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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关于法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
【作者】 陈中绳【分类】 法律教育
【期刊年份】 1956年【期号】 2
【页码】 1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899    
  七八年来,我们的法学翻译工作是有成绩的。尤其是近年来,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经常翻译苏联法学著作外,还有专业的法律出版社,以翻译苏联法学著作为主要任务。今年,又出版了“政法译丛”两月刊,比较及时地介绍了苏联法学期刊上的论文。这样,就使法律工作者能有机会通过汉译本了解和学习苏联经验,同时也解决了高等法律学校的一部分材料问题。这些基本成绩是值得我们珍视的。但是,如果从向法律“科学进军”和在法学界贯彻“百家争鸣”的要求来看,那么我们的法学翻译工作就显得很不够了。我愿意在这方面提出几点意见。
  到目前为止,我们此较集中地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法学著作。着重翻译苏联的法学著作即使在今后也还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对于人民民主国家的法学著作,就翻译的很少;对于国际民主法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过翻译;至于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法学著作,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翻译材料的不够全面,也反映在另一方面:不必译的译了,该译的却没有译出来。象内容都差不多的关于苏维埃法院的小册子翻译了好几种,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相反地,对某些苏联(俄)法典的翻译,却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除:除了条文本身之外,实践意义很大的“逐条资料”都一概被译者毫无理由地腰斩掉了,出版者也处之泰然[1]。这种不尊重原书、宰割苏联经验的作法是很错误的。
  在苏联,有关期刊对法学著作经常有书评发表,指出某些书的优缺点。我们的法学翻译工作,却漠视了这些书评。举例来说,几本流行较广、已有汉译本的敌科书如“国家与法权理论”、“犯罪对策学”、“苏维埃家庭法”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法”等书的个别论点,都在苏联杂志上受到过批评[2]。可是这些书的译者和这些译本的出版单位,却不用适当的方式把它们介绍出来。必然的结果是:使广大读名不能在这些问题上更正确地学习苏联经验。
  目前法学翻译工作的质量,还是不高的。怎样才能帮助译者提高翻译质量呢?我觉得首先得在译者、编者和读者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以来,我只看到“翻译通报”上有过一篇批评法学翻译的文字。此外就没有见过。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为了开展法学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提高翻译质量,我觉得“光明日报”、“政法译丛”和“华东政法学报”等报刊要有意识地组织这一方面的稿件。法律出版社也可以出版一种类似“出版通讯”的刊物,组织大家(尤其是读者),对法学翻译进行批评和介绍。
  再从翻译数量来看,法学翻译工作也是做得不够的。就拿“政法译丛”来说,只是那么薄薄的一本,在现有的各种“译丛”中恐怕是字数最少的一种了吧。此外,还有些实际工作和教学上所需要的书籍,也没有能及时翻出来或根本翻不出来。例如“司法统计”一书,某司法部门早在两年前就提出要翻译,高等法律学校也要开“司法统计”这门课,需要很急。可是至今还没有开译。
  问题在哪儿呢?我认为是编辑、出版单位没有大胆放手地积极发挥各地译者的潜力,主动地组织稿件。全国之大,两年内还找不到“司法统计”的译者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单以上海一地而论,各政法机关、大学法律系以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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