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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清代民间地权习惯与基层财税困局
【副标题】 以闽台地区一田多主制为例【作者】 赖骏楠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一田多主;民间地权;田赋;刘铭传;国家建设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56
【摘要】 以一田多主制为代表的清代民间复杂地权习惯,对清帝国的基层治理和财税收入构成了长期的困扰。代表精英官僚视角的《福建省例》,对一田多主制在名义上持彻底的否定态度,但在田赋征收中却允许根据地权现状进行变通操作。清代台湾地区的淡新档案显示,基层官府完全承认一田多主的事实,并对田面主/小租主的习惯性利益予以保护。由大小租制引发的复杂的抗租纠纷,导致基层官员疲于应付相关词讼,并面临来自田底主/大租主的抗缴田赋压力。作为官有土地的屯田,也援用民间的大小租制,进而导致官方在面对屯田小租权频繁流转的局面时,难以征收作为大租的屯租。19世纪80年代后期刘铭传在台湾开启的财政整顿运动,并未改变大小租制这一根本的地权格局,反而令租佃、租税关系更为复杂。中国民法近代化运动中“物权法定”原则的确立,实际上有助于化约民间地权的复杂性,便于政府的管理与征税,从而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一历史任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098    
  
  以地权为核心制度的中国传统私法秩序,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学者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经历了数代学者的耕耘后,晚近的研究已能够表明,即使不存在近代欧陆意义上的民法典及相应的法解释学,但自宋代以来不可扭转的土地私有趋势,使得以地权习惯为核心内容的民事习惯不断繁荣滋长,并在明清时期达到其成长高峰。[1]在国家立法几乎完全缺位的情况下,该时期的基层民众在长期实践中发展出极为丰富多样的地权类型和交易方式,并催生出虽错综复杂但井然有序的“活的”私法秩序与地权市场,从而使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至前工业社会所能容许的最大成就。[2]
  然而,这一秩序并非尽善尽美。从“私法/经济/社会”这一维度出发,埃里克森(Robert C.Ellickson)和张泰苏探讨过此种复杂地权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步德茂(Thomas M.Buoye)则描述过因地权纠纷引发的清代中国乡村各类暴力事件。[3]与之相比,本文侧重于结合“公法/政治/国家”这一维度,来审视清代的复杂地权。部分现有研究曾附带地论及明清官方对于民间地权习惯的态度。[4]但是,结合各类地方传世文献和基层衙门档案,对如下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研究,迄今仍属少见:民间复杂地权对于国家机器——尤其是基层机器——的日常运作究竟会造成何种影响?官方对这些地权习惯的态度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现实中的贯彻情形如何?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曾经从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视角出发,考察过清代福建省官方在面对因复杂地权问题而导致的诉讼爆炸和税收困境时所采取过的应对措施及其实际效果。[5]但由于该文侧重于对清季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土地法改革的宏观比较,所以并未结合更为丰富的一、二手文献对清季福建(或闽台地区)的地权、诉讼与税收间关系议题予以更加细致的探讨。
  本文将尝试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考察明清地权习惯对基层财政汲取乃至国家建设的影响。本文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将限定在清代福建省(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之后则是福建、台湾两省)。在清代,闽台地区以其发展至烂熟的一田多主地权模式,给各级官员和各层政府机构制造了长期的困扰,而闽台官方也数度尝试对这种复杂地权予以规制。此一个案,或许是展现明清地权与国家间关系的绝佳例证。
  一、“国家的视角”
  与欧洲中世纪和日本中古时期君主收入主要源自王室领地的情形不同,明清中国的财政来源基本上依赖于全国范围内相对统一的、直接面对皇权机器的、涉及全体臣民的赋役体系。[6]因此,征收赋税,尤其是田赋,便成为明清中国官僚机器的核心任务之一。在机构和人员配置方面,中央的户部、省级的按察使司、地方的州县官及其幕友都直接服务于这一财政目的。各种官方及半官方的土地、人口和财税统计册簿,也都构成对此赋役体系之运行的定量监督。鉴于田赋这种“正项钱粮”对于帝国运行的根本作用,征收田赋的成绩,也成为州县官的核心考核指标。清代的《吏部则例》和《六部处分则例》均对未完成征税任务的基层官员有着极为详细和复杂的惩罚性规定。相反,州县官若能在每年的财政报告上交之前征足钱粮,就有望得到记功、加级、升职等奖励。[7]因此,至少对于地方官员而言,他们有充分的动机去足额完成每年的田赋征收任务。
  那么,明清帝国的赋税体系面对的主要“征收对象”——民间土地及其收益——又处于何种状态呢?此处将以清代福建地区的“一田多主制”这一地权习惯为例,来展现清代国家所面对的“社会”的复杂性。一田多主,是指在同一块土地上存在多个“业主”的情形。这种制度最常见的形态,就是田底主与田面主并存的局面。其中,田底主是清代法律上认可的“业主”(在较模糊的意义上,也可被认为是所有权人),他负责缴纳田赋,其姓名被登记在官府的地籍册上,其收益来自田面主每年缴纳的地租;田面主则是受到习惯认可的“业主”,他对于土地的权利未经过官府登记,也无须完粮(缴纳田赋),但在现实中他往往实际控制着土地,既可将土地自耕,又可将土地租佃给他人(后者更为常见),其负担则是每年向田底主缴纳一定的地租(但田底主无权撤佃)。在最成熟的情形下,田底与田面是两种相互间完全独立的权利或“物”,它们在地权市场中的流转完全不受对方的牵制:“有一田而卖与两户,一田骨一田皮者。有骨皮俱买者。田皮买卖,并不与问骨主。骨系管业,皮亦系管业。骨有祖遗,皮亦有祖遗。”[8]由于田面主与田底主对各自享有的土地收益都有完整处分权,所以他们也就能将自己收益的全部或部分,以绝卖、活卖、典、抵押贷款、租佃等交易形式,投入到地权市场之中。可以想见,在田面与田底相分离的基础上,同一块土地会产生多种类型的、复数的收益人(即田底主、田面主、典权人、放贷人、佃耕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皆可被认为是这块土地的“业主”。[9]根据杨国桢对明清福建契约文书的整理,建立在田面与田底相分离基础上的一田多主制,几乎遍及福建各县。[10]
  关于“一田多主”的历史成因,学界已有成熟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11]此处关心的问题在于,一田多主对于国家财政——尤其是对于基层政权的财政汲取——会造成何种影响?可以想见,由于一田多主制中同时存在着数个土地收益人,且土地收益的分配必须经历多重且复杂的收益流动过程,故而一旦收益流动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纠纷,都可能影响理论上的最终收益人——田底主——的收益状况,并影响其缴纳田赋。即使是在最为经典和简洁的一田多主模式——“佃耕户—田面主—田底主”——当中,土地产出或收益的分配,也历经了两次流转和三个主体。不论是在佃耕户与田面主之间,还是在田面主与田底主之间,若发生欠租纠纷,则田底主最终的完粮能力都可能受到影响。更何况,现实中的一田多主大多比这一经典形态更为复杂。
  尽管《大清律例》完全没有关注一田多主现象,但福建省级精英官僚却不得不应对本地的这种棘手情形。在《福建省例》这一省级行政规章文件的汇编中,我们能够发现当地历任督抚、按察使和布政使对于一田多主的态度及应对措施。至迟在雍正年间,福建省高层便已经认识到一田多主现象的普遍存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与财政问题。该地省级官员发现,田面主在现实中的地位,远不限于他们在表面上的佃户身份:“一经买契,即据为世业,公然抗欠田主租谷,田主即欲起田召佃而不可得。”由于田面可以自由转卖,欠租的田面主有时利用这一手段逃避历年欠租:“甚有私相田皮转卖他人,竟行逃匿者。”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田主历年租欠无着,蜦粮累比,陷身家而误考成”(着重号为引者所加)。[12]从省级官员的视角来看,正是一田多主导致抗租纠纷(尤其是田面主抗欠田底主)频发,进而不仅导致“狱讼繁兴”,而且还耽误国课,所以这种地权习惯无疑是必须禁革的“恶俗”。在雍正八年(1730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和乾隆三十年(1765年),福建省当局先后明确下令禁止田面习俗,并规定“以田皮、田根等名色私相售顶、承卖即到官控告者,务即按法重究,追价入官,田归业主另行召佃”。其规定不可不谓严厉。福建省当局还下令将这一决定刊刻告示,甚至树立石碑,“以垂久远”。[13]
  清代福建省级精英官僚的上述立场,正符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说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斯科特曾指出,官僚制国家在面对其难以理解的、变动不居且错综复杂的各种地方性实践时,总是倾向于对后者加以简化(simplification)的改造,而这种简化尝试是出于行政管理和财政收入上的便利考量,“从而可以集中地从上到下加以记录和监测”。[14]在土地法方面,官僚制国家倾向于让一块土地只存在一个明确的所有者,该所有者的权利受到司法与警察制度的保障,其义务则是定期向国家纳税。从“国家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比过去要破解复杂的公共产权和各种各样土地制度的混合物不知容易多少”。[15]同样地,从清代福建省级精英官僚的视角来看,民间地权当然是越简单越好,最好能简单到即便是一位到此任官的外省籍官员也能一目了然的地步,因为这将极大地便利基层官员的行政管理,减少因地权纠纷引发的词讼审理负担,并最终确保征税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面对复杂的“地方性知识”时,所有的官僚制国家都有着一种“反熵”的冲动。
  《福建省例》还记载了一件“国家的视角”与“基层的视角”相遭遇的事件。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福建闽清知县万友正向闽浙总督富勒浑报称,鉴于一田两主现象在该县“相沿已久,势难禁革”,故而请求准许该县的田面买卖当事人赴官缴纳契税以增加岁入;另外,鉴于省城民人多有在该县购买田产(实际上是购买田底)者,而闽清知县每年赴省向此类人等征收田赋殊为不便,且耽误本县公事,故而请求允许改变征粮方式,即改为“省户到县收租,即令籴价易银,将本户应完粮赋全行完纳,其有不完者,就种田之佃(实为田面主——引者注)催其代完”。[16]很显然,身处县级衙门的万友正,对于一田多主制及其催生的不在地主制(田底主因不是田产的实际控制人,所以多居住于远离田地的城市)在基层的普及状况更熟悉,也更了解省级官僚的“单一业主”政策和围绕“法定业主”而设计的田赋征收制度在现实中的贯彻难度。不论他本人是否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万友正看似语气缓和的改革建议,客观上却具有重大的革新意味:这一建议实际上是以允许缴纳交易税的方式,来承认和保护田面主独立于田底主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在部分情形下)向田面主征收田赋的方式(虽然名义上仅称作“催其代完”),来承认其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乃至其真正或最强“业主”的地位。闽浙总督在收到上述建议后,批示布政使与按察使两司合议此事。
  福建省级官员合议之后的结论,是对万友正上述方案的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针对万友正有关对田面交易征收契税的建议,福建省级官员重申了雍正八年以来的一系列禁令,明确强调田面交易的非法性。而且,福建省级官员指出,如果田底和田面的交易都可以投税,那么就会导致“一田两税”,将有违仁政宗旨。因此,将田面权合法化并对其交易征税的做法,实际上是“徒知禁其流,而不思所以清其源”[17]。不过,福建省级官员却赞同万友正提出的当在外地田底主欠粮时由本地田面主代为完纳粮赋的建议,因为这种操作“事属简便”[18]。由于万友正在这后一项建议中始终将田面主称为“佃户”,所以至少在名义上并没有触犯禁革田面的省级禁令,福建省级官员在接受该建议时,也就不会有面子上的为难。闽清知县与福建省级精英官僚间的这次政策博弈表明,尽管官僚制国家拥有简化民间地权类型的本能冲动,但在缺少足够力量改造基层地权结构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在征税操作中顺应复杂地权的现实(尽管在法律“表达”层面,他们仍旧不愿将这些事实予以合法化)。
  不过,“国家的视角”要想得到彻底贯彻,就需要足够的国家能力予以支撑。尽管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都不缺乏改造基层地权的意愿,但他们的确缺乏充足的行政力量来实现其意愿。[19]对于基层官员而言,他们不仅缺少足够的资源去贯彻省级禁令,甚至也缺少充足的动机去执行此禁令。由于任期短暂、更调频繁,州县官常常不愿在地方治理中投入过多的精力。对于一田多主这一上级眼中的“恶俗”,州县官更有可能在衡量财税的暂时稳定、具体诉讼中的息事宁人、地方在短期内的安靖等目标后,在司法和行政中采取机会主义的处理态度,甚至是默认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万友正才在前述乾隆四十九年(此时距禁革田面禁令的颁布至少已54年)的禀报中表示,田面习俗在现实中难以禁止。福建省级官员自身也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这一习俗的普遍存在以及州县官的不作为,即使下令“立碑永禁”,甚至在“穷乡僻壤”尝试“刊刻木榜,一体示禁”,最终仍难以逃脱“日久废弛,愚民无所儆畏”的结局。[20]在乾隆朝之后,尽管在名义上原有禁令仍然有效,但福建省当局似乎再没有就一田多主问题发布过新的禁令。
  二、陷入地权丛林的基层司法与财政
  (一)抗租案件与田赋困境
  本部分将暂时离开省级精英官僚的视野,而转移到“国家”与“社会”的日常相遇之处上去。而这必然涉及对基层衙门档案的考察。由于清代福建省内地部分的各县衙档案现今几乎未有存世,此处的考察将依赖清代台湾地区淡水厅—新竹县档案(学界通常称之为“淡新档案”)。[21]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从郑氏政权手中收复台湾并在此设府,直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台湾完成建省,台湾都是福建省的一部分。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多为闽、粤两地人群)在岛内不断垦殖土地,同时将内地的地权习惯也一并带至台湾。
  与福建内地部分类似,一田多主制是清代台湾的地权常态。田底与田面的分离,在岛内以大小租制这种三层地权体系的形态呈现。在18世纪,汉族移民开始大规模赴台开垦荒地时,持有官方执照的“垦户”往往承包下大片土地,然后将土地细分,以招佃形式招揽佃户进行真正的开垦。由于此类佃户以自己的人力和财力对荒地进行了开垦,作为习惯上的回报,他们就对土地拥有了超出一般佃户的更多权利,亦即田面权。这类佃户随后也多将土地耕作权出租给他人,从而自己也晋升为食租者。结果,最初的“垦户”就成为法律上的“业主”或“业户”,被称为“大租主”的他们负责缴纳田赋,其权利则是从下一级食租者或直接从佃耕户那里收取俗称“大租”的地租。而第二级食租者则俗称“小租主”,他们将土地租给真正的佃耕户,并向后者收取“小租”(但也存在小租主自耕的情形,以及将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的情形)。这一地权体系的最下一级收益人则是真正的佃耕户,他们在缴纳全部大小租后,可以保留剩余的土地收益。一般而言,大租占土地总收成的10%20%,而小租则占40%左右。[22]大租权和小租权都是相对独立且可自由处分的“物权”,因此可被投入到地权市场中自由流转,从而造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地权格局。
  在淡新档案中,大小租制是一种可在官员面前公开存在的事物。由此可见,《福建省例》中的禁令在基层衙门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或许当事人根本就没意识到禁令的存在)。当小租主卷入诉讼,并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或侵害时,他们往往毫无顾忌地摆明自己的小租主身份,并向衙门提交能够证明自己拥有小租权的契约或者分家书。而官府也未曾质疑过小租权本身的合法性。光绪七年(1881年),新竹知县在一份提交给福建省当局的案件汇报中,甚至毫无贬义地介绍起该地的大小租制:“惟查台地俗例,佃户向有完纳大小租者,大租归于业户,小租则归田主。”[23]借用埃利希(Eugen Ehrlich)的术语来说,大小租制不仅是当时淡水新竹地区民众们的“行为规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官府处理纠纷时的“裁判规范”。[24]
  可以想见,与福建内地的情况类似,清代台湾的大小租制也将导致各类复杂的地权纠纷,尤其是抗租纠纷。一旦这些纠纷在民间难以得到化解,就有可能闹至官府。而官府一旦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纠纷,就有可能导致作为纳税人的大租主无力完粮或声称无力完粮。清代淡水新竹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对大小租主“一体保护”的倾向,也更有可能加剧抗租纠纷中双方立场(尤其小租主的立场)的“硬度”。尽管现存的淡新档案可能并未完整保留该地区全部抗租案件的卷宗,但笔者还是识别出了20件以上其主要案情为抗租的案件。
  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之前发生的20件抗租案件(该年份之后的案件留待后文讨论)中,多数涉及大小租主之间的纠纷(15件),只有6起涉及小租主与佃耕户之间的纠纷,涉及大租主与佃耕户间纠纷的则更是少数(5件)。[25]大租主与佃耕户间的纠纷之所以较少被提交给官府处理,是因为大租主与佃耕户之间的直接联系本来就少。而小租主与佃耕户之间的纠纷之所以较少闹至官府,则是因为当佃耕户抗租时,小租主依据习惯有撤佃的权利,且小租主多属在乡地主,对土地的控制力强,所以也拥有撤佃的实际能力。结果,小租主在面对佃耕户时拥有的习惯上的撤佃权和事实上的撤佃能力,使得前者在抗租纠纷中更容易迫使后者就范,从而不会令民间纠纷轻易演化成司法案件。相比之下,由于小租权对于小租主而言已是独立的“己业”,一旦在大小租主之间发生抗租纠纷,大租主就缺少撤佃权(或者说撤销小租的权利)这种“自力救济”手段,并且也很难直接要求佃耕户缴纳大租(因佃耕户多受小租主的直接控制)。在这种局面下,大租主只能将纠纷提交给官府裁断,以寻求权益保护。这些现象,也表明小租主在整个地权结构中的强势地位。
  让我们来关注这20起抗租案件中的财税面向。由于官方规定完粮责任由大租主承担,所以在大部分抗租案件(15件)中,大租主都会在诉状中声称由于小租主或佃耕户的欠租,自己已经无力完粮,或可能在今后无力完粮。这种套路性的说辞实际上是一种对官府的威胁,以迫使后者做出对大租主有利的判决。在5起抗租案件中,淡水同知或新竹知县曾在批示中表明自己对完粮问题的关切。一般而言,如果案件涉及的抗租额度较小,那么与此相关的田赋额度也就较小,基层官员所面临的考成压力也就不大,于是官府便不会在案件中直接表达对完粮的关切。但一旦抗欠租额较大(例如在1000石以上),导致严重威胁财政安全时,官府便会对田赋问题表达严正的关切(“吴顺记控徐阿千等”“徐熙拱控彭阿赐”两案便属此种情形[26])。若案件中大小租主的大量田产未经报官登记,由于涉及“欺隐田粮”这一须由清律治罪的情形,且直接威胁官府的财政收入,则官府也会在案件中对田赋问题表达关切(“吴顺记控徐阿千等”“刘清福控刘万寿等”两案属于这种情形[27])。换句话说,虽然官府不会在全部抗租案件中表达财政关切,但一旦案件涉及的是某些拥有大片田产的“缴粮大户”(他们在官府眼中的地位,颇类似于今天各地的龙头企业等“纳税大户”)的利益,或者涉及向官府欺隐大量田产,官府便会毫不掩饰自己对完粮问题的关切。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官府甚至会派出兵丁协助大租主收租,以便确保田赋进账。[28]这充分体现出重大抗租案件对基层衙门财政事务造成的困扰和压力。而且,即使官府尝试认真处理欠粮问题,但在一些抗租纠纷中,淡新档案显示仍有大量田赋(或其他形式的税费)未能及时完清。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司法档案难以完整和精确地呈现出当事人的纳税情况,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在现实中的拖欠赋税行为,很有可能未曾被记录在这些司法卷宗内。
  以下将以“吴顺记控徐阿千等”这一典型的大小租主间纠纷案为例,来展现大小租制导致的复杂抗租纠纷及其对基层司法和财税的影响。该案属于极为典型的长期缠讼:案件在时段上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总计三十余年(淡新档案中残留下的该案卷宗,始于咸丰年间),并历经至少14任淡水同知的审理,甚至惊动了闽浙总督。在该案发展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为维护利益,均不惜使用或扬言使用武力,甚至一度迫使淡水厅派兵干预。[29]根据林文凯的研究,导致此案发生的最关键背景,乃是淡水厅竹北二保大溪墘庄东畔田产的大租主吴顺记(系家族名号)与众小租主间就大租缴纳是否应由分成租(抽的租)改为定额租而发生争议。该地自雍正年间给垦以来,大小租主间长期维持“一九五抽的租”模式,即小租主依据每年的丰歉状况,将15%的土地收益作为大租交给“业户”。在开垦早期,由于土地高亢,缺乏水源,收成少且不稳定,分成租模式对小租主更有利。但至道光中期,经小租主长期自投工本修筑水塘,土地产出逐年升高。在此种情形下,若仍维持原有的分成租模式,则将意味着大租主在改良土壤上未做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却坐享小租主对土地投资所形成的不断上升的收益。此时的小租主有着强烈的动机以定额租的方式将大租主的收益固定化,从而“保护”或独享自己的土地投资收益。而大租主则自然倾向于维持分成租模式,以便分享新增的土地收益。正是这种“土地收益分配结构的内在紧张性”,导致小租主开始长达数十年的集体抗租行为,并迫使大租主不断将前者控告至淡水官方。[30]
  由此可见,一田多主制下的两方(甚至两方以上)的“业主”对土地收益分配的根本性冲突,是构成此案纠纷的结构性因素。与这种结构性冲突相匹配,大小租主也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财产权”观念。对于大租主吴顺记家族来说,要求小租主恪守“契约精神”、严格按租佃契约规定的分成租模式缴纳大租,便是其在本案中祭出的法宝。在吴顺记提交的诉状中,抗纳大租的佃户被描述成“狡猾奸诈”的“玩佃”“奸佃”“虎佃”,其违约行为既导致大租主“业租无收”,又“贻害国课”。[31]而小租主所持的有关财产分配的正义观念,则是一种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的朴素认识。正如黄宗智所言(尽管并非针对此案),“生地只有通过种田人的努力种‘熟’后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因此一个佃户把一块几乎一文不值的土地变成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他应该从他的辛劳中受益,似乎是适当的和公正的。”[32]所以,大溪墘庄的众小租主,才在呈文中恳请淡水同知判处“业户按甲吐课,佃人亦按甲定抽”,[33]其目的正在于以定额租的形式,将大租主的收益予以限制和固定化,从而尽可能独享自己对土地改良后的收益回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将小租主所持的这种财产观念清晰展示出来的,并非小租主本人,而是大租主。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一纸诉状中,吴顺记家族代表吴国英声称:
  且英父(祖)承(买大)溪墘一带租谷,价已数仟,不(过)荒埔草壤之田耕耨,矧当年生番猛烈,四处□出,务多设隘丁,(时多任务)食、铅条、火药,兼以开(埤筑)圳,借备银本,又复不计数仟……亏英父祖披荆辟棘,百倍艰辛,方成沃土,受其抗欠,心谁得甘?[34]
  但是,吴国英对这种财产观念的盗用,立即惨遭官府打脸。淡水同知秋曰觐在批示中写道:“至于埤圳等事,系佃户抛本,与尔何干?”[35]
  除了抗租这一主要案情,此案中尚有另一问题同样引起官府的严正关切,亦即小租主一方所控告的大租主“匿甲吞课”举动。根据小租主在咸丰七年(1857年)递交的诉状中的说法,大溪墘庄一带土地在乾隆年间开垦之初,仅在官府登记了25甲(约282.5亩)垦熟田地。随着小租主们在该庄的不断开垦,到此案发生的年代,垦熟土地至少已经达到了小租主们声称的440余甲(近5000亩),但作为“法定业户”的大租主一直没有就这些新垦熟的土地赴官报丈陞科,从而逃脱了大量的田赋义务。[36]在咸丰十年递交(1860)的一纸诉状中,小租主们更是指出垦熟土地现已达“壹仟甲有奇”(11300亩以上)。鉴于欺隐田粮是明确受到《大清律例》禁止的行为,[37]且直接威胁地方官府的财政收入,数任淡水同知均对此事颇为重视,并不断声称要“亲临勘丈,照则陞科”,甚至扬言要将大租主治罪。[38]但以当时的技术能力和行政人员配备,要想在不耽误其他公事的前提下及时丈量完万余亩以上的土地,显然并非易事。而吴顺记一方也曾向淡水同知提醒过勘丈的难度:“况该处硗瘠不堪,或数百步仅恳[垦]一区,或千余步祇有数亩,加以地势高下,奇零不齐。如欲逐一勘丈,非数十天不能蒇事。”[39]结果,勘丈一事只能不了了之,而淡水同知扬言按欺隐田粮律对吴顺记治罪,也只是停留在迫使吴家服从官方判决之手段的层面。
  在此案的卷宗中,我们还可发现由此案牵扯出的几件影响较小的“案中案”,而这些“案中案”也与一田多主的地权结构高度相关。例如,在咸丰三年年底(1854年年初)的一次堂讯中,小租主罗阿锡声称其父在道光年间已将小租权卖与他人,双方约定所有积欠大租皆由买家代为完纳。但新小租主显然没有缴纳新旧欠租。而吴顺记一方则不知这份小租权已被转卖,所以仍将旧小租主罗阿锡私自捉拿并交给官府。[40]这是由小租权自由转卖引发的欠租纠纷。又例如,咸丰四年(1854年),因欠租被官府关押在案的小租主姜双年、姜双全兄弟,在一份诉呈中声称:其父亲一房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间已经与其叔各房分家,姜双年兄弟两人所拥有的小租权仅系从其父处继承而来,因此两兄弟仅需缴纳与该部分小租权相对应的大租;吴顺记一方先前由于不知上述分家一事,遂以私力救济的方式将其所认定的姜家代表——长房的姜双年、姜双全两兄弟——捉拿交给官府;吴顺记在知悉以上事实后,同意姜双年兄弟两人仅须缴纳部分大租,其余大租则“另行向讨”。[41]这属于因小租权已成为一种可以继承的“世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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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2}周宪文编著:《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1980年版。
  {3}《福建省例》,大通书局1987年版。
  {4}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国家与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李文良:“晚清台湾清赋事业的再考察——‘减四留六’的决策过程与意义”,《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
  {6}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复杂地权的代价:以中国的两个制度为例”,《清华法学》2012年第1期。
  {8}[美]黄宗智:《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卷二·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9}[清]刘铭传:《刘铭传文集》,马昌华、翁飞点校,黄山书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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