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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刑事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意议与运用
【作者】 戈风【分类】 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1956年【期号】 3
【页码】 1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877    
  一
  刑事被告人是否犯有罪行以及犯罪的具体情节如何,知道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被告人自己。因此被告人的口供在刑事诉讼证据小,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侦查、审判人员只要正确地发挥这种积极作用,使被告人说出真情实况,好处是很多的。首先,就定案工作来说,被告人坦白了罪情,就可能很顺利地弄清案情事实,从而简化了刑事诉讼的定案程序。其次,就特殊预防来说,被告人坦白了罪情这一事实的本身,证明他已经有了悔改的表现,这就为改造有罪被告人的犯罪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三,就一般预防来说,由于被告人就案情事实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资料,就使得法院能够更好地教育群众守法和向犯罪作斗争。所有这些,都使得案件的侦查、审判工作,可能达到完善的程度。所以历来对于刑事被告人口供的重视,决不是平白无故的。
  但是,被告人的口供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定形式,即必须是刑事被告人对侦查、审判人员的直接的言词陈述,而不能是他人的代述或转述,也不能是被告人向侦查、审判人员以外的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书面陈述即通常所说的“反省书”,虽然一般不完全否认其作为口供的效力,但是除被告人没有或丧失了言词陈述的能力者外,它只能是言词陈述的补充或系统化,不能完全代替言词陈述。同时,只能由被告人本人制作或由他人完全依照被告人的口授制作。他人代拟的“反省书”,既不能反映被告人的真实思想,也就根本没有口供的作用。
  而且,口供仅仅具备了法定形式,并不能在实质上具有证据的意义。只有出自被告人的完全的自由意志的陈述,口供才可能在实质上具有证据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刑事诉讼之所以严禁逼供、诱供的主要理由之一。在这里,切实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刑事被告人是诉讼中的特殊当事人,他不仅是诉讼主体,而且是诉讼客体,他因为处于被控古的地位,必须要尽与国家的侦查、审判权相对待的义务。所以被告人只有在充分行使辩护权利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陈述。
  被告人在享有辩护权利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其内容既可能是对控告事实的坦白、承诏,也可能是对控告事实的辩解、反驳,所以口供的证据意义并不限于坦白、承认,同时也包括辩解、反驳。因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并不即是实际上的犯罪者。他有可能被判决有罪,也有可能被判决宣告无罪或宣告只犯有在性质上或情节上轻于被控告的罪。在判决以前,决不能对被告人预抱成见,而必须正确地估计辩解、反驳口供的证据意义,树立两面看问题的观点。对于坦白、承认同辩解、反驳两个方面的口供,应给予同样的注意。
  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辩解、反驳,与被告人是否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的问题,是两回事情。依照“无罪推定”的原则,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但是,在对方提出了被告人的犯罪证据时,被告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应该加以辩驳;即使承认有罪,如果对某些情节事实不承认时,也应该加以辩驳。所以辩驳的义务是以对方提出犯罪证据为前提;在对方没有提出犯罪根据的情况下,被告人既无须、也无从提出自己的反驳,也就不发生这方面的口供之是否作为证据的问题。如果侦查、审判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强加被告人以辩驳的义务,那是与“无罪推定”的原则相违背的。
  还应该注意,被告人的口供不仅具有直接证据的意义,而且也具有间接证据的意义。出自被告人口里的某些表面上似乎与定案没有直接关系的陈述,它们在开始时虽然既不对被告有利,也不对被告不利,但是一当与其它间接证据综合评定之后,它就可能对于事实的论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不坦白的有罪被告人,往往很难周密地考虑到这些”细微末节”的地方而进行隐瞒。有的为了掩饰罪行,对于这些“不要紧”的问题,还可能有意识地作如实的陈述,以表现“老实”。有罪被告人的这些“失算”之处,也说明了口供的间接证据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二
  口供虽然具备了上面所述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仍然没有完全的证据意义。因为刑事被告人对于诉讼结果有着实体上的、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使得他在诉讼中可能存在各种顾虑,而不说实话:有罪的被告人可能抗拒交代自己的罪行,可能避实就虚或避重就轻地进行“假坦白”,或者夸大、缩小某些重要的犯罪情节;实际上无辜的被告人,可能成套地捏造一些外表看来似乎是“具体生动”、“合情合理”的假口供,甚至可能代人受罪。而且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同于证人,他没有说实话的义务。可见口供作为证据来说,有其积极的意义,也有其消极的意义。这就不能不使它的效力具有相对性和条件性。而历来作风优良的侦查、审判人员,都是不轻易地采信被告人的口供的。
  我们刑事诉讼所一贯遵守的“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正是充分估计了被告人口供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依照这个原则,口供既不能轻易不信,也不能轻易相信。只有经过认真查对,证明与客观事实相符时,它才具有完全的证据意义。查对是把客观事实作为口供的真实性的标准,这样就免除了主观臆断的错误。而且经过查对属实的口供,即使被告人推翻了,也不至影响其证据意义。因为口供的客观基础,是不能单凭被告人主观态度的变化而动摇的。
  口供与客观事实对证,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看来,客现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犯罪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与周围的其它事物有着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尽管犯罪主体的行为多么隐秘,完全不留一点疽迹是不可能的。我们之所以充满着信心的通过一定的合法程序,通过调查研究,去发现客观真实,正是由于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武器。依靠边个武器,我们有可能完全不借助于被告人的口供,而凭其它证据就能够查明案件的全部真情实况。在被告人的积极参加下,即在被告人提供生动的陈述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不放弃这个武器,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始终保持客观态度,把口供放在普通证据之列,把它与其它证据作综合的、对照的分析、研究,就完全可能鉴别口供的真伪,正确地发挥其证据作用。在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被告人的口供越具体,我们就越可能从中看出关键性的间题,越可能就客现事实进行本质的查对。反之,口供越抽象,越空洞,也就越难进行分析和抓住关键性的问题,越难避免单纯形式上的查对。
  实践中,往往有被告人仅仅笼统地承认有罪,而不交代具体情节,也有被告人仅仅消极地否认自己有罪或否认某些犯罪情节,而不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驳。这样的口供,当然很难进行查对。为要克服这一困难,就只有使口供具体化。口供不具体的原因是各式各样的:即可能是被告人不善于行使自己的辩护权利,也可能是被告人的消极对抗的“策略”。所以侦查、审判人员除应注意积极地、主动地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扫清他的各种思想顾虑、启发他“所欲言”之外,属于消极抵抗的场合,最好的办法还是适时地向被告人提示相当的客观证据,或在作好了稳妥的准备工作后命被告人和证人作必要的对质,以促使被告人作具体的陈述。
  被告人的口供,只有经查对证明与客观事实相符时,才可以采用,已如上述。但是口供经查对证明与客观事实不符时,我们必须保持辩证的态度,而不能机械地作相反的认定。属于间接证据意义的口供,经查不实时,其后果只是单纯的这一证据不存在的问题,对于案情事实的认定,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属于直接证据意义的口供,经查不实时,问题就此较复杂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被告人承认有罪的口供经查不实时,如果承认的内容就是被控告的事实,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应该推定被告人为无罪;如果承认的内容不即是被控告的事实,就不应该据此推定被告人为无罪。被告人是否有罪,应以被控告的事实的调查结果为转移。被告人反驳有罪的口供经查不实时,其是否有罪,也还是应谊以被控告的事实有无证据为转移(本文只是研究事实的论证,而不是研究犯罪构成,所以这里讲的是否有罪,实际上是指的事实问题,而不是指的事实的性质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
  我以为,不实的口供在证据问题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被告人在侦查、审理过程中作出不实的陈述这一客观事实,足以证明被告人事后有过态度不老实的地方。这对于有罪被告人来说,不能不是判决参■材料之一。
  三
  “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反则,是我们运用各种证据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运用刑事被告人口供这种证据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我们的侦查、审判人员正是正确地和严格地执行了这个原则,才在向各种犯罪作斗争的极其复杂和艰巨的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个别侦查、审判人员由于主观、片面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刑事被告人的口供的证据意义,曾经作出不正确的估计,因而在运用时造成了一些错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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