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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大城市更不安全吗?
【副标题】 近年来学术文献的回顾【作者】 姚尚建梅杰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理论研究所{研究助理}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城市政治;犯罪;城市规模;权利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3
【页码】 78
【摘要】

在一种传统的观点来看,城市化对犯罪这一反社会行为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意味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增大,相伴而生的便是犯罪率的提升。然而,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城市不安全现象的发生,反之,如果辅之以良善的治理模式,大城市甚至在消弭犯罪领域上更具“规模效应”。因此,平等自由、权利开放的城市管理模式是谱写城乡一体化发展美好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982    
  
  

上个世纪初期,美国的城市人口便已经超过50%,而当中国城市人口达到同样数字的时候,时间已经在100年之后了。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的大量导入中心城市,同世界各国一样,涌现了大量的特大或超大城市,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人口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生活,既形成了生活的互相依赖,又创造了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同样的担心在于,城市规模是否会影响城市安全?一般人们会相信,城市人口越多,城市风险代价越趋于上升。一种典型的观点认为,相对中小城市而言,超大城市更不安全,因为“超大城市在运转中呈现出风险叠加的特征,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几率上升。”[1]

一、城市化与犯罪的逻辑关联

诚如亨廷顿所言,“城市化的结果意味着稳定,过程却滋生着社会秩序的动荡与不确定性。”[2]城市安全和犯罪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就这样一个命题展开了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即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等是否必然导致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在Ellen看来,城市化显然会导致犯罪率的提高。[3]在研究城市化与犯罪的关系时,吕逸竹发现,每万人犯罪数由1978年的5.57起增加到了2009年的41.81起,增长了7.5倍,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人口不断从乡村迁徙到城市,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4.77%,是1978年的3.055倍。[4]这一数据似乎符合国际规律,美国犯罪学家Shelley分析了过去200年现代化进程后认为,大量证据表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对犯罪行为的发生率和犯罪方式具有明显和普遍一致的影响。[5]

从既有研究来看,城市之所以成为犯罪的“温床”是因为,第一,城市独有的经济中心地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经济中心地位毋庸置疑,其在吸引人口、资金等要素的同时,亦对潜在的犯罪分子产生了吸引力。第二,流动人口(移民)的增加易诱发犯罪行为。一方面,流动人口(移民)的迅速增加使原有的城市防控体系难以适应,另一方面,根据社会解体理论,移民的增加将加快原有社会的解体速度,进而导致犯罪率的升高。[6]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迅速加快,大量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他们虽然助力于城市经济腾飞,却很难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由此而生的剥夺感加之犯罪的机会成本较低导致犯罪率上升就不难解释了。第三,城市空间盲区为犯罪人提供可乘之机。城市空间中,由于人口和资源的高度集聚,土地负担过重、资源供应紧张、人地关系失衡等屡见不鲜,楼宇、街巷之中存在着大量不易被察觉的立体或片状空间,这些空间盲区由于自身的隐蔽性使得城市防控体系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犯罪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载体。[7]

现代化进程无疑与城市化相连,但是仅仅说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犯罪,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这样的结果。后来的学者注意到了相关因素对于城市犯罪的影响,田鹤城等对1955~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人口流动率、城市化水平和犯罪率变化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犯罪率有重要影响,不管在何种经济体制之下,经济增长始终会导致犯罪率的下降,而收入差距扩大都会带来犯罪率上升,由于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率上升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是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8]章元等通过对比1981~2007年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和每10万人侵财案件数量发现,二者的波动模式相似,相关系数也达到0.8以上。[9]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犯罪率上升的假设得到进一步验证。爱法律,有未来

城市化必然是流动人口和城市规模的增加,仅仅以流动人口与城市规模推导出社会控制方式、收入差距等犯罪率高企的原因似乎显得消极,王安等学者采用中国1995~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以非农户籍人口与城镇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进程的“质”与“量”,并以二者之差衡量“半城市化”问题的严重程度,结果显示,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与刑事犯罪率负相关,低质量城市化与“半城市化”问题的加重导致了刑事犯罪率的提高。因此,王安等学者认为,城市化并不必然导致刑事犯罪率的提高,应更加注重城市化质量而非速度,打破户籍管制与提高城市福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城市化进程中的犯罪问题。[10]

从社会控制到城市保障,城市犯罪研究终于从人口流动与社会管控指向了公共服务,章友德等人把研究视角指向了社会保障,他们基于2011~2015年中国2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考察了城市社会保障二元结构对犯罪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控制了犯罪率的空间效应后,城市社会保障二元结构的代理变量失业保险未参保率每增加1%,犯罪率将会增加0.038%。并且采用不同的犯罪率替代指标进行检验,结果依然稳定。另外,东部地区城市社会保障二元结构对犯罪率的影响显著小于其他地区城市。传导机制分析显示,城市社会保障二元结构对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排斥,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方面增加了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概率。”[11]

二、多大的城市更安全

城市以其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汇集极其丰富的各类要素而闻名,城市人口的集聚和规模的扩大直接导致城市管理难度的提高和复杂性的提升。如前所述,传统的观点认为,与城市化进程推进相伴而生的是犯罪率的上升。但是,有不少学者都对这一传统观点持质疑态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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