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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研究
【作者】 潘庆云【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10【页码】 3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5073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适用法律,就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我国现行的民事裁判文书包括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和民事裁定书三个类属,共49个具体文种(其中,民事判决书16种,民事调解书3种,民事裁定书30种)。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可以说是整个司法文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特定时代、特定法律制度下法律文化的裁体。迄今为止,我国的裁判文书还是法院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实录。近年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正在蓬勃开展,这是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必由之路,意义十分深远。裁判文书是审判制度、审判方式的折射,裁判文书革新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裁判文书的改革与整个审判方式一样,势在必行。
  当前审判方式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在裁判文书改革方面,力度显然不够。最高人民法院已成立“刑事司法文书修改工作组”,比较偏重于文书格式方面的修订,修订结果至今尚未出台。对包括民事裁判文书的法院民事司法文书的改革、完善,至今尚未摆上议事日程。因此,最能具体、最能直接地反映审判工作成果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改革,若要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合格的答卷似乎还遥遥无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一、裁判文书的比较研究以及我国当前民事裁判文书的缺憾
  要进行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可以而且必须在总结我国以往的及国外同类文书的基础上,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还可借鉴学习国内港台等地区不同法域同类文书的长处,吸纳仲裁、非讼调解等法律事务中有关文书的成功经验。通过比照研究,从民主法制建设和审判方式改革的高度,找出我国现行民事裁判文书的缺憾和不完善之处。
  在古代,判(裁判文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从唐代初年开始确立,经过近千载的发展,在明代天顺、百历年间刊行的《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这两部文体论专著中,出现了颇为允当的论说。自唐代以来,留存于世的判词专集有唐代张《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甲乙判》,宋代刘克庄等《名公书判清明集》,明代李清《折狱新语》、祁彪佳《莆阴谳牍》,清代的《清代名吏判牍》、《驳案汇编》等等,其中不少属上乘之作。在受纠问式庭审方式局限的同时,具有制判紧扣主要案情,叙说逻辑性强,引律恰当有力,文字精炼用词讲究等长处。清末司法改革以后至民国时期,对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和研究都非常重视,传世著作甚多,例如清末《现行律令、判牍成案汇览》一书中就汇集判牍525篇,时人对其评价是“法理精醇、文笔雅结”。近代民事裁判文书有个时期,即老解放区时期值得一提。解放区时期适用的法律除解放区革命政府制定的之外,都是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文书格式也基本沿用民国政府制定的文书格式,但为适应战争环境和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文书制作大为简化、文字浅显易懂,说理周详而深入浅出。这种制作原则,对解放后直至现在的民事裁判文书制作的影响都很大。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今天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借鉴。
  西方两大法系有不同的民事诉讼模式,反映在民事裁判文书上,产生不同的特征。但一般都采用诉辩式庭审方式,有比较完整的举证、质理和认证过程,所有这些均映射在判决书的内容要素中。两大法系民事判决书理由部分的法理分析亦各具特色。判决即为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判决理由的法理分析奉行个案思维方式即从案件到案件的推理,在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每个案件中似乎正义所要求的从一个案件到下个案件谨慎地进行,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进行推断,在语言上崇尚雅致优美且颇具个性的文风,用以阐释法官的独到见解。成文法国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理分析一般来说,都讲求逻辑的严密性,论证无罅可击,比较详尽地阐明判决的原因。两大法系判决书不同的法理分析模式对我们制作好民事裁判文书特别是一直被视为我国民事裁判文书薄弱环节的“理由”部分,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港台等地区的民事裁判文书亦有许多可以参考值得借鉴之处。香港回归后,将长期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法律制度,同时依法发展双语法律语言,即分别同时用英、汉两种法定语言立法、司法和行政。早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高等法院早就开始试行用汉语审理民事案件,并用中文撰制民事判决书,如今,这种判决书已有多份,更便于我们参考借鉴。例如,香港首例中文民事判决书首页有案号、香港高等法院、民事诉讼、原告姓名、被告姓名、主审法官、聆讯日期、宣判日期诸字样或事项,判决书正文包括8项内容:一、引言(案件来源);二、背景;三、案件争论点(诉讼请求);四、答辩理由;五、论供(双方的举、质证);六、法律及事实之分析(即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及判决所依据的理由);七、结论(判决主义);八、后语。这份中文判决书共1万2千字,具有陈述事实清楚周详,论析理由缜密有力,运用判例妥帖合宜,结论具体明晰等特点。判词的“后语”对涉讼各方提出和睦相处、照顾老人、互相爱护等期望,将情、理、法熔于一炉,在英美法系的庭审活动中,似又流露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
  台湾的民事裁判书在标题、文号、原被告有关事项案由之后,主体部分包括主文、事实和理由三大部分,这种基本结构模式在民国初年业已形成。现行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又细化为“原告方面”和“被告方面”,每一方又包括“声明”(诉讼请求或答辩请求)和“陈述”(包括对事实的陈述及举证、质证),理由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论证判决的原因。一般来说,台湾民事判决书事实部分原、被告的“声明”都比较具体、明确且言辞简练,“陈述”则围绕“声明”比较详实且有重点地叙事和举、质证,理由部分先行认证和确定案件固有面貌,并结合相关法律进行严密论证,逻辑性较强,颇似大陆法系德国民事判决书的风格。由于事实详尽,理由充分,判决结果(主文)当然也就较有说服力,综观全文,事实、理由和主文三者之间比较协调一致。在运用这种格式具体操作时,还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所变异,如诉讼双方均有具体、明确、完整的举证,则事实部分除“声明”、“陈述”之外还设有“证据”一项。有的案件,双方的请求与争执事实比较简单,则事实部分仅用一段文字总写,即不分“原告(上诉人)方面”,“被告(被上诉人)方面”等栏目写叙。台湾民事裁判文书的结构形态与模式沿袭多年前的陈例,只是近年稍有细密化而已,差不多已集百年之经验,再加上法官认真撰制,当然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此外,仲裁裁决书、非讼调解书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解决民事、经济、商务等权益纠纷实体问题的法律文书的某些特点和长处,也可以作为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借鉴。例如,我国仲裁法第54条规定:仲裁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有不少裁决书对仲裁请求的表述具体明确,争议的事实写得详尽、细致,裁决理由的论证有理有据、逻辑严密、深入浅出,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的原则和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因此,所作出的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等结论也比较易于被双方接受。
  建国以后,无论是司法领导机关还是司法实际部门,对民事裁判文书都很重视。民事裁判文书的格式与内容要素,迭经1951年司法部制定的《诉讼用纸格式》、1980年司法部的《诉讼文书样式》、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文书样式》、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并于1993年起试行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逐步趋于规范与完善。对裁判文书的制作运用也很注意,例如60年代初,最高人民法院曾下达《关于改进审判文书的文风问题》,要求裁判文书叙述事实简明清楚,特别是把关键问题交代清楚;判断事实的观点正确,态度鲜明,理由充分,引用政策法律恰当;使用语言—33—文字确切精练,通俗易懂(不用方言土语),标点符号也用得正确,使识字的人一看就懂,读起来能使不识字的人听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裁判文书的制作与运用更加重视,例如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近年来经常对审判人员开展裁判文书方面的进修、培训和评奖活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民事裁判文书仍旧存在不少问题与缺憾。以第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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