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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判断的解释基础
【副标题】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开
【英文标题】 The Interpretation Bas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ltra Vires Surety by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upreme Court's Judgments
【作者】 高圣平 范佳慧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公司担保法定代表人规范性质 法定限制越权代表
【英文关键词】 corporation surety; legal representative; nature of provisions; legal limitation; ultra vi-res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70
【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裁判大多通过界定《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性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来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此一裁判进路有其局限性,一则强制性规定的二元化区分无法涵盖私法上的越权规范;二则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首先应解决的是该行为的效果是否归属于公司,其次才有合同效力判断的讨论空间,两者并非同一问题。从规范目的看,第16条是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来保护公司及其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越权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首先应以《合同法》第50条为基础判断该行为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未尽审查义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其法律后果应当类推无权代理的规定予以处理,即对公司而言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

【英文摘要】

Most of the Supreme Court's judgments give analysis to the nature of Article 16 0f Company Law of PRC(the mandatory provision on validity or the mandatory provision on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ltra vires surety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corporation. However, this path of judgment has its disadvantages, for the dichotomy of mandatory provisions can not cover all the ultra vires provisions in private law and the first problem of the ultra vires surety by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lies in whether its consequence should be borne by the corporation, while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is another problem which should be discussed after i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intention, the Article 16 gives legal limitation to the authority of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aiming at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shareholders, s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ltra vires surety by corporate representative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Article 50 0f the Contract Law. If the creditor failed to meet the obligation of investigation, he/she should know the representative has exceeded the limitation,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 shall be founded by analogy of unauthorized agency, which means the effectiveness to the corporation is undermin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065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实体经济的发展无不端赖于信用授受。[1]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商事主体,[2]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是信用授受过程中常见的增信措施。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之前,对公司的担保行为与正常经营行为并未加以区分,[3]“我国公司企业在过往的活动中极度忽视股东利益,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控股股东通过担保谋求一己私利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泛滥,使得公司治理结构丧失制衡功能,特别是上市公司问题更加严重”。[4]在日益严重的公司“滥保”现象之下,不仅公司、中小股东及一般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不受限制的公司担保更是在福建、广东、新疆等地形成了危及整个金融体系和区域金融安全的“担保圈”。[5]区域性担保风险的化解,仰赖于地方财政的“兜底”,但这一经验不合法理,也不可复制,公司“滥保”风险的根治尚需前置化的制度性措施。[6]鉴于实践中规制公司“滥保”行为的迫切需要,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对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作出了明确限制:“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第16条第1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第2款)“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3款)[7]但该条并未涉及违反之后的法律效果,属不完全法条,无法独立适用,现行法上哪些条文可与之配合构成完全法条存在疑问。
  “公司法本身承担着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职能,如果过分强调对公司相对人利益的保护,难免导致法律功能及法律解释的错位。”[8]正如魏德士所言,“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方式。在规范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9]如此,在以《公司法》16条作为裁判基础时,应当先就该条的规范意旨进行探析。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但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时,无法从担保权人处取得相应对价,在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时,还要以公司财产为债务人承担代偿责任,由此决定,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本身并不具有经营性质或营利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公司的设立本旨和存在目的。[10]但在我国商业银行主要采行担保贷款的大背景之下,《公司法》并无意从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的角度否定公司的担保能力,转而基于担保可能危及公司资产安全的事实对公司担保作出特别限制。《公司法》16条的立法目的就在于,通过严格控制公司担保意思的形成,落实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维护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平衡公司担保债权人和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在公司担保纠纷中,公司及其股东、相对人、其他债权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在以现行法为基础对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问题进行解释时,如何均衡考虑各方利益,以免产生利益失衡的负面后果,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进路
  司法实践就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效力问题已积累数量可观的裁判案例。基于案例的典型性及节约讨论成本的需要,笔者选取最高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典型案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公报案例为分析样本,梳理法院的不同裁判进路,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本文的讨论。根据对法律规范及彼此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进路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规范性质识别进路。这种裁判进路以《合同法》52条第5项为依据。《合同法》52条第5项为不完全规范,需要参引构成要件,转介到强制性规定,从而补足为完全规范。《公司法》16条即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合同法》52条第5项效力评价之中。规范性质识别进路首先判断《公司法》16条的规范性质,认定该条(款)属于任意性规定还是强制性规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还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而判断《公司法》16条是否属于《合同法》52条第5项的构成要件,从而认定违反该条的担保合同的效力。[11]在第16条的规范性质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多项判决将之认定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管理性强制性规定,[12]其理由有:“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13]“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14]“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15]“不应将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否则将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及公平”。[16]在认定第16条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后,继而以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合同无效的规定为由,认定涉案担保合同有效。此外,亦有部分判决直接认定第16条为管理性(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并未对此进行说理,裁判结果亦是担保合同有效,公司应对外承担担保责任。[17]
  第二,法定权限限制进路。这种裁判进路是以《合同法》50条为规范基础,将《公司法》16条理解为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未经公司担保决策机构的决议,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构成越权代表,结合具体个案事实判断相对人是否属于《合同法》50条规定的除外情形——“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进而判断违反《公司法》16条的担保合同的效力。[18]“该规定在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上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法定限制,因此在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规定越权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有效时,还应考察该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50条规定的表见代表,相对人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是否为善意。”[19]在相对人尽到相应审查义务的前提下,则主观上构成善意,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公司应对相对人承担担保责任;[20]若相对人未尽审查义务,则应认定在主观上存在过失,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21]质言之,第16条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且“法律规定具有公示作用,任何第三人均应知悉”,[22]相对人应当就公司担保的决议等文件进行审查,并以此作为判断是否是《合同法》50条中善意相对人的基础。
  在这两种主要的裁判进路之外,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还存在其他的裁判思路:如直接通过区分公司的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来判断公司的责任有无,认为第16条属于对内的程序性规定,不能约束交易第三人,并不要求相对人负有审查义务。在“判定公司行为效力时,应严格区分公司的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公司法侧重调整公司内部关系,但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在商事交易过程中亦应受合同法和担保法等法律的调整。公司是否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属于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不应受该内部程序性规定的约束。对是否存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不应负有审查义务,否则将严重影响交易安全”。[23]此类裁判中的裁判理由构成上述“规范性质识别进路”中的裁判理由之一,容后一体分析。
  由此可见,在规范性质识别进路之下,法院说理重在对《公司法》16条的性质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的判断。在法定权限限制进路之下,法院说理则重在分析相对人是否负有并善尽审查义务,从而以《合同法》50条为基础进行效力判断。
  二、规范性质识别进路的反思
  根据《合同法》52条第5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以分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仅只有违反其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会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从文义上看,《公司法》16条在规定公司担保行为时使用的是“不得”、“必须”这些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词语,该条的规范性质应为强制性规定而非任意性规定。[24]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二分格局下,若认为《公司法》16条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行为无效;反之则有效。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数裁判结果即受此论证逻辑的影响。然而,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从适用领域上来看,规范性质识别进路皆有其局限,并非解决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问题的妥适路径。
  (一)规范性质识别进路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持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说者认为,《公司法》16条拘束对象不仅包括公司及其内部人员(即法定代表人、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且涵盖相对人(即担保债权人),在性质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此达到遏制公司无序、恶意担保行为发生的政策目标。[25]持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说者认为,《公司法》16条并没有规定违反该条将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如认定担保合同有效可能损害的仅仅只是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违反该规定的后果是使相应主体承担其他法律责任,而非担保合同无效。[26)规范性质识别进路在裁判实践中拥趸者众多,但有关强制性规范的识别及区分本身即存在问题,在方法论上仍有诸多需要检讨之处,具体如下:
  首先,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管理性和效力性并不周延,不能涵盖所有的强制性规定。规范分类是对业已抽象化的规范进行的分类并赋予名称的过程,是一种从抽象到抽象的过程,由于缺乏现实世界的信息支撑,就可能存在缺少与现实世界的应对而不周延的情形。[27]《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大抵源于史尚宽先生的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28]“强行法得为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前者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后者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29]然而,史尚宽先生的效力规定与取缔规定的二分是在排除法律明文规定有其他效力的情形,如效力为可撤销者。[30]在《合同法》52条第5项之下对强制性规定再作区分之时,一项前提工作是将对合同效力已作另一维度之评价的“能为规范”剔除出其适用范围,相应地,“效力性”和“管理性”的二分也就不构成对与任意性规定相对之强制性规定的封闭式分类。[31]私法上调整越权交易的规范,例如无权代理和无权代表的规范,就属于“另有其他效力规定的规范”,《合同法》52条第5项对此无能为力。[32]《公司法》16条规定的是公司担保的法定权限,并不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涵摄领域内。
  其次,从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区分的制度变迁过程来看,《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合同法》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限缩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合同法》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的制度刚性,使其具有了解释规则的属性。[33]但该解释颁行不久,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即发生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这里的“具体情形”包括“法律法规的意旨”、“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据此,尚无法得出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的结论。及至《民法总则》施行,其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立法者明确抛弃了司法实践中广为采用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二元化区分模式,[34]转而选择了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类似的规范目的保留模式,授权法官考察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以判定违法合同是否应归于无效。如此看来,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后,不仅《公司法》16条的规范性质应再作考量,而且规范性质识别进路更值商榷。
  第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本身就存在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35]某一规范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原因在于能影响合同效力,而合同效力被否定的原因又为违背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6]究其原因,在于这种二分格局陷入了“倒果为因”的思维形式中,即在寻得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后才给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结论,而非回答违反何种强制性规定以及基于何种理由导致合同无效。[37]这实际上是在“以问答问”,并无实益。[38]在(2016)最高法民申1692号裁定、(2016)最高法民申231号裁定、(2016)最高法民终271号判决等裁判文书中,法院直接先认定第16条为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再判断越权担保的合同效力,即是此类思维的体现。“规范分类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识别而言,只能起到排除的作用,而无法从正面论证何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9)此外,理论上,衡量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要素有主体适格、意思表示、行为内容是否符合法律和公序良俗。[40]法律关于主体能力和处分权能、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内容各有其相应的强制性效力评价规范,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第16条规定的越权担保的行为效力,若再借助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分析框架来评价这一越权行为的效力,则有叠床架屋之嫌。[41]
  (二)规范性质识别进路在法适用顺序上的质疑
  在( 2012)民提字第156号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先以第16条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为“本案一、二审法院以案涉《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决议事项并未经过(提供担保的公司)股东会的同意,(提供担保的公司)也未就此事召开过股东大会为由,根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作出案涉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无效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继而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抵押合同及不可撤销担保书,是否构成表见代表,(相对人)是否善意,亦是本案担保主体责任认定的关键”。本案同时从两个方面确定担保合同的效力,“非止画蛇添足之嫌,更有自相矛盾之虞”。[42]从该案可以看出,法定代表人越权所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与公司应否承担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责任并非同一问题,即使违反第16条不影响合同效力也不必然得出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结论。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与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指向的是不同的问题域,对《公司法》16条的规范性质进行识别曲解了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问题的本质。
  实际上,代表规范与代理规范同属法律行为的效果归属规范,即为将公司人员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公司的规定。[43]以代理为例,其实质意义在于使代理人处于被代理人的位置为他进行法律行为,该行为被视为与被代理人自己所为法律行为后果相同。[44]我国实行代理与代表的双轨制,但两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皆为效果归属规范。[45]质言之,《合同法》48、4950条所称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代表行为有效”指的是行为的法律效果由被代理人或法人承受,而不是代理人或代表人所为的法律行为有效;在解释上,不应将狭义无权代理解释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待定的只是代理行为的效果归属。[46]准此,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核心首先不在于行为的有效或无效,而是该行为是否对公司产生效力。[47]至于公司最终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应从两方面考察:如果该越权担保的行为效力归属于公司,若担保合同有效,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反之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该越权担保的行为效力不归属于公司,则无论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公司均不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稿)》(以下简称《公司担保司法解释(稿)》)[48]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在认定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的同时,还应当根据案件审理需要,依照合同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认定担保合同效力。”分别审理担保合同的效果归属和效力实为符合现行法和法理的方案。虽然条文的表述是“同时”审理“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和“担保合同效力”,但从该条的文义“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来看,认定“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是案件审理的第一步,其次才是进一步依据合同法、担保法、民法总则等法律中的效力判断规则认定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担保合同对公司不生效力,则在公司与相对人之间的担保纠纷诉讼中,无需进一步判断担保合同的效力。至于担保合同对公司不生效力之时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后果,则为另外一个法律问题,由他诉解决。在(2014)民申字第628号裁定、( 2015)民申字第1558号裁定、(2015)最高法民申字第2538号裁定、(2016)最高法民申1692号裁定中,法院将涉案争议焦点表述为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但当事人的诉称及裁判说理皆是围绕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而展开。在《合同法》52条第5项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之下,判断某项强制性规范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其所指向的问题是合同是否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具体而言,此处的无效属于法律行为效力瑕疵中无效,而非指法律后果不由公司承受。因此,就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规范性质识别进路实为错置找法路径。
  综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本身在合理性上即存疑义,私法上的越权交易更是不能囊括在此二分格局之下。从实际情况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二分格局本是法律解释的结果而非推理的前提,对于法官其实并不具有规范上的约束力。[49]更重要的是,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首先指向的是该行为后果是否应由公司承担,至于规范性质所指向的合同效力问题则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在实施效果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必然陷入两难困境:如认定《公司法》16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即为不足,如相对人在接受公司提供担保之时,已经审查公司章程和公司担保决议,但章程和/或决议存在无效情事,且非为相对人所应知道,仍令担保合同无效,对于相对人过于严苛;如认定《公司法》16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则对恶意相对人保护过度,如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决议即签订担保合同,仍令担保合同有效,有违法律特别规制公司担保行为的立法目的。[50]因此,就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问题,与其囿于在方法论和法适用上都存在缺陷的规范性质识别进路,不若另寻解释路径。
  四、法定权限限制下的解释论
  (一)《公司法》16条:代表权限的意定限制抑或法定限制
  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存在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的区分。代表权限的意定限制,是指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对代表权限所作的特别限制。[51]公司章程对代表权限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经营范围的限制;除此之外,公司章程还可以规定,一些特别重要的交易事项须由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52]为构建分权制衡、权责明确的公司治理结构,法律上将公司事务的决定和执行的权力在组织内部进行划分,并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进行限制。[53]代表权限的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的区分实益在于是否具有外部效力。随着“越权原则”和“推定通知理论”的废弃,公司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第三人也不负有审查义务。[54]从交易安全考虑,公司不能否认法定代表人超越意定限制权限的行为,除非公司能证明交易相对人明知或应当知道代表人缺乏代表权。[55]《民法总则》61条第3款即为此例。在意定权限限制下,法定代表人签字即视为公司的行为,“公章管理不严”仅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不影响公司在外部关系中行为的效力。在法定权限限制下,任何人不得以不知道法律规定为由免除注意义务。[56]申言之,法律一经公布并生效,就理所当然地对任何人产生效力,任何人不得以其自身不知法律而提出免责抗辩。[57]
  有观点认为,《公司法》16条仅具有内部效力,即其立法目的在于规范公司内部的意思决定程序,故调整对象为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而非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58]在(2015)民一终字第72号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严格区分公司的对内关系与对外关系,将《公司法》16条界定为公司对内的程序性规定,不应约束公司之外的第三人。这一观点混淆了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与意定限制的区别。
  《公司法》16条是《公司法》2005年修订的产物。在《公司法》2005年修订前后,证监会先后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旨在强化对上市公司担保的监管、保护公司合法权益。尤其是在《公司法》修订后一个月内发布的证监发〔2005〕120号通知,将上市公司担保行为分为应由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和应由董事会审批的担保两类,并对两类担保设置了严格的限定。不仅如此,直接参与立法的专家指出,“对外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公司的重大经营行为和民事活动,有较大的风险:如果决策不当,将会给公司、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法》16条的目的在于“引导公司对这类重大行为作出科学的决策、保证公司行为的恰当性、避免风险”。[59]结合《公司法》修订前后的公司治理环境,《公司法》16条绝不仅仅是从内部管理、控制程序方面规范公司担保行为,而是强调公司利益的保护。如果将《公司法》16条理解为效力不对外的“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程序方面之规范”,在“越权原则”和“推定通知理论”被废弃的背景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越权担保行为仍然对公司具有拘束力,公司权益仍然无法得到保障,监管部门规范公司担保行为、保护公司合法权益的初衷就会落空。[60]换言之,就公司一般交易行为而言,相对人得基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当然相信法定代表人具有相应权限,但就公司担保和投资这两类具有高度损害公司利益的重大交易行为而言,《公司法》设置了特别规定,相对人自然不能相信法定代表人当然地享有代表权限,因为法定代表人只有在公司机关依据公司章程就担保作出决议的前提下才具有相应的权限(特别授权)。《公司法》16条针对公司投资和担保这两类特殊的交易行为,剥夺了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担保的概括权限,将担保行为作为公司章程的内容,授权公司章程对公司担保行为进行类型化的规制,要求公司担保必须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公司法》16条针对不同的债务人就担保设置了不同的限制。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在没有经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且获得授权之前,法定代表人就上述担保交易没有代表权(第2款);公司为其他主体提供担保的,法定代表入在实施上述交易前必须取得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但是,该担保行为具体由董事会还是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取决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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