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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知识产权司法的大国重器
【作者】 刘春田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
【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司法;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知识产权司法国家队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17
【摘要】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建立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建设的点晴之笔,收官之作,是统一裁判尺度的需要,是适应新时代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完善市场经济、健全法治和融入国际体系的需要。本文认为,知识产权司法“国家队”应当树立以下观念: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第一财产权的观念;为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提供中国经验;学习与创新是知识产权法官终身不渝的使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083    
  
  编辑提示: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通过《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同时,中央批准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挂牌办公。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知识产权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历史性突破,是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期特别策划在2019年第3期刊载“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历史、现状与展望”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该问题的探讨,约请专家进行多角度解读,为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进,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我国“完善产权保护的最重要内容”,[1]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性制度。为此,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做出了《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2],同时,中央批准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这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最高人民法院闻风而动,如沙场秋点兵,迅疾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近30员精兵强将,组建法官队伍,并由最高人民法院罗东川副院长挂帅,兼任该法庭庭长,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视。从“决定”颁布,到“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挂牌建立,不足70天,创造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奇迹。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是中国知识产权和诉讼法律制度的历史性突破,是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于加快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3]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建设与改革开放同步,经历了40年的发展历程。“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领域很多,涵盖了文化建设、企业制度、法律行政等方方面面,在实践中最为直接的有效的还是司法层面的工作。”[4]作为这场波澜壮阔伟大实践的亲历者、见证者,我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建设,尤其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期待已久,既有感慨和感想,也有思考和希望。
  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建立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建设的点睛之笔,收官之作
  自1993年中国第一个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成立起,历经1/4个世纪,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建立了420多个知识产权审判庭,随着技术进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扩大,承担起日益增多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职责。同发达国家法院的经历一样,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也出现了大量审判标准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中央重视。针对这一情况,本文作者4年前曾经建议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担当知识产权审判的“国家队”。俗话说,家有百口,主事一人。最科学、最理性,也是最节约成本和最有效果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这个法院通管八荒,统一六合,通过二审,集中审理那些同类案件中各地法院一审判决相互矛盾的案件,疑难案件和涉及高新技术领域遇到的“无人区”式的新纠纷案件,最终经过更为审慎的过滤,更为体系化的平衡,更高眼界的权衡和更为精心的雕琢,给出一个相对最为合于理性的解决方案。就像一个工厂的产品检验科,不管有多少车间生产,多少环节参与加工剪裁,生产过程中多少人把自己对技术标准个性化理解的印记投射到产品上,但是最终把守技术标准关口,并签名“背书”决定产品出厂的,唯此一处。基于此,建议设立类似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面向全国的统一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为了稳妥,实践中采用了分步实施,逐步完善的模式,建立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家专业知识产权法院。三家法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4年来的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就骄人,可圈可点。三家法院秉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理念,有效的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承担起司法改革先行者和排头兵的角色。他们既有全球化的视野,又虚心学习,广揽欧美及各国经验与智慧。不拘一格,勇于创新,实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大胆探索。同时坚持理性,谨慎实践,一步一个脚印,用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积极进取。他们努力提升司法裁判的稳定性、导向性,在积极适用诉讼程序措施和证据规则,在审理技术类案件方面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积极审慎的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参酌国外“法庭之友”等广泛吸取法律法学界的智慧判断技术与法律问题的成功经验,有效的提高了知识产权司法水平,得到了国内外当事人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司法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在此期间,各地又相继成立了十多家相对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既有的知识产权司法体系。“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堪称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建设的点睛之笔,收官之作。虽称之为试验,但发达国家的先例,我国自身的经验都已表明,这个庭的建立,宣告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已然成型。至此,以该法庭为首,由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各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庭和遍布全国的420多个各级知识产权审判庭组成的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系的基础建设工程基本完成。
  二、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是统一裁判尺度的需要
  技术与制度主宰下的现代法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就如同高速铁路,一个由技术规定和制约的物质体系、行为体系和规范体系。有关的高铁基本规则问题,无论东西南北,其原则,其制度,严格划一。不允许有特殊,不允许有例外,不允许有特权,不允许有特色。否则,高铁将无法正常运行,经济秩序会出现乱象。合肥那位女教师,为了等待迟到的丈夫,迫使高铁延误数分钟,被普遍批评,就反映了这个道理。知识产权案件同案不同判,是司法领域的乱象,这种情况迫切需要改变,也是设立全国统一的上诉审判机构的根本原因。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涉及专利等技术类的案件,具有诸多共性,特别是有关技术的事实问题,受自然法则的约束,通常不受地区、国别、文化、习俗或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很大的通用性。由此而产生的技术规范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律规则,也基本趋同。在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知识产权类的案件的裁判尺度以及裁判结果,具有很大的趋同性、一致性和可预期性。也因此,判例法国家在知识产权司法上显示}H明显的优势。发达国家,如欧盟、美国的知识产权判例,受到普遍重视,每有新的判决,都会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司法和学术界竞相研究的对象。因此,理性司法,统一裁判尺度,应当成为知识产权审判活动的第一追求。
  我国在知识产权司法几十年实践中,很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长期存在。既有不同地区的同案不同判,也有同一地区上下级法院南辕北辙的裁决。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地方保护等非法治因素的干扰,也有司法水平参差不齐,各地法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不一,经验不足所致。这在专利、著作权和商标法律等各个领域普遍存在。比如,有长期影响的北京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优化五笔字型及其键盘”的汉字输入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件,就是典型。该案一审判决和终审结果大相径庭,引起技术界和法律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无论是技术问题,实体法律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各方面都极具典型意义,值得借鉴。其中,既有对技术问题的事实认定差异,也有非法治因素干扰。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对法律、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以事实为根据,坚持严格依法办事终结此案。其间,办案法官虚心请教汉字输入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反复与包括专利法起草小组全体成员在内的众多法学专家深入论证对专利法的理解,认真比对专利权人多次放弃权利要求书的内容。按业内人士的比喻,权利要求书从最初申请主张一张桌子面大的技术发明的权利,由于不断被人以现有技术的原因提出异议,权利人一步一步被迫放弃技术范围,历经7年,最终退居只剩下一个桌子角大小的技术是属于专利权人的发明,并因此获得专利权利。专利证书清晰界定了专利权人的技术贡献和他应保护的权利对象范围。即所谓五笔字型“第三版”技术。但是其他人又开发了更为先进的被称作五笔字型“第四版”技术。该“第四版”并未申请专利,由于它的先进性,遂成为大众普遍使用的公有技术。事实上并没有人采用专利权人的相对落后的技术。“第i版”专利权人状告“第四版”技术,即一个落后的技术状告一个新进的技术,无论逻辑,还是法律都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原专利法起草小组的全体成员意见一致支持原告专利权人的主张,但是二审法庭却力排众议,推翻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主张,做出了不拘一格的认定,给了汉字输入技术界和社会一个公正的判决。案件具有典型意义,回首这件旧事,从中看到人民法院坚持公平正义和法治精神,看到承办人员作为共和国的法官忠诚于法律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他们树立的是法治的权威,积累的是国家的信誉。
  除了专利等与技术密切相关的案件,商标权、著作权纠纷也普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同样值得各级法院重视。例如,不久前北京和苏州两地法院就“稻香村”商标权纠纷的判决,尽管有法院否认,但此案本质是“稻香村”商标权的归属问题,归根结底是同案不同判问题。“稻香村”可谓食品界的“同仁堂”,清、民国、新中国三朝老店,誉满天下。处理该案,法官需要的人格与精神素养再简单不过:良知居心,神明当头。首先是事实不难弄清。“稻香村”发迹于清乾隆年间,200多年从未中断,从未易主。当下的两家“稻香村”商标使用者,谁是首创,谁是搭车,孰先孰后,谁是香火不断的拥有人,谁是浑水摸鱼,利用超法治手段攫取“名分”的伪权利人,谁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谁是欺世盗名的“套利者”,谁是合理合法的权利人,谁是张冠李戴的搅局者….,历史渊源,来龙去脉,如同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清二楚。处理该案基本的专业素质也简单明了:无非历史的眼光,大局观念,加上基本的是非分辨。因此,在一个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法治清明,知识产权法制基本完备的国度,处理本案要考验的不是法官的“专业素质”,而是他们的人格、精神素养与职责担当。对此案,社会公众期待一个理性的判决。
  在著作权法领域,引人注目的电视体育赛事节目案,也是同案不同判的典型。本案一审认定,该节目属于作品,应当受著作权法保护。此事虽为业内关心,但议论不多。经过较长时间的期待,二审终于作出判决,否定了一审的结论,推翻了一审的判决。一审与二审判决相悖的核心问题,是该电视赛事节目是否属于作品。与一审判决不同,二审判决下达以后,引起各界强烈反响,针对判决,体育产业界、传媒界和知识产权法学界曾多次自发举行研讨,有支持该判决的,更多的是批判和反对者。本案反映的最大的共识,是共同关注于什么是创作,何谓作品。而最根本的分歧,也在于此。[5]在不同意见的探讨中,我们发现,眼界有限和知识欠缺,是造成我们思维缺陷、方法缺陷和结论错误的主要根源。我们自身致命的缺陷在于,教育体制造成的学生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是基础性的根源,法科专业的学生在事实问题上长期习惯于在法律或法学的知识框架内思考问题,缺少的是基于事物原理的认识、基于事物本质的判断、基于事物规律的分析、基于用系统化思维思考问题的眼光和方法。这种眼界的局限,限制了我们的思维能力,成为获得真知难以突破的屏障。比如,对于创作或作品的认识,囿于从各国法律条文的规定,或是从国内外既有判例中获得有关什么是创作,寻求什么是作品以及眼前的对象属于何种类型作品的答案。显而易见,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缺少的是盘桓于法律以外各种事物的原理,以及从原理出发的学术研究。任何事物的要津,都在于原理,在我的记忆中,读书时原理常常被我们忽略,觉得它简单、乏味,没有直接的实用性。的确,原理无价。但是原理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原理提升眼界,可以最大限度的开阔视野,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规范和工具的束缚,克服事物特殊形态对一般规律的掩饰和限制,从而从原点出发不加约束条件的认识问题,以便得出尽可能接近于客观真实的结论。
  
  以上3个例子,既反映了同案不同判现象存在的普遍性,揭示了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建立面向全国的知识产权上诉审理机制的必要性、迫切性。
  三、适应新时代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重建私权制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推进社会转型,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
  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快速的实现了工业化。分析成因,我国工业化的热情和动力来自内部,来自对现代化的梦寐以求的理想,来自中国人民的勤劳和艰苦奋斗。政治决断来自中央富于远见卓识的英明决策。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经济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面对工业化的大门,所能提供的要素资源,基本上是土地、自然资源、技术含量低下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的税收政策。而工业化所必需的知识、技术、设备、管理经验、资金、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律制度等一系列必不可少的手段,却是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的中国社会内部所不具备的。它们主要来自对外开放政策所迎来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引进”的。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并非由自身技术进步等内在因素所推动和主导的工业化,准确的说,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通过引进技术和制度,短期内被西方科学技术改造和武装的、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用市场为代价交换的,被西方技术复制的“被工业化”国家。中国就像一台巨大的“复印机”,如饥似渴的复制着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几十年迅速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我们常常听到某些人说,中国只用了几十年,就走过了西方工业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正是指的这个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已经过去的40年,中国只是释放了原本被束缚的低层级的生产力。真正解放生产力的,是从今天开启的未来。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尤其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新时代。新时代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完善法治,完善并复兴私权制度,[6]有条件、有能力把中国从世界的局外,置身局内,平等的对待人类大家庭,和世界各国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和以往相比,新时代在发展环境上已经发生了质变,已经从前40年的“站在中国看世界”转变为今后的“站在世界看中国”。对此,我们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转变观念,认真体察,学会适应。
  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是一部“复印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部巨大的“创新驱动器”,不断地贡献自己创造的新技术。创新驱动发展将成为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它告诉我们:解放创造力,才是对生产力的真正解放。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人的观念的转变。过去的4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动力是劳动,那么,新时代我们将主要靠创新发展经济。创新驱动所释放的动力,是原有体制所无法想象、无法容纳的空前的力量。我们这几代人正在亲身经历的历史,动人心弦,它是对以往生产方式的质的转变,是一个令人艳羡、“当惊世界殊”的飞跃,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调整社会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空间,调整政府和市场、个体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关系,国家与国民个人的利益关系,让社会秩序和制度
  构建的框架足以容纳由技术升级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力。知识产权司法体系的完善,将为进一步确认和保障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私权,确立和保障个体社会经济生活的合理空间提供可靠保障,这是其他一切主体获得生存空间关系的基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将系统完善落实这一目标。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财产制度是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石。毋庸置疑,13亿人,每一个个体都蕴藏着与生俱来和后天激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有巨大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无限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力量的基础和源泉。13亿个体和国家、社会这个巨大的整体一起,各扬所长,可以在无垠天地中创造未来,实现民富国强,实现民族复兴。
  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必将成就一个神话。技术发明、文艺创作必将出现井喷式的跃进,作为法律保障的知识产权制度,将迎来它的春天。知识产权司法必将进一步发挥保护第一财产权的主导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具有指标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之际,司法保障体系,已经水到渠成。
  四、完善市场经济、健全法治和融入国际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法治是这个多元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和普世价值。当今世界国际秩序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法治价值观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法治,其本质属于不同层级或环节,逻辑贯一的服务社会生活的技术体系,归根结底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有其不可违逆的规律。即便各个经济体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的表现形态,但终究不能超出自然法则所能容纳的约束条件。因此,就市场经济和法治而言,各个国家大同小异。如果说有些法律制度还保留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色彩,普适性受到限制,那么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法治领域地地道道的财产制度,则具有更多的通约性、普世性。尤其在主要涉及技术领域问题的专利法等制度,更是如此。除去各国考虑技术、经济的发展水平因素,在一定时期拒绝给某些技术发明以专利,比如,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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