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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新中国刑事立法的进步和发展
【副标题】 纪念1979年刑法颁布40周年【作者】 何勤华李锦元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刑法史;1979年刑法;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刑法典;法治社会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6
【摘要】

回顾1979年刑法(以下简称79刑法)颁布至今的40年历史,不难发现,我国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曲折过程,这一过程跌宕起伏吸引着人们去探索。追本溯源或许更能清晰地把握刑事法律、刑事政策以及刑法典起草的进程和变迁,因此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79刑法入手研究和探讨对我们意义重大。研究新中国早期的刑事立法,不能仅仅站在今天所拥有的辉煌成就去简单地评价。它的进步与落后,应当结合立法之初的时代,然后得出一个相对合适的结论。最终,将这个结论放在新中国刑事立法的整体进程中去考量,思考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995    
  
  

【编者按】1979年是共和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共和国历史上首部系统完整、最具时代气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刑法。首部刑法的颁布至今已经40年了,在这40年里我国刑法不断地修订完善,保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障了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在制止犯罪、保障人权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本刊在今年下半年开辟“纪念79刑法颁布40周年”专栏,这是继去年在《法学》杂志“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法治发展”专栏的基础上,再次对我国刑法做一次深情的回顾、全面的总结和科学的展望。“纪念79刑法颁布40周年”既是对“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法治发展”的详细诠释,也是对“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具体深化。我们希望通过“纪念79刑法颁布40周年”的栏目,让我们在对40年刑法发展的研究中更深刻的认识到“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法治发展”,从而“不忘初心”再出发。

探讨法学发展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法学发展、进步的认识,帮助我们把握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向,从而更好地利用这种发展、进步的必然性,在推动新中国法学的发展中更加理性、自觉。[1]探讨新中国刑事立法的进步与发展中同样也要注重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自觉地走向法治的未来。

79刑法是新中国刑事立法的伟大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的展翼之作,它将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民权利纳入刑法范畴,宣告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篇章。自79刑法以来,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得以全面开展,且进展显著,令世人瞩目。因此我们必须对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以期更好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一、刑法典诞生前刑事政策与立法的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刑事立法的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至79刑法颁布之间的3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大致经历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及其他的政治运动,刑事立法与政策也经历了曲折历程,沉浮辗转。为了更好地探究79刑法的划时代意义,我们需要回顾建国初期刑事政策和单行刑法的大致发展脉络。

1.“镇压与宽大”的刑事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下称为《惩治反革命条例》)。建国初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各种危害新政权的犯罪活动十分猖獗。[2]为了能够有序的开展国家建设工作,打击各种猖獗于当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国家出台了一批单行刑法规范。

1949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是建国初期第一个明确规定有打击反革命犯罪活动内容的宪法性文件,[3]其中第7条前半段规定了对反革命分子必须严惩的原则,后半段规定了对于一般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反革命地主、资本家等要给予生路的宽大处理办法。由此明确了对我国刑事立法影响深远的刑事政策,即“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央发出了各项“镇反”政策指示及法律规范,开始在新中国法制建设上迈出积极的步伐。

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指导下,1950年6月6日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议上专门针对“镇压与宽大”的刑事政策作出进一步的解释[4],并继续强调打击反革命犯罪活动。同年7月23日为了贯彻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镇压反革命的基本方针、反革命犯罪以及处罚作了规定。[5]这些文件的出台使得处理反革命案件有了一个初步的法律依据。

这一时期,虽然有了针对打击反革命等严重危害犯罪的基本法律思考,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全国各地针对反革命问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作法。中央政法委负责人彭真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各地未能很好地贯彻《共同纲领》第7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甚至许多地方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倾向。”[6]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在总结前期处理反革命犯罪实践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1年2月20日通过《惩治反革命条例》,该条例全文共21条,其中对反革命罪的概念、种类和类推以及量刑的标准、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的条件、数罪并罚原则等做了规定,至此,新中国诞生了第一个单行刑事法规。

2.《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惩治贪污条例》)的孕育与出台。《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出台,基本上满足了打击反革命犯罪的需求,但当时对于其他犯罪还是存在不少法律的空白,典型的如贪污腐败类犯罪。贪污腐败犯罪的猖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定联系,50年代前后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内忧外患,国家集中力量维护人民的革命成果,无暇顾及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使得贪污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在打击反革命工作之后,党和政府紧接着展开了打击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工作。1951年10月至12月根据中共中央以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出的指示[7],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拉开序幕。为了配合“三反”运动,依法惩戒贪污腐败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2年4月21日公布施行了《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第一次明确了贪污罪的概念,并确定了惩治贪污犯罪的政策原则,即贯彻执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除少数罪大恶极者外)从宽的原则”。[8]

这一时期是中国法制建设最初的起步时期,法制建设已有所进展,其进步性体现在,从《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渐渐增加了规制其他犯罪的单行刑法。但由于整个法律体系还很不科学健全,急需出台一批法律来弥补法律空缺。

3.五四宪法时期,刑事立法的发展。1954年,在社会各界普遍对法制的呼吁中终于迎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宪法》的指导下,为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打击犯罪,同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紧接着,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指示》;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明确确立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1957年10月22日,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9]。一批批新的法律法规接踵而来,搭建起一个以宪法为核心,以单行刑法和刑事法律政策为主要依据的法制框架。

概括地回顾新中国法制建设起步阶段的历史,其刑事立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10]虽然立法事业有所发展,但单行刑法覆盖面不大,刑事政策还是主要的办案依据。这一时期刑事法律规范不成完备的体系,司法实践中对定罪量刑也难有统一的作法。但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和刑事立法经验却为后来的刑法典诞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日后的法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二、刑法草案与79刑法

自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79年,是刑事立法漫长而多难的时期。草拟的刑法草案断断续续经历了30多次修改,至79刑法颁布,历时将近30年!开弓没有回头箭

(一)刑法草案制定、修订过程

1.新中国刑法典起草的尝试阶段。1950年前后,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曾集合了一批法律专家,专门就刑法典问题进行研究和起草,并于1950年7月25日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该草案共分为12章157个条文。[11]至1954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接着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初稿)》,除序言外,包括3章76条。鉴于各种原因,如彭真所说:“…由于时间不够充裕就连在起草委员会本身,亦未能经过详细讨论,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疏漏和不成熟的地方”[12]上述两部草案始终停留在法制委员会范围内作为两份书面材料传阅,没有提上立法程序,也没有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刑法典的初步探索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这是刑法典最初的蓝本,为往后的起草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刑法起草工作反复阶段。1954年10月29日,在中央提出当前首先要“起草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之后,刑法起草工作转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进行。[13]1956年11月在彭真主持下,《刑法草案》写出了第13稿,并分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各委员会以及中央和地方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14]到1957年6月28日,法律室综合考虑收集而来的各方意见,拟出第22稿,经过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修改,又经过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审议,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给全体代表征求意见。这次会议还曾作出决议,授权人大常委会根据人大代表和其他方面意见,将22稿进行修改后,作为草案公布试行。[15]但因受到“反右”运动和“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法典草案最终没有公布,法典起草工作也偃旗息鼓,直到1961年后才重新恢复对刑法典草案的研究。

1962年3月22日,收到毛泽东关于抓紧制定刑事法律的指示[16],刑法典起草工作受到鼓舞,同年5月恢复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对刑法典草案22稿进行了全面修改。1963年10月9日,拟出草案第33稿。然而,正当刑法典起草工作稳步推进时,又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只好再次被迫停止,刑法典草案第33稿也被束之高阁。

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刑法典起草工作的胜利阶段。在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国家不得不认真开始反思,慢慢恢复正常秩序,在这一背景下法制建设工作才如沐春风般重新活跃起来。1978年10月中旬开始,(在中央政法小组倡导下)组成刑法草案修订班子,对33稿进行修改,并先后拟出两个草稿。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党中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之法制精神的号召下,刑法典起草工作更是受到极大的激励,法制委员会以刑法草案33稿为基础,结合实践经验和各方意见,先后又拟出三个草案。其中第二个稿子于5月29日获得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接着又在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进行审议,最后于1979年7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7月6日正式公布,并规定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17]至此,中国经历了近30年刑法典编纂长跑,终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

(二)各刑法草案体系上的主要区别与联系

从体系编排上看,1950年起草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共12章,157条(没有节的设置):第一章通则,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反革命罪,第五章妨害国家统治秩序罪,第六章侵害国有或公有财产罪,第七章职务上的犯罪,第八章经济上的犯罪,第九章妨害公共秩序与公共卫生罪,第十章侵害生命健康与自由人格罪,第十一章侵害私有财产罪,第十二章妨害婚姻与家庭罪。

1954年9月起草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共分为三章,76条。第一章犯罪,第二章刑罚,第三章几类犯罪量刑的规定。其中第三章分为七节,第一节反革命罪,第二节破坏公共财产的犯罪,第三节破坏公共秩序的犯罪,第四节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第五节经济上的犯罪,第六节侵犯公民财产的犯罪,第七节职务上的犯罪。

1957年6月起草完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第22稿)分为总则、分则两编,共十六章,215条。第一编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共三节:第一节刑事责任,第二节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第三节共同犯罪;第三章刑罚,共八节:第一节刑罚的种类,第二节管制,第三节拘役,第四节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第五节死刑,第六节罚金,第七节剥夺政治权利,第八节没收财产;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共八节,第一节量刑,第二节累犯,第三节自首,第四节数罪并罚,第五节缓刑,第六节减刑,第七节假释,第八节时效,第五章附则;第二编分则第一章规定反革命罪,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罪,第四章侵犯人身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六章妨害婚姻、家庭罪,第七章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第八章渎职罪。

1963年10月起草完成的《刑法草案》(第33稿)共206条,其维持了之前22稿的整体编排,在体系上仅做了几处改动,如,将“拘役”从22稿的第三章第三节的位置提到第二节,相应的“管制”下调为第三节。之后又因为,管制是主刑当中最轻的刑罚,大家认为将其放在拘役之前显得更加合理,因此在往后各稿都维持管制在前的写法。至此刑法的体系基本定型,仅有细微修改,如:将“附则”改为“其他规定”[18]、将保护民主权利写入刑法、将“经济秩序”改为“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等,条文相较之前的草案要少,维持在190条左右。

从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草案的体系编排上,我们可以看出个草案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总的来看,区别有二:第一个区别在于,前期的草案体系上比较笼统,即没有完整的分节设置也没有关于附则或者其他规定的设置,如最初的两个刑法草案。第二个区别在于总体上条文数目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这些区别都体现出,刑事立法技术在一次次草案的“练笔”过程中不断进步。

当然,众多草案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其联系大致上也分为两个:其一,是总则上的联系;其二是分则上的联系。总则上的联系比如说,基本上都开宗明义于草案第一条规定刑法的任务和目的,即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保障国家和人民安全与合法权利,坚决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总则基本上都规定了犯罪的概念,如《刑法大纲草案》第二章第7条,《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第一章第1条,第22稿第二章第9条,第33稿、37稿的第二章第10条等等。分则上的联系,体现在多数重点打击的罪名或者犯罪种类都有保留,比如,反革命罪、职务类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危害公民人身和财产类犯罪等。这些联系也是直接体现草案之间的传承关系。

三、79刑法的进步性

1979年刑法中对上述进步趋势的具体体现,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理念上的进步,第二是立法技术上的进步,第三是内容上的进步。

(一)刑法理念上的进步

1.刑罚与罪行相适应原则的应用。关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甚至更遥远的时期,依据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在《伦理学卷》里对“公平”概念的论述:“倘若是一个人打人,一个人被打,一个人杀人,一个人被杀,这样承受和行为之间就形成了不平,于是就通过惩罚使其公平,或者剥夺其所得。”[19]但近现代意义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形成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是较早提出罪刑相适应思想的,他认为的罪与刑在性质上应尽可能类似或者等同并保持适当比例:“惩罚应有程度之分,应按照罪的大小,来决定惩罚的轻重”。[20]继孟氏之后,最为系统全面论述该原则的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Beccaria, 1738-1794),其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刑罚的本质是痛苦,但决不能给犯罪人施以过多的痛苦……公众所关心的不仅是不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系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少些。因而,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而有力。因此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21]

在这些精辟的理论的指引下,较早在法律文件中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如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1810年《法国刑法典》等等。随后罪刑相适应理论又大致经历了报应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一体论[22]的发展过程;最终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以“一体论”为理论核心的罪刑相适应原则逐渐成为刑事立法和实践的指南。受此影响,西方各国的刑事立法不再单一的将报复已然的犯罪或者防范未然的危险为单一的刑罚目的,而是采取复合型的规定,例如:美国1972年版《示范量刑法》规定:“刑罚不得以复仇与报应为根据”;1976年修订的《芬兰刑法》第六章第一节规定:“刑罚应该与犯罪所涉的损害与危险以及在犯罪中所表明的罪犯的罪过程度合理均衡地衡量”;1976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46条规定:“犯罪的罪过程度应该是衡量判决的基础,但是,判决也应该考虑行为人将来的生活与行为的影响”;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第43条规定:“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恢复社会公正,以及改造被判刑人与预防新犯罪发生。”[23]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79刑法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以两个方面来体现此原则:一方面是刑罚轻重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联系;另一方面刑罚轻重还与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相关[24]。

2.刑罚的人道主义。首先应该明确指出,人道主义概念的提出,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提高是分不开的。现代法律上对人的保护和尊重,这些与古代帝王的“慎刑恤民”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别。人道主义的思想,是从人权的思想发展而来,西方历史上最早将人权、人道主义思想以法律性质文件规定下来的是1215年英国大宪章[25]。此后,历经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的发展,人道主义开始作为法律原则被确定下来。

正如“开创刑罚人道主义先河”的贝卡利亚所认为的,刑罚作为一种“政治约束”,其作用只在于当人们为追求个人欲望而相互发生冲突时,阻止恶果的产生,但是它绝对不追究人的内心欲望,“不消灭冲突的原因,因为这种原因是人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感觉,刑罚的目的只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他人不要重蹈覆辙。”[26]可见,刑法的制定并不是用来镇压人,而是引导人的欲望合理舒展从而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因此刑法在严惩犯罪的同时,也要做到对人的关怀。

79刑法中不乏体现人道主义的精神,其中对未成年、妇女、残疾人士的特殊规定以及具体刑罚措施中多处彰显出刑法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如:刑法第16条关于残疾人犯罪的规定,第38条关于拘役的规定,第44条关于未成年和怀孕妇女的规定,第55条关于没收财产的规定等。

3.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在世界范围内,较早提出限制死刑适用的学者是英国杰出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 1478-1535)。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首开主张废除盗窃罪死刑之先河[27]。继托马斯·莫尔之后较为科学系统地提出控制死刑适用理念的是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贝卡利亚认为,死刑的威吓作用是多余的,任何刑罚措施都不可能消除人内心的欲望,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28]贝卡利亚在著作中极力主张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倡导用“长期徒刑”来代替大部分死刑,这些经典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应该解释一点,贝卡利亚虽然强调严格控制死刑适用,但在该问题上并不抱绝对废除的态度。受贝卡利亚的影响,许多哲学大师、刑法学家如康德、黑格尔、加罗法洛、李斯特等人[29]进一步阐释了严格控制死刑的理论,主张限制而不是绝对废除死刑。

随着社会与科学的不断进步,人权意识不断提高,国际上出现了一批关于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内容的国际条约,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第六协定书》《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协定书》等等。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各方面的推动下,国际社会上出现了明确废除死刑的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当今世界有朝着废除死刑的方向发展的倾向。

尽管如此,应该注意到,死刑制度的废除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机械式的照搬照套,而是应根据具体国情等因素来决定。从现代社会来看,如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更多的国家采取的是严格控制死刑适用,而不是直接完全废除死刑的方法。具体的以日本为例,2018年,在日本法院最终判决下,共有13名奥姆真理教的成员因当年的东京沙林毒气事件被判处死刑。虽然日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死刑的刑罚措施,但从其起诉到执行死刑的漫长过程中也体现出,日本对适用死刑的慎重和谨慎。因此,废除死刑只是未来刑法发展的一个方向,当下,国际上更普遍的做法是严格控制死刑适用。

回顾我国79刑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发现早在40年前,我们的刑法典就已经提出严格适用死刑的理念,而且从相关条文中也可以看出其对适用死刑的严格程度是当时所罕见,在极有限的条文中,竟然没有一个绝对死刑的条文,如79刑法第103条关于个别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第106、110条关于极个别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死刑规定,第132条关于故意杀人的规定,第139条关于强奸罪和强奸幼女罪的规定,第150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第155条关于贪污罪的规定。这些规定无疑体现了79刑法先进理念的一个闪光点。

4.以宪法为立法根据,尊重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宪法至上”思想的源流之一可以追溯至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是一切制定法的渊源,其效力最高。到了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试图将虚无缥缈的自然法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制度体系。启蒙学者从自然法理论出发,认定由人民制定的宪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义的法律,它的法律效力高于其他法律,由宪法作为检验制定法的标准;[30]他们通过将自然法中的正义与理性转化为世俗国家机关的法律规制,并将这种法律规制赋予更高的法律地位;因此宪法被喻为“最高法”,近现代所说的宪法概念开始萌芽。随着这种“宪法至上”的观念传入美国,不久后美国诞生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经过法治不断的发展,宪法是国家最高法,依照宪法来确立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法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回顾79刑法,其第1条便开宗明义指出,79刑法是根据宪法并结合国情和实践经验所制定的。依宪立法的法治精神,终于在79刑法上得到体现,这是刑事立法的进步,同时也是我国迈向法治道路的里程碑。

在立法理念上,79刑法体现出了进步性,诸如以宪法为依据、刑罚的人道主义、罪刑相适应、严格控制死刑等等。这些先进理念在刑法典中得以体现,表明我们积极吸取世界刑事立法之精华的广阔胸襟,也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79刑法在立法技术上以及具体内容上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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