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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源流、现状及分歧澄清
【英文标题】 Clarification of the Qrigin Status Quo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riminal Trial System
【作者】 陈伟王文娟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监察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重新审理;终止审理;程序竞合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trial in absentia; standard of proof; retrial; termination of trial; procedure co-opeti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11-0037-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1
【页码】 13
【摘要】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并为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吸收和认可,是在公正和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价值平衡和选择的产物,既体现对贪腐等重大犯罪的打击力度,又兼顾对合法权益的人权保障,弥补刑事诉讼制度的漏洞。然而,目前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程序适用方面依旧存在四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适用范围界定问题,一体式的规定四类适用条件并列为特别程序仍需斟酌;二是“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证明标准适宜性问题;三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上诉主体的妥当性问题;四是对已生效但尚未交付执行判决“重新审理”规定的合理性问题,以及该种救济途径并是否契合刑事诉讼理念等。

【英文摘要】

The criminal trial system of absentia originated in the Roman period and was absorb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It is a product of the balance and choice between justice and efficiency, punishment of crime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Such as the crackdown on major crimes,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o make up for loopholes in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four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of the criminal trial system: one 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trial procedure for criminal absence, and the four categories of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ovisions are still considered as special procedures; the second is that “the evidence is proved by the defendant. “The person is not guilty” proves the standard suitability problem; the third is the issue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appeal subject in the criminal trial system; the fourth i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trial” of the judgment that has been in force but not yet delivered, and the remedy does not fit the litigation concep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1340    
  
  

现阶段仍不能找到一个通用的含义界定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广义而言,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诉讼参与者未出庭参与审理活动时,法院依法对案件作出判决的制度;狭义而言,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则是指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并未到庭参与案件审理活动,而仅由法官主持,被告人的辩护人(辩护律师或被告人委托的近亲属等)和控方参与并进行的法庭审理活动{1}。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在第五编增加一章作为第三章,由此构建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但是,此前刑诉学界并未系统的研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刑事缺席审判的源流以及该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发展现状等基本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如何理解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包括篇章结构安排、条文语词表述以及法条设计等,均直接关系到立法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与运作效果{2}。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条件、上诉程序、证明标准和“重新审理”救济途径等规定与诉讼理念相矛盾,若不加以改进,司法实践中制度运作效果必定是不理想的。因此,本文拟系统地梳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发展源流,并结合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运行现状,聚焦该制度的四大分歧点探讨,旨在实现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历史源流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诉方和被告人都出席参加庭审活动,并通过控诉和辩护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是常规的对席审判模式{3}。司法实践中由于某些特殊情况,被告人不能出庭参与审理活动,为应对该种状况,域外许多国家、地区纷纷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诚然,缺席审判制度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露雏形,古罗马诉讼初期规定由当事人决定诉讼程序的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出庭之时,庭审活动才能继续进行,此时古罗马并未建立缺席审判程序{4}。直至古罗马特别诉讼时期,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诉讼程序从私人救济转变为公力救济,审判权成为国家的专属权力,诉讼活动逐渐嬗变为以审判为主导的活动,此时在古罗马的民事诉讼中才建立缺席审判制度{5}。

经过理论的优化发展以及实践的充分考证,许多国家都认同该制度的平衡价值,并将缺席审判程序视为对席审判的补充和例外,在本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230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一)没有被告人出庭应诉的案件不进行审理。(二)被告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出庭接受审理,应下令拘传或发出逮捕令。”德国刑事立法原则上要求对席审理,有正当理由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缺席审理。即当被告人所在地不明、逃匿境外时或被告人不能出庭等其他情况,管辖法院不能对被告人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但可以启动证据保全审判程序。在此程序中,可由辩护人代理被告人出席法庭审理活动;未出庭接受审理的被告人无权要求通知其诉讼程序进展状况,但法官有权主动告知未出席庭审活动的被告人案件情况{6}。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270条规定“如果不能抓获被告人,或被告人没有出庭,则应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审理案件。”然而,410条第2款规定“若均已满足传唤条件,且被告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接受审理,应对其缺席审判。”与此同时,627条至641条也规定“抗传程序”,即犯重罪的被告人从一开始就逃避刑事责任的追诉,或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逃跑,那么法庭应发布命令要求被告人在十日内出席法庭接受审判,否则将会被认定为“抗拒法律”,并暂停其公民权利{7}。美国被告人的出庭权属于宪法权利的范畴,无论是传讯答辩还是庭审活动,被告人均需出席法庭,刑事缺席审判仅适用于“法律不要求其出庭”和“初次到庭后放弃出席法庭接受审判”的案件{8}。但是,对于一开始就逃避接受审判的被告人而言,法院能否对其案件缺席审理,联邦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以及州法院的认识并不一致。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被告人在审判活动开始时出庭,那么主动缺席庭审活动并不会导致已经开始的审判程序归于无效,也不会阻止审判工作的完成,对于在法庭审理之前已逃跑的被告人不能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联邦下级法院则认为,即使被告人在诉讼活动开始时未出席法庭审理活动,但只要公共利益高于被告人的利益,法院可以认定被告人在审判开始时即失去出庭的权利。与此同时,部分下级法院甚至认为,只要被告人自愿放弃出庭的权利,法院就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在意大利,被告人经传唤未到庭,法院可对其缺席审理,即《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87条规定,若被告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席法庭的审理活动,法官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可缺席审理该案件。法典第488条还规定,被告人提出或同意法院在其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理活动,当法庭审理的时候被告人逃脱,由辩护人继续庭审活动{3}。

同样,在日本、孟加拉和约旦等国家都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探寻对公平公正与诉讼效率、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平衡。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告人在公审日当天不出庭,原则上案件不应开庭审理;但如果被告人到庭并非必要或不会导致实质性损害诉讼权利时,法院可免除其出庭义务{6}。孟加拉法律规定,个人有权到庭接受法庭审理,如果是逃亡犯或通知其到庭而由于本人原因不能到庭或就其不能到庭的原因向法院作出满意解释的人,也可对其缺席审判{3}。约旦法律也规定,可对在逃的被告人起诉和审判。

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

为有效打击腐败犯罪,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惩治腐败犯罪刑事司法程序的内容。如“在被告人死亡、逃匿或缺席而无法起诉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在没有刑事定罪条件下没收此类财产”,“对本公约第17条和第23条所述的贪污公共资产的行为,被请求缔约国在根据第55条的规定适用没收程序后,应依据被请求国的生效判决将其所没收的资产返还请求缔约国”{9}。根据公约的规定,我国在请求其他国家归还被贪污腐败的资产时,在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接受审判之前,应提供生效判决作为资产返还的条件。然而,当时我国尚未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因此难以向被请求国提供有效的判决{10}。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建立针对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体系的重要一步,是履行我国公约义务的基本要求,也是阻吓贪官外逃的有效措施。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一种非定罪财产没收程序,属于刑事诉讼法中将“违法所得”与“犯罪人”分别处理的特殊程序,不能以审判程序的标准予以评价。

“只有在犯罪和刑罚紧密结合的前提下,才能依靠相关的刑罚规范将公众从犯罪的欲望中唤醒。”{11}这意味着犯罪发生后应尽快作出消极评估,以增加公众对刑罚的感知力度,并通过刑事缺席审判实现对外逃人员有效的打击。因此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在第五编增加一章作为第三章,由此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被正式写入法典。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8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2条等均规定被告人不出庭接受审判时的处理方法。现阶段,如何衔接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与现行法条之间的关系以及澄清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救济程序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亟须明晰的四大问题

(一)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适用范围界定问题

事实上,明确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是该程序运作的前提与基础。过去,学界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适用范围存在较大的争议,部分学者指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既可以适用于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适用于被告人经合法传唤,在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参加审判活动的刑事案件{12}。毫无疑问,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对席审判制度的补充,只能在特殊情况下适用,法律应明确规定程序适用的具体条件和案件范围,减少因缺席审判所导致司法公正的减损{13}。根据不同的价值判断,各主要法治国家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适用范围的规定也并不完全一致{2}。例如,德国仅规定轻罪案件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法国则规定所有类型的刑事案件均可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并未依据案件严重程度加以区分[1];日本的缺席审判制度主要适用于法院认为被告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并不会影响其合法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美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主要适用两类案件,即“法律不要求出庭接受审判活动”与“第一次到庭后放弃出庭”的刑事案件,更强调被告人对该项程序适用的自愿性。我国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明确规定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四种情形:

第一种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类型,即贪污贿赂、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被告人逃匿境外,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将传票、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后,人民法院可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依法对案件作出判决。部分学者将《刑事诉讼法》第291条的规定作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适用的第一种类型[2][3]。实则不然,《刑事诉讼法》第29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以司法协助或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方式,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14}。仔细忖度该法条,不难发现被告人知晓案件情况,并在其自愿放弃出庭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作出缺席判决。因此,笔者认为缺席审判制度的第一种类型为:首先,案件的适用范围是贪污贿赂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其次,案件中的被告人长期在境外逃匿;再次,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充分,符合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最后,应向被告人送达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以及传票。(被告人知情案件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第二种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条件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案件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后,被告人仍然不能出席法庭审理活动,经被告人、法定代理人与近亲属的申请或同意,可以在被告人未出庭的情况下,依法作出判决。

第三种类型是基于被告人死亡而缺席审判。具体而言,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死亡的,应裁定终止审理,若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应依法作出无罪的判决。

第四种类型缺席审判程序是在审判监督程序中需重新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上述四种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条件,统一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之中,这种规定是否合理?四者能否作为一个制度整体进行立法?虽然这四类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都具有“被告人未能参加庭审活动”这一形式上的共性,然而从诉讼法理的角度视之,这四类适用条件又存有内在的差异性:一方面,第一类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严格的限定案件范围,其他三种类型缺席审判程序并未具体规定适用案件范围。现阶段,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所限定的案件范围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案件的范围尚有重叠部分。因此“有学者认为独立没收程序的增设,根本目的在于弥补原刑事诉讼法下缺席审判程序之缺失,功能上属于缺席审判程序的一种替代性制度设计。”[4]{2}然而笔者并不认同此种观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91条与第292条的规定,明确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有权对涉案财产的权属进行审理,并根据资产权属判决返还、没收或予以追缴等。不难发现,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具有处置涉案财物的功能,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财产追回方面存在竞合。

然而,第292条规定法院需将传票以及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被告人应知情案件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第298条规定重大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通缉一年”(包括知晓通缉与不知晓通缉两种情况)的外延大于“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即被告人的知情权)的外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第一种类型的缺席审判程序案件适用范围严格的限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以及贪污贿赂犯罪”;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并未对案件类型作出明确限定,仅笼统的概括为“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该类型化的规定导致与缺席审判程序适用范围的竞合,虽然二者在财产处置方面存在重合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缺席审判程序能够替代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法律应进一步细化并加以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并未要求被告人对法院适用该项程序知情,即《刑事诉讼法》第299条第2款仅规定“公告”,并未要求被告人“知晓”特别没收程序的适用情况。缺席审判程序重在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要求被告人达到“明知”法庭对案件缺席审理;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则重在对财产追回,以防止资产的流失。

(图略)

另一方面,第二种类型是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不能出庭接受审理活动而适用刑事缺席审判,并未限定案件的适用范围,即所有类型的案件若符合此种情形,均可适用缺席审理程序。第三种类型的刑事缺席审判适用条件是在一审、二审程序中,只要被告人死亡且有证据证明其无罪,人民法院可对案件缺席审判。第四种类型是指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在被告人死亡的情况下,可缺席审理。现阶段,部分学者将第三类和第四类一体式的归为被告人死亡且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这一情形,认为这两类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条件与《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终止审理、宣告无罪”之间是竞合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合适,不加以区分的认为二者联系,并不利于刑事诉讼法整体性的程序建构{2}。虽然均规定在被告人死亡案件中适用缺席审判程序,但具体适用条件并不相同。第三类是需达到“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才能缺席审理”;第四类则是指案件适用审判监督程序且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缺席审判。因此笔者将《刑事诉讼法》第297条第1、2款的规定分为第三类和第四类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条件而非一概而论,与《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间存在的竞合关系也应厘定具体情形,因已在后文阐释,此处就不加以赘述。从程序构造的角度而言,第二种、第三种以及第四种类型的刑事缺席审判并非是完整的特殊程序,而是一项普通程序即审判过程中的例外规定,将其作为与第一种类型并列适用特殊程序并不妥当,理应分类讨论、分章规定。

(二)“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证明标准适宜性问题

司法实践中法院要作出公正判决,不是机械和死板地适用这些抽象的法律规范,而是将其视为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15}。因此法官在审判时,必定要形成相关的证据链,“这也是我国长期形成的司法传统,也是刑事证明活动的潜在性规则。”{1}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所关注的是一个有层次多维目标结构的价值体系,若旨在追求诉讼效率、惩罚被告人的缺席审判制度存在“天然”的缺陷,那么意图为死亡的被告人伸冤理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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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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