劳动者的收入应由劳动力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决定,只有按照市场价格来支付工资才是有效率的,才会最终惠及所有人。而弱势地位理论恰恰没有针对这个观点进行反驳,而是诉诸语焉不详的“弱势”,以求得道德上的证成。这个观点可以从前提与推理两个方面加以反驳。从前提来看,劳动并不是一种商品,波兰尼认为,“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14]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概念本身就是一种误导,掩盖了前提预设之不可接受性。劳动不应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之中,“将劳动与生活的其他活动相分离,使之受市场规律支配,这就意味着毁灭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15]这就是自由主义视域局限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弱势地位理论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它把对劳动者的保护化约成了对弱者的保护及其之中的财产分配问题,忽视了劳动具有的特殊性及这种特殊性所应具有的制度层面上的规范性。

另外,自由主义的推理过程也存在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中,财产权理论至关重要,分配理论则是财产权理论的衍生。然而,在从财产权理论过渡到分配理论时,相关论述存在一种逻辑上的断裂。自由主义的财产理论是从论述私有制的角度出发。洛克认为,劳动使得物脱离了自然而归为个人所有,“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享有权利”。[16]劳动力属于个人,由劳动力所产生的物品也应属于个人。“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他们的财产权”。[17]针对这种个人的劳动和无主物品的结合才产生了对这些物品的所有权观念,诺齐克给出了更为形而上的论证:“(a)人是不可侵犯的;(b)不可侵犯的人拥有其人格与劳动;(c)个人A将他拥有的劳动与他不拥有的X相结合;(d)A对X拥有财产权利。”[18]这种理论模型是建立在“我—它—他”的关系之中,旨在证明财产私有的正当性。其实这一论证已经暗含了劳动是所有权基础的假设,只可惜在市场经济领域中劳动者收入分配问题上,自由主义又忘了这一点,因为作为物的产品恰恰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共同生产出来的,二者都对该物付出了劳动。

随之而来,自由主义将这种支持财产私有、反对公有的论证延伸到劳动领域的财富分配时,就存在这一种断裂。既没有论证资本与劳动的内在关系,也没有论证劳动为何应成为“物”,这也正是其视域局限所在。当其主要目标为反对极权国家的控制时,就会倾向于绝对的自由,反对来自任何群体、任何形式对财产自由的干涉。可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现实的生产关系并不是“我—它—他”的关系,往往是“我—他—它”的关系,即由一群人联合起来生产某物。在这种情况下,此物是如何产生的及受益该如何在“我—他”之间分配,自由主义理论对此却没有论述,而是不恰当地将“他”降格为包括无生命的物在内的“它”的一部分来回避这个问题,即变成了“我—它(他)”的关系。这样,参与合作的人就缺乏参与分配的权利,而成为被购买的商品。但这种转换恰恰显示出了逻辑上的断裂:“他”何以降格为“它”?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在产品中各占多少分量是不可计算的,因为这三个因素是不可通约的,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无法用任何第四种共同的尺度加以衡量。[19]也就是说用金钱来衡量各自的作用,作为分配多寡的尺度,完全是一种异己的、非正当的方式,无限制地将所有物品纳入市场配置的范围只是一种空想。在对现代大生产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的差额。”[20]也就是说,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获得较高的份额并不是一种福利,而是一种应然,因为这恰恰是劳动的价值增值部分所创造的。正如法律要求盗窃者将盗窃的物品归还给物主,不是出于物主缺乏这个物品就会变得生活窘迫或者照顾物主的经济状况,而是因为盗窃本身就是不正当的行为,理应物归原主。弱势地位理论恰恰没有取向于劳动价值论,以致缺乏论证的逻辑支撑点,不能与自由主义的指责相论辩。

(三)目标固化于生产

弱势地位理论的目标局限于对劳动者弱势的补足,这虽然具有一定意义,但仍未意识到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弱势地位理论的目标仍旧局限于维护资本再生产的背景下探讨劳动者的保护,其本质也就是要维护劳动者主体的再生产,没有理会到劳动这一活动本身该如何纳入规范。

弱势地位理论诞生于工业化时期,其目标就是如何保护在结构上处于弱势的劳动者,从而使劳动者在资本面前能享有作为一个人所应具有的权利。然而,工业化时期的生产是一种时间线性化、空间均质化的生产,这种背景下的民事法律制度强调自由竞争,强调市场决定一切。弱势地位理论作为抗争这种观念而产生的社会法理论的一部分,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其仍缺乏独立的根基,仅仅是作为一种否定性理论而存在,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

这一方面表现在该理论目标的深度局限上。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生产过程正在从物质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从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转向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说,从工业化时期进入了都市化时期,空间性、主体性和共时性成为了当下生产的特点,并潜在地侵害劳动者,而弱势地位理论仍然以之前的生产阶段为预设,以摆脱当时生产关系中劳动者所受束缚为目标,这就有可能陷入更大的失败之中。也就是说,虽然劳动者的物质条件可能会得到一些改善,但却固化了劳动者这一身份,从而没有支点解决劳动异化这一最为根本的问题。因为当因弱势地位而可能遭受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安全等问题解决后,劳动者并不必然会成为自己的“主人”。简而言之,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经济问题的解决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者的解放,经济问题也不是劳动问题的根本所在,劳动立法的目的也决不应是仅仅创造好的劳动条件或提高劳动待遇。空间不再是均质的,而是战略性的;不再是中性的,而是意识形态性的,其中糅合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列斐伏尔指出,“工人阶级在空间中遭受着多种支配,因为存在着一种空间政治,越来越有效力,越来越有针对性,其设计越来越精心。”[21]空间化的生产是一种主体化的生产,它正在化解以往基于时间化的生产所不可避免带有的追求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单位时间的利用率而必然对劳动者造成直观的、强迫性的损害。但在这种空间化主体的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面临的损害更为隐蔽,也更为巨大,需要更为彻底的法律保护,而弱势地位理论已经不能在这种主体的再生产中为劳动者提供有效的保护。此外,随着以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和平时代的到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找到了“发展”这一模糊性的最大公约数。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主体性的再生产——对劳动者的规训,成为了一个普遍接受的信条。“在后殖民国家中,规训首先需要将大众的对自由的普遍动员转换成一种生产的动员……社会主义殖民化的正式的决策也遵循从由资本主义跨过公司和国际机构所专有的基本逻辑:每一个后殖民政府必须创造一批足够用于规训性体制的劳动大军”。[22]面对这种局面,弱势地位理论正丧失其解释力,难以成为劳动立法的理论根基。

另一方面,这种局限性还表现在该理论目标的广度上。即对于已经取消私有制的国家,劳动者是否仍需要保护?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者是在为自己劳动,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剥削,劳动者劳动的价值增殖并没有被其他人无偿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条件的节约就不是可以当然反对的了。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中曾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方式,并把泰勒制看作是科学的一大进步。一个美国社会学家报告说:“我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些苏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坚持说,在生产资料归工人所有的国家里,是无需研究工作是否满意的问题的。”[23]斯大林时期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苏联的劳动立法的目标也正是以此为原则。苏联法学家认为,“劳动法的基本任务就是刺激劳动生产率和工作质量的提高,巩固劳动纪律和提高社会生产效益,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创造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培养每个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24]公有制国家劳动法的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至于劳动者的解放在他们看来只是随着物质的改善自然而来的问题,这不啻为一种幻想。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中的劳动,并不是仅仅否定剥削的问题,而是要防止劳动异化的问题,而劳动的异化并不必然只发生在私有制国家。马尔库塞曾深刻地指出,“归根结底,正是异化的消灭对于马克思来说规定并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文明的更高级阶段。……与这一思想相对照,苏联的劳动道德并不承认异化劳动与非异化劳动在价值方面的任何差异:个体应该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他自己所找到或当局所安排的任何工作之中。”[25]这种理论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多种类型所有制并存的国家,更难以涵括现实。我国学者指出,我们国家的劳动关系因所有制的不同应分为三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关系、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关系以及劳资关系。[26]国外学者McNally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是只有在私有制下才会存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应当被归类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在主要的经济活动领域也是在竭尽全力地进行资本积累。”[27]当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它折射出的问题引人深思。弱势地位理论显然更适合于劳资关系,因为其是以私有制下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但劳动法效力范围却并没有作出相应区分,而是全部适用。这就在逻辑上出现了悖论,对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关系应该以哪种劳动理论为基础?究其根源,乃在于弱势地位理论目标的局限性。

弱势地位理论由于其内容、价值与目标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与多元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表现出了种种局限,已经难以继续作为劳动立法的理论根基。正是因为弱势地位理论诞生时的不完备性、不彻底性导致了其没有机会获得更为深入的发展,面对局限所导致的对现实指导的失调,一种调和论逐渐兴起。

二、调和论转向之批判

针对弱势地位理论面临的问题,劳动法的理论根基在司法界和学术界开始有向调和论转向的倾向,这种转向由司法领域开始兴起。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激增,在坚守社会稳定的任务下,在民事化思维占据主导的情况下,各地人民法院在裁判的过程中对以弱势地位为依托的劳动立法进行了种种“解释”。[28]通过这些解释,劳动者的权利被稀释了,代之以所谓的“长远利益”,暗含的逻辑是当下个体劳动者的权利主张必然会损害其群体的整体利益,亦会导致其个体的将来利益受损,所以为了更大多数人的将来利益可以适当地牺牲个体的当下利益。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中予以默认:劳动争议审判在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在于优化各种要素的配置,要坚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维护用人单位生存发展并重的原则。然而,在劳动关系的背景下,劳动者保护是法律问题,用人单位的发展则是个政策问题,将二者并置,其结果必然是个体权利的克减,也即认为存在一种以所谓的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劳资伦理或劳动伦理,既强调用人单位应当照顾劳动者,提高劳动待遇;又强调劳动者要理解用人单位的难处,要从整体、长远的角度看待当下个人利益的得失。随之而来,这种调和论在学术上的表现或论证就是强调在保障劳动者最低劳动基准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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