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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谈苏伊士运河问题
【作者】 周子亚【分类】 国际公法
【期刊年份】 1956年【期号】 3
【页码】 3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892    
  从外交史和国际法的观点来说,苏伊士运河问题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为着要说明埃及何以必须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机构为国有,何以必须审查修改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从而阐明埃及的恢复国权运动并不会影响到运河对各国船只的公开开放和自由出入,本文打算提出如下的几个问题来与大家共同研究。
  (一)运河开凿的经过。用水道来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计划,并不是法国人费迪南·德·勒赛普所首倡的。早在埃及古代,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们就有过这种计划了。据历史记载,纪元前1380年,埃及法老[1]西梭斯的利斯就想把尼罗河和红海连接起来,史称之“法老运河”。到第七世纪,由于政治上的变迁,运河年久失修,不能作为航道。纪元前612年,有名的法老尼哥又想把运河加凿开深,重新使它复航。他会雇用12,000名奴隶来担任这一开凿的工程,待后来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又怕外族利用运河来侵犯埃及,就中途停顿了。到第一个统治埃及的外族君主皮斯王大留士·霍斯打斯劈士时,法老运河经过整理,并另辟了新道,终点在阿尔希奴地方,已很接近现在的苏伊士港。当时帕多力米斯和菲拉狄尔福斯会主张通过苏伊士海峡来开凿运河的另一段,把红海和地中海连接起来。后来怕红海的水位高过地中海的水位,凿成后会使埃及国境泛滥成灾,这一计划并未实现。在埃及被罗马占领时期,法老运河改称为特拉琴河[2]。到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时候,尼罗河通红海的这条运河进入到它的历史结束阶段,也就没有人再加以注意。
  到土耳其侵占埃及之后,旧尼罗河红海运河和地中海凿通的计划又复死灰复燃。这一计划打动了法国统治者亨利三世的野心。当时法国在地中海上占有特殊的优势,他为要和英、西、荷等国竞争远东市场起见,很热中于这一航路的开凿。第一个倡议开凿这条航路的,是法国人杰魁士·沙佛雷。由于英国表示反对,法国的计划一时未能得逞。其后拿破偷崛超于欧洲,占领了埃及,派了一些人,拟订好计划,很积极地想打通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航路[3],来夺取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字破伦失败以后,这些计划也就成为泡彤,不过法国人想从土耳其帝国手里获得开胜这条运河的Q2许权的野心并滥有团此梢敢.
  1854年,肤阔人德.勒赛普利用他和埃及总督塞德.帕夏的交情,向君士坦丁挝宫庭提出了他的开凿运河的计划.1854年H1月80日,埃及总督根据土皇所腼布的特许执照授权并殖民大臣柯尼克。皮和德.勒赛甘签订一项运河开凿租让合同[4]。由于英国阻挠,一直过了11年之久,到1866年,土皇才批准这一合同,准许椟。勒赛狮d成“苏伊士海上运河国际公司”,并雇用6万名埃及人宗开凿这条运河。实际上,挟丑人民为开凿起阿而被葬逞的生命约有12万人。当时他们在凶暴的外国资本家和工头的监督下,用自己的血汗开凿了这条运河.自1859年动工开凿起,到1859年始告筑成,时历十年之久。
  从上面这段历史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了开凿这灸运河,历代的埃及人民不知葬送过多少可贵的生命,出了多少的劳力,而轱果只是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他们自己反被套上枷锁,数十年亲受尽外国资本家的榨取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奴役压迫。现在埃及已经完全独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在自己的领土上收回自己的权益,能说它的行动不合于国际法的准则吗?
  (二)帝国主义者加在埃及人民身上的,有两大枷锁:一个是1855年开凿运河的租让合同;一个是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就本质来说,前一个合同无非是当时埃及的外国统治者和一个外国私人所订立的契约,也可以说是一个租让执照,纯粹是属于埃及本国法律管辖以内的事。后一个公约是着重于运河对各国船只开放,尤许它们通过,目的只是在便利海上交通而已。但是帝国主义者却别有用心,用经济侵略和政治力量把前者特殊化了,用相互勾结的阴谋把后者复杂化了。
  租让合同的主要内容有下面数点:
  (1)授权法国人·勒赛普组成一个公目来开凿和经营苏伊士运河。公司所使用的土地是运河两岸的三万英亩,十年之内不必缴地产税。在这—区域内,公司有经济权和行政管理权;
  (2)租让期限是运河开航之日起99年,也就是从1869年起到1968年止。期满后埃及政府代公司的地位,无保留地享受公司的全部权利;
  (3)运河通行费均归公司派员征收,埃及每年得纯利的15%。[5]
  (4)假使公司认为有必要使运河和尼罗河连接的话,埃及政府应该把河岸不耕种的公有土地让与公司,公司有权开采公有土地内的矿井和矿山,取得为运河工程及建筑物所必须的一切材料,不必缴付租税,并得为此目的得自由运人运出各种机器与材料。
  此后,苏伊士运河公司又和埃及政府签订了各种协定70各个,强迫埃及授予该公司以许多特权。
  仅从上面四点看来,即可以看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权力不仅能支配巨河区域,而且还可以侵入埃及内地。一个在埃及注册、受埃及法律管辖的外国私法人,竟可以侵犯埃及领土的完整,真是闻所未闻之事。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者只顾自己好处,出卖埃及人民的利益,对埃及人民来说,能算是合理的契约吗?
  运河凿成通航后,帝国主义者在运河区域的竞争冲突白热化了。其中主要的对手,是英法两国,以后德意两国相继参加。当时为帝国主义者所御用的学者和学术机关,便想出运河“中立化”和“国际化”的名义来缓和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1875年,铁威施爵士建议运河中立化。1879年,国际法协会通过决议,主张订立一个公约,来保障运河的所谓“自由航行”[6]。英国政府根据这些意见,在1888年向有关各国建议召开会议,讨论运河中立化问题。会谨一直到1888年才在土耳共的京城君士坦丁堡(现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召开,并订立了束缚埃及主权之行使的君士坦丁堡公约。缔约国有英国、奥匈帝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及土耳其。当时土耳其是埃及的宗主国,埃及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的一切全由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压迫土耳其帝国承认,一付枷锁就这样套在埃及人民的身上了。
  公约共有17条,除了名义上承认运河是埃及的领土以外,主要的有下面数点:
  (1)苏伊士运河在平时与战时均对各国商船与军舰公开开放,许其自由出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缔约国均不能干涉运河的自由使用,因此不能对运河行使封锁之权(第1条);
  (2)即使土耳其为交战国,在运河内,运河港口吸运河港口三英里范围内不许有敌对行为及目的在于阻碍运河自自航行的行为。交战国军舰应尽速通过运河。并除有紧急情形外,不得在塞得港及苏伊士停泊处停留超过24小时。交战国一方船只自此等港口开航与敌对方船只之离开,其间必须有经过24小时之相隔(第4条);
  (3)战时,交战国不得在运河内及运河港口卸装军队、军火及军需品(第5条);
  (4)军舰不得在运河内(包括第姆斯湖及苦湖在内)停留,但除交战国外,缔约国得在塞得港及苏伊士港停泊军舰两艘(第7条);
  (5)运河两岸不许建筑永久性的防御工事(第11条);
  (6)缔约国之间,由于订立这一条约而同意的办法,并不受国际苏伊士运河租让合同所规定的时间的限制(第14条),也就是说,这一条约是无限期的,永久性的,即使根据租让合同的规定,到1968年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全部权利归还埃及之后,这一条约还是继续有效的。
  此外,条约还规定缔约国在埃及驻留“代表”以监督该约的执行,保障运河的自由航行(第8条)。
  总的说来,这一公约完全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在运河上竞争所商定的一种妥协办法,除了名义上承认运河为埃及的领土以外,实质上把埃及的主权完全置之度外。自这一公约签字后,运河区域俨然成为“国家以内的国家”,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御用的机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操纵管理了。
  (三)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一个机构;它怎样危害埃及人民的利益呢?在前面我会经提到过: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是当年土耳其帝国驻埃及总督根据土皇特许执照授权于德·勒赛普所组成的。它组成于1856年3月19日,是一个在埃及注册的股分公司,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私法人,受埃及法律的管辖[7],并没有如“多脑河国际委员会”那种国际机构的性质。即使英帝国主义本身也是承认这一点的[8]。可是实际上,出于埃及当时受外国的统治,帝国主义国家硬把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和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拉在一超,使它形成特殊的地位,慢慢地在运河地带变成为“国家以内的国家”,脱离了埃及主权的管辖。这次伦敦会议的公报中,帝国主义国家推翻它自己的前说,硬说运河公司是一个“国际机构”,其用意所在,显而易见。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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