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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侦查机制探究
【作者】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课题组【作者单位】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分类】 刑事侦察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4【页码】 10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992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在于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办案协调机制。[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将原刑诉法第18条改为第19条,第2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从中可以看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与《监察法》保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赋予检察机关享有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侦查权。同时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3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第1项都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这说明新的刑诉法出台后,检察机关仍对该部分案件享有自侦权,以确保检察机关的监督刚性与监督成效。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亦想借此机会对该问题作探讨,以呼唤相关司法解释或者办案规定尽早落实。

一、基本概述

(一)司法工作人员的内涵界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情形。因此,关于司法工作人员内涵的界定,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的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4条之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

但应当注意,刑法中的“司法工作人员”不同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一是,并非所有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部门工作的人员都属于司法工作人员,只有担负刑法规定的侦查、检察、审判、监管四种职责之一的,才是司法工作人员;不负有上述四种职责之一的人事、研究、后勤等人员,便不是本法所称的“司法工作人员”。不过这也要结合个案来看,虽然在分类管理的模式下,司法行政人员一般不会参与案件办理,但当出现案件紧急、人员紧张,或者偏远地区办案人员本身就紧缺的情形下,他们也会直接参与案件办理,那么,此时就可将其纳入侦查范围。二是,对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也不能仅理解为直接的承办人,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部门中对侦查、检察、审判、监管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领导人员也都属于司法工作人员。三是,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托该工作人员是否在编,对于一些不具有司法机关编制,但是基于聘用、受委托等方式履行上述四项职责的其他人员,如人民陪审员等,也应当认定为司法工作人员。

(二)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种类

通常来说,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是指其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滥用职权、逾越职权实施犯罪,侵害公民权利、损害职务廉洁性与正当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犯罪。以犯罪主体为标准进行划分,包括如下:

1.真正的身份犯

(1)只能由司法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实施的犯罪。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仅能由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种类包括: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私放在押人员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共10项罪名。

(2)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实施的犯罪。因司法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此类犯罪,也满足其构成要件。常见的犯罪种类包括:《刑法》第二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关于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罪的相关规定;还可能涉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私分罚没财物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解救或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等。[2]

2.不真正的身份犯

是指行为人具有某种特殊身份不影响犯罪成立,但影响量刑。这种犯罪类型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但当司法工作人员实施此类犯罪时,应当从重处罚,如: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帮助毁坏、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非法拘禁罪等。

3.普通犯罪

是指司法工作人员身份既不是此种犯罪的身份构成要件,也不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但其在实施此类犯罪时存在利用或者不当利用司法职权,侵害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情形。诸如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等。爱法律,有未来

笔者认为,从新刑诉法的内容来看,其所列举的罪名至少包括了司法工作人员作为定罪身份和量刑身份的罪名种类。而司法工作人员基于职权便利实施的普通犯罪,案件类型多且难以明确不便纳入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范围之内。

(三)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中发现

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必须限定于“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中。这是对案件线索来源的规定,一方面,其结合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具有诉讼程序依附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检察机关作为诉讼活动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地位。这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刑事审判、刑罚执行与监管活动、民事与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职责时,一旦发现有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就可以进行立案、开展侦查,从而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再从限定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案件种类的角度来看,赋予检察机关对“在诉讼活动监督过程中”对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案件行使侦查权,就意味着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必须作用于诉讼活动中,并且对诉讼程序公正或者实体公正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结合前文内容来看,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普通犯罪行为,就能够排除在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受案范围之外了。

二、检察院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依据

(一)线索发现的随案性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通常具有隐蔽性,这决定了相关犯罪线索有赖于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活动中发现或者当事人的揭发。对检察机关而言,其基于法律监督属性,通常能实现诉讼活动全程参与,包括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刑事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民事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所以,检察机关比其他任何机关更具有发现线索的优势。对当事人而言,他们一般都是原诉讼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包括被害人、被告(人)、证人等,而检察机关通常也曾直接参与过原诉讼活动,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当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受到权利侵害,往往缺乏告诉途径。所以,当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当事人一般都会选择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

(二)监督程序的依附性

案件线索发现后,检察机关必须依附于原案诉讼程序才能够开展侦查,通过对原诉讼活动开展法律监督的基础上,可以迅速掌握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证据。换言之,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离不开对原案事实和证据的审查,从这一点上来看,将该部分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交由检察机关行使,也是为了侦查活动的便利性,以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理的质效。

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与诉讼活动通常密不可分,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监督过程中比监察机关更容易发现问题,以确保公平正义在诉讼程序中得以实现;同时赋予此项侦查权,也能避免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因手段缺乏,导致监督实际效果不佳情况的发生。

(三)监督效果的直接性

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行使侦查权,一方面可以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行为做到及时发现、监督有效;另一方面,可以确保原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如公安某承办人通过刑讯逼供获取证据,则检察机关可认定该承办人构成刑讯逼供罪,同时依据“毒树之果”原则,将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种监督效果将直接作用于原案诉讼程序,以确保原案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需明确的是,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权的调整,不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而是为了保障检察机关办案的一体化,如前文对刑讯逼供的司法工作人员进行侦查,能够对原案诉讼活动带来非法证据排除的直接效果;而针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将直接启动对原案的抗诉、建议再审等纠正程序。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将直接与原案纠错相关联,避免了案件的重复审查。

三、实践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及完善

本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是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和机构转隶至监察机关,由后者承担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为了实现与监察体制改革相衔接的目的,新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仍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犯罪的案件享有侦查权。因此,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将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职务犯罪进行打击,以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然而,我们不可避免会考虑如下问题,即关联案件中,若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存在管辖权交叉,应当如何实现与监察法的衔接?对此,笔者将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一)案件管辖的分配

关联案件管辖问题是指犯罪嫌疑人单人犯数罪,而数罪中各个罪名分属不同的办案机关管辖或者多人共同犯罪中的不同犯罪嫌疑人分属不同的办案机关管辖。就本文而言,检察机关行使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同样存在“一案双料”的问题,如:1.当某司法工作人员收受案件当事人的贿赂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从而造成了冤假错案。从行为结构上分析,该司法工作人员单人犯数罪,即受贿罪和刑讯逼供罪,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均有管辖权,对该案应当交由哪个机关管辖立案?2.在共同犯罪中,某司法工作人员涉嫌刑讯逼供,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涉嫌贪污受贿,又应当由哪个机关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机关、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的第1条规定,[3]当涉及交叉案件时,实行“分别管辖”原则兼“主罪为主”的侦查原则。但是,《规定》发布于《监察法》实施之前,监察机关并非属于上述主体之一,因此对其显然不具有约束力。同时,根据《监察法》第34条之规定,[4]当涉及交叉案件时实行“监察为主”的管辖原则,即只要关联案件中存在监察机关管辖事项,则完全由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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