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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刑事法治崎岖路、四十不惑话沧桑
【副标题】 纪念新中国刑法制定颁布四十周年【作者】 杨兴培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分类】 刑法学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2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991    
  
  

在中国,“逢九满十”总是一个值得庆贺纪念的年份。这不,2019年,是近代“五四运动”爆发的一百周年纪念年;也是当代新中国政权建立的七十周年大庆年;还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四十年。在这众多的“逢九满十”的纪念事项中,对于中国刑法领域来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制定、颁布正好整整四十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时光不居,岁月如流。在这四十多年的刑事法治发展过程中,是一路顺风乘势而行、还是道路崎岖艰难进行?抑或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目标已经锁定、正在风雨兼行?人生七十古稀年,四十不惑当深思。不管如何评说,当此刑法制定、颁布四十周年值得纪念之际,应当做些回顾和展望。

一、建政三十年后的破茧而出,依然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光辉起点

从刑法的最基本的一般功能来说,刑法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大法,也是一个时代治国安邦的国家公器,更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政权掌握者、不同时代的社会管理者在大权在握、江山初稳之时,都会迫不及待的制定刑法大典,以定国基,以安民心。甚至当年刘邦与项羽争天下,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刘邦率兵先入关中,便就约法三章,号令天下,蠲削烦苛,兆民大悦。隋唐之季,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反隋,占领长安之后,为稳定局势,立即仿效当年刘邦入关时的“约法三章”,“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以致在政治上完全占据了主动权。无论是“约法三章”还是“约法十二”,其实都是一种刑事立法活动,都是属于巩固国基、安定民心之为。从此以后,唐宋元明清,朝朝代代皆如此,制定刑律乃立国之大事也。

然而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其具有的新政权性质所然,注定了它要在形式上与它以前的一切旧的历史时代、旧的社会制度、旧的国家机器实行彻底的决裂,所以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此时国共两党逐鹿中原,共产党彻底打败国民党已成定局,胜券在握。但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却没有像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一样,立即着手制定治国安邦的刑事大法。究其原因,客观上可以归结为主要由于跟当时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改革土地制度及“三反”、“五反”等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运动有关,执政力量随时需要视形势而放手而为,并不希望用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因而治理国家的注意力并没有也无法集中在各种立法工作上。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所奉行的开国即兴制定刑法大典的传统嘎然中断。当然,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已经发现,新中国执政者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着手进行刑事法制建设,更主要的是执政高层在主观上的人治观念一直成为一种主流的主导思想,人治思想观念指导下的社会必定视法治为异物,整个社会必然是一幅“无法无天”的政治生活乱象。所以即使在完成了社会主义基本改造以后,执政者仍然没有及时制定民法、刑法等各种基本大法,反而是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此伏彼起:诸如反右斗争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即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直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使得多少人遭受磨难,连整整一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一个个地被打倒在地,一个个地被关进牛棚。如果说在这期间,众多的作法自毙者固然咎由自取,然万千民众何罪之有而沦为时代的殉葬品?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所以,当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足以让后来的执政者痛定思痛并意识到,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秩序的轨道并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常态,从而使得他们决定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和政治发展方向。于是迅速制定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治国的基本大法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高层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

197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公报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对于制定中国的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无疑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有力的推动作用。一部新中国建政三十年久违而不见的刑法随即呼之欲出。

1979年2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央成立了专门的刑法起草工作。1979年3月中旬,彭真同志担任了刑法起草小组的领导工作,加快了刑法起草的工作步伐,草案于5月29日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接着又在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进行审议,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最后在7月1日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7月6日正式公布,并规定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正式宣告诞生!

新中国刑法的制定、颁布充满着曲折艰辛,中国曾经徒有的一部空头宪法,却因没有刑法、民法等一些基本大法给以必要的支撑导致了“无法无天”的政治生活乱象,给中国社会及广大民众所造成的伤害,真是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决东海之堤难流其恶。其中深刻的教训值得后来者记取。但是几经艰难曲折,在建政三十年之后,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总算破茧而出、艰难面世,虽然让人感到中国法治道路的格外艰难崎岖,但刑法的面世其积极意义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依然是一个值得一提的光辉起点。

爱法律,有未来

二、中经四十多年的蓦然回望,刑事法治道路依然艰难曲折崎岖

1979年刑法分总则与分则上下两编,总则五章89条;分则八章103条,全部刑法条文192条,这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规模较小的,就是和中国历朝历代的刑律相比较,其条文数也是比较少的。这主要受当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彭真在《立法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报告中说:“现在美国、欧洲、日本都在讲法律泛滥成灾。他们不是法不完备,而是泛滥成灾。有些欧洲朋友劝告我们要防止法律泛滥成灾。我们的法决不能像他们那样,搞得那么繁琐。法,繁了不行。繁了,谁也记不住,叫人怎么执行?所以,法还是要简明扼要。”这样一来导致整个刑法条文总数较少,内容简单朴实,一些条文规定过于笼统,不免失之粗疏。但即使这样,1979年的刑法为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总体的框架,特别在总则方面以致1997年进行刑法的全面修订,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只是增加了12个条文。一些基本的刑法原则、刑法原理和对犯罪和刑罚的一般性规定,基本上都保持不变。

然而,即使1979年当中国从一片乱象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甫建刑法制度时,理应吸取历史与现实的教训,应当及时规定罪刑法定的原则,以此作为法治大厦的必要基础。但是中国就是走不出历史给予的宿命,考虑到“法有限、情无限”的实际国情,一部有限之法难拘无限之国情,刑事立法当应遵循“宜粗不宜细”的要求成为当时主流的指导思想,于是乎新建的刑法中非但没有规定罪刑法定的原则,反而连类推制度又堂而皇之地复活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旧有痕迹比较明显,反革命犯罪成了刑法首当其冲的规定对象,对旧有计划经济模式的留恋,使得投机倒把犯罪成了一个典型的“口袋罪”,而无法说清楚的流氓罪又是一个更大的“口袋罪”。所有这些一直到了1997年刑法进行全面修订之时才有了较大的改观。1997年进行了刑法的全面修订,总则五章不变,但条文从89条增加到101条,分则从八章增加到十章,条文数量上从103条增加到350条(另有一条附则规定),是1979年刑法的三倍多,罪名更加细化,使定罪量刑的根据更加明确、清晰、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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