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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契约司法:一种可能的基层审判制度塑造
【作者】 刘星【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契约司法;商议;争议焦点;基层司法;修辞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1
【摘要】 基层法院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解决纠纷当然重要,但通过自愿协商就案件争议焦点达成协议的契约式司法,也可以成为颇有助益的制度调整。契约司法不仅能提高基层司法的效率和认可度,增强社会亲和力,而且能有效地消融争议焦点层面上的当事人“司法战场”扩大化与法官“司法战场”收缩化的“谁对谁错”的棘手难题。契约司法值得展望,这意味着基层审判有时需要容忍甚至发展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平等互动关系的“相互性”概念,而不是一味地固守法官纯粹理性、威权、管束的“单向性”原则。从具体操作来看,如果契约司法可行,那么其提示着法官需要发挥灵动的修辞技艺和展现友善的法庭态度。就理论角度而言,契约司法的探索,能使人们反思司法职业人与社会外行人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对司法原理的认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841    
  契约司法或许是一个新的论题,它是指基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与当事人就案件的争议焦点(常说的“争点”[1])相互交流,达成某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保留一些,排除另一些,然后基层法院依此推进审判。虽然涉及学界已辨析的“争议焦点”,但本文主要意在“如何理解契约式司法”。
  学术界与实务界已开始悄悄地接近“契约司法”。有学者指出,某些情况下,法官与当事人宽松和谐地就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交流并作出大致议定,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可法方法。[2]有法律实务者认为,法官应与当事人交流法律问题的争议焦点,形成一定的共识,此种做法有利于提高服判息讼率。[3]另有法律实务者提到,微观司法层面上,法官有必要将内心确信的过程与当事人的认知进行某种沟通,以形成理性的诉讼氛围。[4]从实践角度看,如有研究者所描述的:“目前审判实践的通常做法是……法官首应归纳原、被告双方无争议事实,接之则述明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并征求当事人意见,争议焦点固定之后,似乎再无变动可能。”[5]而在其他国家的审判实践中,也可看到类似状况。[6]显然,这些意见和实践透露了“商议”概念,而此概念可以走向“契约”。
  但悄悄接近终归是接近,走进且明确提出才会是实质性的。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作为一种可能的基层司法制度塑造,契约司法存在实践性的需求,并值得成为一种路径选择;尽管可能会造成传统司法知识的内在裂痕,产生关于司法概念的某种困惑,但基层司法的现实环境及原有的内部元素关系,能使此路径选择变得具有可能性,甚至不应被拒绝。以此为基础,本文将推演一个理念:契约司法,意味着基层司法有时(仅仅是有时)需要容忍甚至发展“相互性”的概念,并非一味固守“单向性”原则,而“相互性”指向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平等互动的新型司法关系,是对法官的纯粹理性、威权、管束的“单向性”司法的局部调整,应作尝试,其目的在于基层司法更积极的制度运作效果。当然,所有讨论仅限于基层司法。[7]
  补充两点。第一,或许有人认为,基层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商议”的概念,其通向“契约”,甚至可说正是“契约”的一种展示,故而似乎没有必要用“契约”的名分作为替代。但本文所称的“契约”,其含义及逻辑预设突破了“商议”。后者依然保持了法官威权引导的基本态度,因为“商议”预设了法官总是可以“正确地”作出判断,[8]其主要是在实务界常说的“庭审管理”的思考框架中建立的。[9]相反,“契约”更强调法官与当事人相互引导的主线,其预设法庭中“正确判断”并不注定来自单方面,而且试图在“庭审管理”之外摆放“彼此促进”。另外还应指出,在一定条件下,概念的作用十分重要。就基层司法甚至广泛的公权力运作而言,如果仅书写“商议”一词,便可能更多倾向于“工作方法”、“处事态度”的思考联想,难以呈现更有意义的眺望格局。反之,深入至“契约”的书写,则不仅会微观上考量怎样工作、处事,而且会通过“契约”概念的提醒,来设想基层司法与社会民众的权力结构的重建,设想基层司法与社会民众的权力义务的再分配,甚至深度地反思以往的司法原理。在特定条件下,概念的变革才是推进实践的要素。第二,或许有人认为,基层司法中的契约司法尚未出现实践样本,既然如此,理论上的分析讨论似乎易陷入空泛的思辨。笔者以为,在法学讨论中,若有实践样本自然是较好的学术语境条件,但法学与法律实践的互动本身就是常态的,而这种互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理论的活跃有时可激发实践的前行。实际上,即便从实践本身看,新的实践样本亦源于对固有实践现状的超越,其原本就是实践中的思想激励的一个结果,而实践之中的思想激励,本身便和理论分析的滋养有时存在微妙的依存关系,或者可说后者有时还是前者的潜在替代。[10]既是这样,学术讨论的努力,便有其理由。
  一、为何“契约司法”
  看到司法中的“商议”进而讨论“契约”,自然和司法中为人们熟知的一个核心矛盾密切相关,即如何正确判决/如何效率判决。毫无疑问,基层司法中,以法官视角看“正确”的审判颇为重要,即使当事人的立场可能是结果主义的(不问对错,只问输赢),而非过程主义或实质主义的(既问输赢,又问对错),做到“正确”依然展示着法官角色的正当性,总会迫使法官不能舍弃“是非”地深入追究。但期待正当性或去深入追究,不免需要一定的甚至过高的社会成本,即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这些在基层司法中总是有限的。因此,法官不能拒绝或忽视效率的问题。[11]
  上述核心矛盾连接着另一盘根错节的结构。第一,深入追究“是非”是否可以实现“正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种追究便难以拒绝,甚至颇为可欲;反之或有时不能实现,这种追究即需要重新考量。我们可以发现,深入追究至少有时不行,因为,就审判中的问题而言,人们有时的确存在着巨大分歧,即使忽略当事人胜诉或败诉的利益驱动这一因素导致的滋扰,甚至忽略法院审判时面对的社会压力等因素导致的彷徨,而仅从逻辑上仔细甄别,这种分歧依然真实。某些人们习惯称为“疑难案件”的司法情形,便为重要的例子。在此,深入追究本身,便会遇到而且需要深入追究。第二,深入追究“是非”以求正当性,是否会像爱泼斯坦(Richard A. Epstein)所强调的那样,当耗费社会成本之际,使耗费本身失去了正当性?[12]这里,人们自然会担忧为何必须要在也许并不特别“重要”的审判中投入不成比例的财政支出,尤其是从社会功利的大视角来看。换言之,财政支出的适当或合理的调节,本身也体现着“正当”,而这一“正当”,与深入追究“是非”的正当,两者孰轻孰重不能轻易断定。这意味着,追求正当有时恰可能违背了正当。
  实际上,正如人们不断看到、熟悉的,现实的基层司法制度选择,总是摇摆于上述核心矛盾及束身于上述盘根错节的结构。一方面,制度总会提示并要求基层法官必须认真对待证据和相应的法律规定,尽力寻求法律事实和法律理解的可靠性、清晰性;另一方面,制度又会提醒甚至支持基层法官可以且必须有效率,避免“无限审理下去”。[13]更广泛地看,不仅基层司法制度如此,扩展上升的整体司法制度,亦是如此摇摆及束身。例如,等级明确的上诉及申诉制度的存在,或许特别表达了对此核心矛盾及更深层的盘根错节的结构的回应:可以上诉或申诉,以求真实的正确判决,但上诉或申诉又是存在限度的,即便“正确”仍不能获得普遍的认同。
  恰是在这里隐约能感到,从“商议”走向“契约”可成为应对此核心矛盾的一个制度备选。但上述核心矛盾及盘根错节的结构,还涉及一个更内在的基层司法中的重要机制:当事人的诉讼策略选择与法官的审判路径选择的对立和纠缠。上述核心矛盾及盘根错节的结构或可以说是这种机制的外在表现。
  一般来看,当事人起诉或应诉,倾向于“司法战场”的扩大化,即尽量增加自认为有关且有利的证据或法律规定的数目,以求对诉讼请求的支撑涵盖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胜诉欲望的驱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当事人,常常不能确定究竟何种证据及哪些法律与本案有关、真正可支持己方的诉讼请求(法院以往的判决有时存在不确定性)。除了扩大化,当事人类似地亦会拓展“司法战场”的“因果延伸”,即不断强调案情理解的因果链条。例如,一个诽谤的侵权行为,当事人有时会强调其并非简单发生,而是存在着“前因后果”,他们并不认同因果关系的追索有时必须或只能适可而止,同时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廓清“合情合理”的责任分担,尽管这可能出于“诉讼战术”的策略动机,或出于诚实理性的是非追究。[14]正如一位中国法律实践者所提到的,较复杂的案件中易出现诉讼焦点的漂移。[15]关于当事人的选择偏好的存在,一个可发挥强有力证实作用的事实是,当事人在审判后常会提到基层法院的判决忽略了自己提出的诉请依据。而法院判决文本的文字实质内容总是少于由当事人各方陈述构成的案件卷宗,也可作为印证。
  法院一方又如何?显然,作为基层司法的审理一方,法院恰是且必须与当事人相反。社会分工带来的社会角色的责任约定,迫使且要求法官只能倾向于“司法战场”的收缩和删减,最终解决纠纷。法院因而需要切除横向的其自认为无关的证据和法律理解问题的数量,亦需要割断纵向的其自认为多余的“因果关联”。而关于法院的选择偏好,在基层法院的许多判决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诸如“……与本案无关”、“……属于另一法律关系”的表述,这些足可作为印证。
  在此,颇为困难且可引发颇有意思的争论的是,当事人的诉讼策略选择和法官的审判路径选择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即难以确认何者为适当或合理。某一证据或法律问题的理解,无论横向串联,还是纵向因果,究竟是否与案件纠纷本身有关,争论空间有时显然是开放的。面对提交出来的证据,当事人总是可以知道其中的意思,而面对公布出来的法律,这种法律亦为立法者期待人人都能阅读和明白,那么为何必须说当事人的理解胜过法官,或者反之?[16]
  这里可发现,走向“契约”的道路似乎是没有逻辑障碍的,其存在的基础“顺理成章”。前面提到,目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通过“争点整理”的商议式话语策略,以应对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上述分歧。这种话语策略包含了“科学”和“实用”两种成分。“科学”在于相信法官通过理性的方法可以甄别司法中的“正确”;“实用”则在于设想正确的争点归结应结合妥协式的修辞包装,即态度及语言的温和表达。而这正是“商议”,因为其可以弱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原本是场误会”的各自执着的紧张关系。显然,商议式话语策略虽然认为妥协必要,但整体来看并没有放弃“正确”的预设,故而尽管可能缓和了基层司法的紧张氛围,摇动了更多“友好”的商议橄榄枝,但终究难以再进一步。另有可能的是,这种策略有时因为“正确”的理念而使修辞技艺出现折扣,即有时造成当事人认为法官或许是在“花言巧语”、“避重就轻”,法官在迂回地推送自己的观点。因此可认为,商议式话语策略若有不足甚至拘泥于“庭审的权力管理”的思维框架,那恰是源于缺乏对上述颇棘手的当事人诉讼策略选择与法官审判路径选择之间的对立关系的深入理解。
  二、“契约司法”的可能性
  契约司法,可以成为对“如何正确判决/如何效率判决”这一矛盾的某种回应,亦可形成对“深入追究是非”及其正当性悖论的某种舒缓,更具体地看,能够被视为对当事人诉讼策略选择与法官审判路径选择之间的纠结的某种针对性化解。但其会遇到一个强有力的质疑:实际操作中,是否真有可能达成契约,当事人能有多少意愿接受这种司法方式?
  一般来看,除非审判过程的强制或“软硬兼施”的提示,当事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拓展拖延的诉讼策略,如果退守某一诉请依据,其时常会感觉或自认为被动且危险。与此密切关联,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总是决定了一方认为不重要的,在另一方却被视为重要的。例如,笔者观察的一起房产继承案件,其中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所有继承人之间签订的“被继承房产均分协议草案”是否有效,二是被继承的房产被一位已参与签署草案的继承人主张为其中包含了自己的部分产权,此应当如何断定。主张包含自己部分产权的那位继承人认为,“被继承房产均分协议草案”仅是草案,即使自己签署了,依然不能视之为正式协议,故而没有必要集中审辨,相反,真正的讼争焦点在于房产的产权成分组合。其他一些继承人则认为“被继承房产均分协议草案”十分重要,认为该草案表达了签署人的真实意思,必须集中审辨,而房产的产权成分组合问题也是重要的,产权仅仅属于被继承人。显然,在逻辑上,如果“被继承房产均分协议草案”有约束力,那么产权成分组合问题便失去了讨论意义,反之,势必对后者作出判定。但由于担忧不运用拓展的诉讼策略而造成的不利结果,以及诉讼对抗性,上述两个关键问题,无法经过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契约”只论其一。严格来说,从诉讼预期和心理感受角度看,站在拒绝认为房产产权成分组合存在问题的立场的绝大部分继承人,不会放弃上述案件涉及的“协议草案”和“房产产权成分组合”这两个争执。
  然而,现实中法官完全可能甚至必须自己归纳争点,实践中法官也常常是这样操作的。在上述案件审理中,一审法官几乎完全围绕着房产产权成分组合的证据问题和法律问题推进审理,似乎假定“协议草案”仅是草案,不可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故而使当事人觉得根本没有调查询问的必要;二审法官却主要在协议草案的证据问题和法律问题上进行调查询问,尤为关心“协议草案”签署时的意思表达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胁迫),仿佛房产产权成分组合的讨论应有一个前提,但这一前提,还未存在。这似乎是在表明,“契约”是不太可能的,法官硬性归纳争点是唯一选择。
  但有意思且应该看到的是,法官有时会运用一种“默认”或“默许”的方式将争议焦点加以集中,而这种方式似乎可以获得当事人在某一时点、某一场景中的共同认可,调动当事人的某种程度的自愿情绪。就在上述案件一审中,当一方当事人提到,“协议草案”与“正式协议”肯定存在区别,既然是用“草案”两字写在协议上,那么便已表明会有未来的“正式协议”,而且还意味着“草案”变成“正式协议”时内容完全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协议草案”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对方当事人除了强调“协议草案”是协议之外没有作进一步的反驳。恰是在此,法官及时转向调查询问房产产权成分组合的问题,并且尤为仔细。因此,一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为后一争点才是“真正”的争点。相反,在二审中,坚持“协议草案”有效的一方当事人再次提出,“草案”签署时所有当事人都同意房产应均分,现在的反悔者在当时表达了真实意思,而反悔者也承认当时的确同意均分,法官遂反复询问签署“草案”时是否存在胁迫、无可奈何的情形,不论其他。因此,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感受“协议草案”的效力是“真正”的争点。
  这里,当然可以反复争论此案究竟应该如何判决为宜,甚至直接争论法官如此调整审理焦点是否“正确”。但在实际的审理过程,因法官的“默认”或“默许”终归变得缩紧,并且当事人尽管有着些许不解和不满,最终还是在“某时某刻某种场合”的意义上共同接受了法官关于争点的“选择”,不乏自愿。故可以发现,法官和当事人进行沟通以确定审理过程,是存在希望的。
  法官的“默认”或“默许”的功能,因其传递了细微的“平等”意向,表明法官在基层司法的微观场景中的权威示意可发挥促成契约司法的潜在作用。面对这层作用,当事人的诉讼策略也未必一成不变。如果联系其他因素,例如,当事人担心的自己的时间、财力、人力成本,旁观者的舆论压力,接纳法官的建议进而接受契约司法,则更进一步显现了实际的可能性。
  事实上,尽管当事人的诉讼策略选择和法官的审判路径选择从客观来看很难确认何者可以贴上“正确”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某一时刻、某一场景的“正确”的合意。在上述案例审理中,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经过某种过程如法官的“默认”或“默许”,均出现了这样一类关于“正确”的带有自愿情绪的临时合意。基层司法中,只要纠纷争议是真实的,客观“正确”的艰难与临时合意的磨合总是交替呈现。法官通过司法来成功地解决纠纷,使大多数人觉得应予认可,也正是依赖这一临时合意的在场。[17]临时合意,作为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曾反复讨论的“未完全理论化协议”的一个微观表现,[18]是理解基层司法中的契约司法实际可能性的一个关键词。
  有一点需要深入分析。法官的“默认”或“默许”得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在于当事人的理由诉辩已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正误”识别。一定程度的“正误”,自然不是客观意义的绝对,而是临时合意氛围中的相对。基层司法总是微观场景化的。正是因为微观场景化,参加者的人数颇为有限,思路差异的复杂性及由此引发的观点理由对立的开放性变得较为收敛,一方当事人的理由陈述才能够显现“临时正确”,使得另一方当事人出现“临时承认”,而且进一步,使得法官的“默认”或“默许”仿佛是一种“临时确认”,反过来又使当事人能够以某种程度自愿的方式接受审理过程的管束。上述案例中的一审及二审情形恰是如此。而这里正是机会所在。我们可以想象,如此微观场景、“临时正确”和“临时承认”及其衬托的“临时确认”,如果法官可以恰如其分地发挥权威示意、智识引导、修辞掌控,包括平等友善情绪的传递,“契约司法”便显然不是一个乌托邦。
  三、法官和当事人的角色伦理
  即使契约司法具有实际的可能性,仍然可以质疑其是否背离了法官和当事人的角色伦理。若允许法官不仅可以“临时确认”,而且可以主动参与诉讼交流,发挥智识引导、修辞掌控和传递平等友善情绪,与当事人沟通形成案件审理的司法契约,法官的角色或职业伦理便非常有问题,当事人的参讼角色伦理亦为可疑。如果这一伦理问题不可逾越,契约司法的实际可能性便会令人沮丧。
  原有的法官角色伦理,时常被人们赋予了一个洛克、孟德斯鸠式的假设前提:法官客观中立地倾听案情、审理曲直,是社会分工赋予这一角色的基本要求。[19]这一假设前提包含了特别明显的原教旨主义的“单向性”概念:法庭审理过程中的所有承载案件内容信息的话语流动,应当且只能朝向法庭的中心即法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并保证司法的中立客观。基于这个前提和概念,亦由于基层司法必然涉及复杂的证据问题,而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要由当事人向法庭提供,法官的“仅听则明”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但原有的法官角色伦理的潜在逻辑是“客观正确”的审判。如果深入追究,标准的“客观正确”实际上极难存在,[20]人们看到的一般只能是特定时期、特定语境的约定意义的“共识正确”。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一“单向性”,更深入而言,应追问法官的角色担当究竟在于追求“客观正确”,还是在于有益有效地促成约定含义的“共识正确”?显然,“共识正确”才是最有意义的。果真如此,进一步辩证地理解审判的中立客观,反思地理解法官的“仅听则明”,便成为题中之义。在此,一个思考路径可以打开:第一,基层司法中,法官并不必然地应恪守原有的法官角色伦理;第二,引人庭审的“相互性”,即在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允许适度的互动,甚至平等的交流,便是一个是否应开启而非应拒绝的问题;第三,还可以认为,“共识正确”实现的一个元素,或许正是来自且依赖法官适度参与的平等互动。
  此外,司法的实践和制度也从来没有全面遵循原教旨主义的法官角色伦理,显著者如绝大多数国家已确立的调解制度,其允许甚至要求法官适度地主动与当事人交流。这实际上从侧面隐蔽地回应了“客观正确”的司法命题,或者说,暗示了这一命题有时需要纠正,而达成“共识正确”更可欲。[21]进一步,其也表明上述“单向性”的逻辑应予纠正,至少应当宽容“相互性”,应当心态较为开放地理解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庭审平等互动。由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恪守原有的法官角色伦理,而是在于如何调整“单向性”和“相互性”的关系,在实践中发现两者间的有益互补。
  从当事人的诉讼角色看,只要不是图谋虚假的证据提交,没有恶意利用诉讼和法律寻求非法目的,那么,利益最大化地运用证据规则及运用诉讼和法律(当然,最好是诚实地举证和陈述诉请),便是当事人角色伦理的基本要义。[22]与原有的法官角色伦理正好对应,当事人角色伦理潜在地鼓励了非恶意的“尽情诉说”,其中隐含的一个预设是,诉说越丰富,越能为法庭提供全景的案情,并越有利于法庭作出“正确”判断。其中可触摸的思路,显然通向了“客观中立”的诉讼设想。这依然是单向性的:不断地向法官表达当事人所知所想的一切,后由法官逐一分辨裁断。同时,这也依然是“客观正确”的司法预期的话语产物,忽略了“共识正确”。于是,庭审中当事人可以无拘无束地让法官面对数量繁多的争议焦点。然而,如果去除“客观正确”的“绝对性”的幻象,还原“共识正确”的“基本性”的实际,便能发现,尽管可以赋予当事人不断提出诉请的权利,一般而言,当事人欲求的“正确”依然只能是在多方参与的思想合作中加以实现。进一步,如果诉请无限,或诉求的数量远超司法裁断成本支出的能力,思想合作产生的“正确”则根本无法出现。正因如此,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该且只能正视,甚至收敛“不断诉请并要求法官逐一裁断”的欲望。当事人的角色伦理,亦应同时只能被融入另外一种成分:诉讼行动的“相互性”。
  实际的诉讼实践,同样凸显了原有的当事人角色伦理的浮泛。基层司法尤其是庭审过程中,当事人总会遭遇法官的限定,当事人可以尽情提出,但过多时必然会面对法官的删减,即使法官也许或应当拥有必要的耐心。[23]诉讼实践,特别是基层司法的诉讼实践,总是无声地提醒诉讼当事人的角色想象,并非其诉说越丰富,就越能在之中的司法分辨走向“正确”,尤其是有意义的“共识正确”。诉讼实践,尤其是基层司法的诉讼实践,甚至有时并不关心“正确”,包括“共识正确”,因为司法有时的确没有能力来应对无穷无尽、没有时间限制的“正确诉求”。因此,问题的关键又回到如何调整“单向性”和“相互性”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有益互补。
  四、“契约司法”的风险
  对“契约司法”肯定会存在担忧。首要者或许是,如果“契约”达成,那么当事人可能因此被“出卖”了。这里的意思是,如果锁定当事人的诉请争点,放弃其他,并通过了协商自愿的协议,则使当事人可能失去某些保护自己重要权益的机会。对这种担忧需要仔细研讨。
  如果法官为了审判的便捷,利用当事人对法律及证据的专业知识的缺乏而随意删减或限制诉请陈述,并诱导当事人的认可,自然会产生法官角色正当性的疑问。这里提到保护当事人权益是正确的。但一般来看,契约司法,至少本文尝试定义并描述的契约司法,不以法官这种诱导为启动方式,其需要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诚恳的合作交流为条件,故这一层面的问题并非棘手。难以处理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即经过契约,某些争点被锁定,某些争点被剔除,我们却无法判断哪些才能贴近“共识正确”的范畴。仍以本文第二节讨论的房产继承案为例。假设试图通过“契约司法”以解决案件,则房产产权组合的成分和各继承人之间继承协议草案的效力此二者当中哪个才是接近“共识正确”范畴的争议焦点?一审和二审的实际审判存在差别,对争议焦点各有确定,此已令人担忧,而且,即使二审作为高一级别的裁断,同样并不容易令人感到“稳妥”,[24]因为,如果出现再审,那么二审对争议焦点的确定又被推翻也是很有可能的。这两个争议焦点,无疑均对当事人的重要权益有着关键意义,确定一个争议焦点便会排斥某些权益。因此,令人纠结的地方显然在于:一些权益必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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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刘星:《多元法条主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2}[德]米夏埃尔·施蒂尔纳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张希坡:《马锡五与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4}Richard A. Epstein, Simple Rules for a Complex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 Cass R. Sunstein, 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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