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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反对现代反动资产阶级的法的理论
【作者】 B·A·杜曼诺夫【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56年【期号】 2
【页码】 6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902    
  资产阶级对法制原则的否定和关于法的各种反动理论
  随着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渡,资产阶级就把它所一度宣告过的法制原则,也跟其它民主原则放在一起,而竭力加以抛囊了。
  这一条原则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来反对专制君王和贵族底专横的。它要求一切国宝机关都依法办事,而不越出法律的范围之外。既然谈到的是巩固剥削者航治的资产阶级的法律,所以很明显地,资产阶级法制的主要历史任务就在于:借助各种法律来束缚被剥削阶级。
  但是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资产阶级对于自己法制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这一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前一时期中所确立的法的规范和法的原则由于各种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变得不够灵活,从而也不足以用作保证垄断资本底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一种可靠的手段了。
  特别使资产阶级害怕的是以共产党和工人党为首的、已经有高度组织水平和觉悟水平的工人阶级,正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利用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就践踏那些形式上被宣告在许各法律中——其中也包括宪法规范在内——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了。
  还在四十多年以前,当谈到资产阶级法制的历史局限时,列宁就会经指出过只要事情一触犯到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维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法制的全部将不可避免地要被资产阶级自己所破坏。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指示的正确性。
  如果说德国法西斯在执政以后就最无耻、最露骨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法制,那么现代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集团就宁可采用“合法”暴行的方法来破坏法制。在口头上,现行的宪法和民主原则是被假惺惺地宣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事实上呢——垄断资本却使国家机器完全服从自己,拼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律底实际意义化为鸟有,但同时又为了达到以恶意宣传欺骗劳动人民的目的,面在形式上雄持着它们。
  这种对于法制原则的否定就反映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特别是通过颁布与宪法原即不相容的法律底形式),反映在法院和其它机关的活动之中(通过规避法律规定、违反诉讼规范和乱解释法律等),以及最后按照马克思形象化的说法,当“各种审判形式对于贪多无厌的私人利益来说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多余的阻碍,而这种阻碍又是拘谨的法的仪节摆到它面前去的”[1]时候,也反映在对阶级敌人的公开的、审判以外的镇压之中。
  以现代资产阶级法理学中的上述几个基本流派为例,就已经不难看出: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这一个在帝国主义阶段中非常突出的过程——破坏资本主义法制的过程——所造成的。如果说当资产阶级还依靠法制原则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法学家们还把那被看成是无可争辩的信条的。不可动摇的(在他们来看)资产阶级的法当做是他们作推论的出发点;那末如今,当反动势力对于许多法律和法的原则的维持和遵守已经不感兴趣的时候,“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诸如此类的观点就被提到第一位上了——这种观点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削弱或否定法制的。
  在帝国主义尤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时期中,摆在资产阶级法学面前的任务是:不但要掩饰资产阶级法底剥削性,不但要把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国家与法是永恒不变的这种思想灌输给人们,而且还要在“理论上”替资产阶级法制的破坏的过程找根据。
  所以,从资本主义各国法学家庭许多最新理论著作的篇幅上,涌现出许多号召漫无限制地行使审判上和行政上专横的口号;为无法无天所作的辩护则在这些著作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地位。对于美国的“现实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的支流之一——来说,削弱法律和搞垮法制的意图更为突出。
  “现实法学派”硬说:法,——并不是由国家所规定的各种规范的总和,而是法官或官吏底行动的实际方式。从“现实法学派”的观点来看,法律只不过是立法者对于法的见解,不过是法官立法时所考虑的(或不考虑的)许多因素之一。这一派的首领之一地·弗兰克在一本叫做“法与现代理知”的书中写道:“法官根据自己胸中已有的成竹下判决,然后才挑选法的论点来替自己的判决找根据。”
  许多事实指明:资产阶级法官们底“成竹”是站在哪一方面的。因为要不,他们自己就是资本家;要不,他们便是金融界互头所豢养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1位美共领袖的审判案就够了;他们被判处长期徒刑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们捍卫了劳动人民底切身利益。对案件所作的最细致、最吹髦求疵的研究也不能给共产党领导人的判罪提供丝毫根据。在这一个审判案中的控诉方面是否有证人出席呢?是的,是有证人出席的,但他们全都是一些被雇佣的警察、侦探和流氓,而他们的证言则具有扳明显的阴谋性。在审判案中除了这些证人的证言而外,是不是也提出过共它的什么证据了呢?是的,是提出过了的,但这些证据只证明了全体被控告人的行为是完全符合美国宪法和权利宣言的。辩护方面是否提出丁关于被控告人无罪的证据呢?是的,是提出过的,但是法官麦地纳的回答却是……以“蔑视法庭”为理由判处了辩护人徒刑。
  与美共领袖审判案同时,法官麦地纳还力理了一个关于美国许多大商号的17个首脑的案子。这些首脑人物被控经营非法的信用业务及进行其它阴谋活动。这个审判案具有徂明显的恶意宣傅的性格;它拖延了6年之久,结果于1953年以停止审判结案。在这个案件中,法官麦地纳的嘴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对共产党领袖们的审判案中,并没有提出过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法官麦地纳摇身一变,成了控诉人,亲自寻求这种“证据”。在银行家的审判案中,证明有罪的证据有的是。但麦地纳干脆对这种证据厘之不理。在共产党人的审判案中麦地纳使控诉方面处于此被控诉人和辩护方面更有利的地位。在对那些银行家的审判案中,麦地纳自己变成了辩护人井向控诉人进攻。麦地纳把无辜的共产党人宣判了长期徒刑,却开脱了有窃盗行为的银行老板。
  弗兰克在匆匆忙忙地替资产阶级法官底诸如此类“胸有成竹”打掩护的时候,宣称说:法官的行为只能用“心理分析”来阐明。
  “现实法学派”分子把法官判决案件的活动宣告为“感情的心理的行动”。他们宣称:对案件如此这般地下利决的根据并不是法律也不是判例,而是各种心理冲劝和反应——法官的同情和厌恶,他的消化情况、洼庭底气氛以及如此等等。这样,弗兰克为了要证明审判案的进行是正确的,就引述了美国法官哈查生对案件所作的描写。按照哈查生的话,他了解了案情之后,就委身于想象的洪流,并且就根据感受和内心冲动判案,而不是根据逻辑思维判哭的。哈查生说,这些逻辑上和法律上的论点,是后来,当法官制作已经根据内心冲动而采取了的判决书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原来法官的活动不在于针对具体案情适用法律规范或判例,而在于对案件进行心理分析然后再给予洼律的形式。人们很难想象会有人对法律的意义作更粗暴的辱没。
  此外必须补充:“现实法学派”分子既摧残了法官应该采用的法律,同时也还要蔑视案件的事实情况。大家都知道:事实是最硬的东西。假如一个法官不但可以不顾法律并且也可以不顾事实而为所欲为,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现实法学派”分子对于这个问题作了非常简单的解答:他们宜称事实是不可认识的并硬说法官只能对事实“建立猜测”。逻辑也一起被推翻了:“现实法学派”分子把逻辑称作是“中世纪的繁琐哲学”。所以从这一观点出发,法官既可以不顾法律、不愿事实,也可以不顾逻辑。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现代美国法理学的另一个流派,即“社会”或“哈佛”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们所采取的那种对于无法无天和胡作非为的辩护,也与“现实法学派”的创作没有多大的区别。
  这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们千方百计地强调:使他们感党兴趣的不是法本身,而是从哲学实用主义立塌出发的法底“社会效果”和“运用中的法”的研究。从这一前提出发,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好象“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社会条件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似的。
  “社会学派”与现实法学派不同,他们不否定法是国家所规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但是这些法学家们想设法降低法的规范庭意义,他们硬说不仅仅是规范的总和,而且首先还是事实上的法的秩序的本身——“社会制度”,以及审判程序。“社会法学派”硬说:法落后于社会变化到这种程度,以致使法律之确切遵守变成是毫无意义的事了。因此,“有用性”应该代替法制的地位。不是法律,而是“有用”被宣告为审判活动的基本标准了。
  所以,“社会法学派”也和“现实法学派”一模一样地维护着审判上的专横。他们一面降低法的规范的作用,一法拼命强调审判活动对于保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这种问题的提法是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趋势——与其指望法律,不如指望审利上的专横——完全符合的。
  在这一方面,有一点是很突出的:这一个流派的首脑之一——庞德,不但认为当资本的利益有些要求时,法官可以把法律丢开,并且还进而主张没有法的司法!庞德在他自己的一本着作中投出一个问题:“总的来说,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无法的司法呢?”结果他回答道:“是的,可能有的。”庞德写道“为了使司法能适应新的道德思想和已经生了变化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往往就必须或多或少地走向无法的司法。”
  “无法的司法”,这正是资产所级反动集团所求之不得的东西;那就是:在镇压被剥削阶级的事业中,法院、警察、检察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其它机关的各种行动,可以完全不受任何规范的限制。
  与“无法的司法”这一思想一起,庞德和许多在庞德背后追踵效尤的反动法学家们还全力以赴地提出一种“司法预防”理论,即关于“对一个没有犯任何罪行、不知道自已有什么罪责的人,只要根据对他将来的违法行为能作出推定这一点,就可以适用刑罚”的理论。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一书中,庞德要求使“一个对已有的秩序有危险的人”负刑事责任,不问这个人有没有完成犯行为。主张这一理论的人提出一条口号‘预防胜于刑罚”。实际上,“预防的刑罚”这一思想,正是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们进行全面镇压和全面迫害的一种惬意的理论根据。
  我们必须大力强调:在否认法的规范和法律的稳定性的同时,上述各流派的代表人物还千方百计地强调他们自己对私有财产——资水主义剥削的基础——的高度的恭而敬之的态度。他们硬说“财产规则”(应该读作私有财产——作者)体现着“健康的原则”,并且应该被坚决地遵守。也就是那个弗兰克宣称:好象公众不喜爱法学家是由于法学家要求“稳定的法”;而公众所以尊敬法学家,就是由于法学家“保护着神圣的财产”似的。
  美国法学家中的那些反动分子把独立宣言、权利宣言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它文献和法律称作“旧法”,这种“旧法”——按照韦斯康莘大学教授哈斯特的话来说——“应该把它给扔掉,正如工人扔掉用旧了的、变成不适用的工具而并不以道德问题和正义问题来自寻烦恼一样。”同时,那些反动洼律就被宣告为“新法”了。这种“新法”,还是按照同一个哈斯特的话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们已经讲到过这样一种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塌,阐明法依赖于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经济制度的这种制约性;而资产阶级法学家却根据唯心主义的原则,宣告法是某种“法的思想”和“自然法”等等底产品。
  他们就是用上述这种方式来细致地掩饰下列这一事实的:法是始终具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法反映那以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并巩固着那些对剥削者有利和惬意的秩序。但是在现阶段,事情就不以此为限了。在某些反动法学家的手中,“法的思想”成为一种替审判上的专横和无法无天找根据的方便手段了。
  这样,象西德法学家匈克就断言道:法是由“法的思想”所产生的,“法的思想”是”真和美的思想,只能与它自己比拟而且它本身又含有自己的价值。”同时,匈克又不止一次地强调:“法律站在法的思想之下”。这个法学家写道“如果法律与法的思想发生了矛盾,那它就不能创造出法来……解决法律与法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去处便是法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肆无忌惮的、替审判上的专横所作的辩护。法官要拒绝适用法律,只要根据以下这一点就行了:根据他的意见,法律与那“只能与它自己比拟而且它本身又含有自己的价值”的思想不符。换一句话说,不是法律在洼官之上,而是法官在法律之上。而且不庸赘言:资产阶级的法官就是根据这种臭名昭彰的“法的思想”,据根有产者政权的利益,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适用或不适用法律的。
  至于说在现代资产阶级法理学中谈得到很多的、拍象的“法的思想”,那它无非是一种假设罢了;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被荒谬地冒称为永恒的和普遍的东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法的意议。某些资产阶级法学家——例如意大利老牌法律哲学家迪·韦基渥——一面利用永恒的“法的思想”这一概念,一面企图把“地球上的”法制和“地球上的”各种法的制度描写成与上述这种“思想”相形之下是某种不大重要和第三等的东西。换句话说,那些反动集团可以摧毁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法的制度、颁布各种违反宪法的法律,法院和警察可以违反法制,而劳动人民则可以拿这一点来聊以自慰:不知在什么地方存在着某一个“法的思想”,并且还在欣欣向荣;而这个“法的思想”——还是用那个迪·韦基渥的话来说——“正以其不朽的美质,在继续发扬光大”哩。
  以上己经谈到过的“复兴的自然法”理论底代表人物,通过把现行法与似乎是此它更高的“超法律的”、“自然”法的对立,把自己提升到“法官”一级,评定起(当然是为垄断资本的利益)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法的制度来了。这种“评定”是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的,这难道还用说吗?好象是受了魔法棒的指点似的,对于垄断资本来说是有利的和惬意的那些现行法匠制度被“批准”了。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那些法的规范被宣告为“永恒的”、“不变的”和“自然的”规律底反映。同时,虽会一度被资产阶级自己所宣告,但如今已阻碍了垄断资本实现其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且又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的那些规范和原则,就被宣告为是与“至上的”、“超法律的的法”的规范不相容的了。
  例如,希特勒国家韧打垮之后,在广大的劳动群众的压力下,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曾宣告了一条关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但这条原则附有一项但书:凡违反这一原则的各项法律只从1953年4月1日起才失效。从这一天超,共和国内就开始了一种所谓“家庭法中的真空”——即没有法律的叫期,因为已经拟订好的、应该代替已经失效的法律的那些法律草案,如此明显地违反男女平等的要求,以致这些法律草案没有在德意志联邦会议上被通过。于是审判界就以民主的宪法原则的解释者底身分出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最高审判机关之一,就十足地地道根据最新的、自然法学的“理论”探讨,认为那宣告男女平等原则的宪法条文是违反“超法律的”、“自然”法庭最高规范的,因而法官无权把它适用到具体关系上来。
  同时,这种不可思议的“超法律的法”就是一种替违法的立法进行辩护的好办法,因为如果站在拥护上述这种推论的立场上,那么主要的不是这一条或那一条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而是这一条或那一条法律是否符合“超法律的法”的原则和”超宪法的”规范。资产阶级法的理论家康因在1951年出版的“法律哲学原则”一书中断言道:法官们在研究法律和政府机关的其它条例是否有效这一问题时,与其说应该以宪法为指导,无宁说应该以“超宪法的自然法”为指导。
  所以,非常明显: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关于“法的思想”、“超法律的法”等等的主张就其本质来说,是与躲在“社会”法学派、“现实”法学派等招牌底下的那种关于无法无天和胡作非为的宣传毫无区别的。在一切塌合之下,目的倾向性只有一个,所不同的只是伪科学的辩论方式吧了。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否定法制原则而资产阶级的法学又替这种否定作辩护——造就是资产阶极上层建筑底反动的服务作用的明显的表现之一。
  “世界法”宣传的反动本质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现时,在资产阶级的法理学中,正在大规模地宣传着国界的抹煞、民族主权的消亡和“世界国与世界法”的创造等思想。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指出以下的情况不是没有意义的:还在本世纪的20年代,老牌美国法学家地魏格模就已经反映出美国垄断资本食欲大增的胃口,鼓吹必须创立一种要以“美国思想为支配”的、“超民族的世界法”了.到了80年代,上面所已经提到过的意大利法学家迪·韦基渥断言道:“法的思想”是世界性的,它唯有在“世界法”中才可能被完全地实现。这一“理论”的使命是替意大利法西斯向外扩张的意图进行辩白。在纳碎的德国,也有许多法西斯法学家写了不少关于“欧洲法律新秩序”的书。
  但是创造“世界国与世界法”和否定民族主权的理论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达到它的最高峰的。
  诸如此类的“理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帝国主义时代里,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攫取销售市场、原料来

  ······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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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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