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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涉众型金融犯罪问题及实证性对策研究
【作者】 贺卫【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犯罪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5【页码】 7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010    
  
  

涉众型金融犯罪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是得益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和闲散资金大幅度增加,在顺应国家金融改革趋势与民间利率的提升等因素的前提下,民间融资活动极其活跃。基于此,涉众型金融犯罪也在悄然滋生。当前,我国金融犯罪呈现新形势,多数都反映出涉众型的特点。涉众型金融犯罪已然成为金融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常见多发的犯罪类型,其不仅对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威胁,也极易引发群体性实践,甚至影响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涉众型金融犯罪趋势的研究,根据其呈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涉众型金融犯罪的趋向相当严峻

总体来看,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以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为例,2016年至2019年四年间,黄浦区检察院共受理审查起诉的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143件,共304人,案件数平均增长74.45%,人数上升48.81%。[1]近三年来,此类案件呈井喷式增长,早在2016年,该院受理的个案涉案金额从早期的数百万、数千万突破至数亿元;2017年,该院受理审查起诉的案件已超过前三年案件数的总和。截至2019年7月,涉案金额过亿的案件有36件,涉案金额高达142亿元,达到此类案件总数的66%。

然而,我国刑法并没有清晰地界定涉众型金融犯罪的内涵,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涉众型金融犯罪研究均留有诸多空白之处。结合刑法分则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相关罪名,以及相关司法实践中的通常理解,可以将“涉众型金融犯罪”界定为:在金融活动中,行为人以牟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违规采用金融手段,向不特定对象进行虚假宣传,危害金融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不仅对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威胁,也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影响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立法对涉众型金融犯罪的解释仍存留白,但实践证明,厘清涉众型金融犯罪的概念,研究其发展趋势和特点,对打击与预防该类犯罪而言均刻不容缓。结合司法实践来看,当下涉众型金融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呈网络化趋势

互联网金融业作为新兴行业,正以蓬勃之势发展,与此同时,相关法律对其的规制较为滞后,行政监管也存在缺位的现象。不法行为人借此罅隙,以“虚拟货币”“购物返利”“货币银行”等噱头,依托网络虚拟平台吸收受害人资金,骗取高额财物。正因为此,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层出不穷。

以P2P平台为例,P2P平台的借贷模式自从引入国内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解决了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窘境。根据深圳市钱诚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的报告,仅在2018年上半年,全国P2P网贷成交额已经突破1.35亿元,成交额突破10亿元的平台达到240家。但P2P领域的借款方资质审查、资金流向、使用等方面都缺乏严格的监管,导致该领域的金融平台鱼龙混杂。“人人投”“乐投天下”等多个P2P平台在一年之内相继暴雷,众多小微企业面临高额举债偿还不能的困境。其中,混杂着不少本身并没有高额盈利能力的网贷平台,这些平台通过设立资金池、发布虚假借贷信息、承诺高额回报等模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终因无力偿还债款、提现困难等问题导致倒闭。

互联网金融在跨界融合和流通效率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当下的管控和监督实践与互联网金融引发的一系列风险并不相当,金融风险一般较为隐蔽、传染性强、影响范围广泛、对实体金融的传导效应强,一旦互联网金融业处于高风险状态,涉众型金融犯罪的监管就会受到剧烈的冲击。相比于传统的线下传销、货币犯罪,互联网模式下的涉众型金融犯罪影响更为广泛,社会危害性尤甚。该领域已成为犯罪高发之地,这种影响的广泛性、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成为涉众型金融犯罪的一大新兴特征。基于此,互联网领域的涉众型金融犯罪需得到足够的重视。

犯罪分子利用虚拟网络服务、网上拍卖等新型犯罪形式,骗取高额资金,并通过网络服务迅速隐匿、销毁涉案关键证据,规避司法机关的侦查,办案机关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调查、固定涉案证据。相较于传统的货币、信贷等业务的金融犯罪,网络化的涉众型犯罪涉及人员更为广泛,手段更为多变、隐蔽,对社会危害程度更高。这就意味着,司法机关侦办此类案件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成本,然而随着此类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仅关注于着重打击已发生的犯罪并不是减少乃至杜绝此类案件的良策,在此类犯罪案件高发且短期内不可完全避免的情况下,预防的重要性则显而易见了。

(二)犯罪紧跟金融市场热点,手段隐蔽多变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应地增长,投资需求增大。涉众型金融犯罪分子多数利用受害者的投资需求,紧跟金融市场热点,借以“证券投资”“黄金投资”“委托理财”“车市投资”等金融热点的旗号,开展金融犯罪活动。除此之外,金融犯罪手法愈发多变、隐蔽,甚至不乏运用合法手段为掩饰,作案方式具有相当强的欺骗性。

随着共享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推广,P2P平台、共享经济、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等领域又成了不法行为人实施涉众型金融犯罪活动的栖身之地。一方面,其利用现行法律和政策监管的缺漏,按照程序办理完整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手续,借金融类公司合法经营活动之名行金融犯罪之实。为了进一步得到投资者及社会的信任,利用现代包装手段,通过主流媒体或社交网络平台发布虚假广告,虚构盈利事实,夸大其投资规模、前景,甚至还邀请知名人士、行政官员为其推广介绍,骗取公众信任,从而达到获取投资者资金的目的;另一方面,为吸取公众财物,不法行为人往往许以投资者高额回报,借投资理财产品、购买新品种保险等名义,通过首月实际发放高利的掩饰行为以利诱投资者。“付融宝”在暴雷前,曾打出7%-16%的超高年收益利率以吸引金融投资者。科学水平和互联网技术革新升级势不可挡,但监管的留白给涉众型金融犯罪留下可趁之机,犯罪手段愈发隐蔽多变,侦查机关侦破此类案件也面临多重阻碍。近两年来,涉众型金融犯罪数量不降反增,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影响。

二、涉众型金融犯罪检察模式呈现的问题

(一)犯罪数额认定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涉众型金融犯罪往往以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对于共同犯罪的犯罪数额认定问题,不同的检察机关在类似的案件中存在相异的处理。实践中对于全案总额、共同犯罪中的各共犯数额认定的问题不乏疑问。全案总额认定方面,存在“总额说”“损失说”“实际总额说”“实际占有说”四种观点。[2]对于各个共犯的犯罪数额认定方面,如前所述,实践中,既有将总额认定为犯罪数额的前提下区分主从犯的做法,也有将参与额作为犯罪数额前提下不区分主从犯的做法,还有将参与额作为犯罪数额前提下区分主从犯的做法,为统一执法尺度,亟需明确数额和主从犯的具体认定标准。

(二)犯罪主体认定问题

尽管涉众型金融犯罪常采用公司化和职业化的运作方式,但是一旦纳入刑事诉讼,在起诉和审判阶段往往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尽管行为人在实施非法集资行为时,可能具备合法的公司身份,并且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违法活动,但在审查起诉阶段,均是以自然人身份起诉,而不认定为单位犯罪。另外,由于涉众型金融犯罪本身的行为人数量众多,在不承认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基本上均以自然人共同犯罪处理。

在具体认定主从犯的处理方式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根据所有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数额,并将主管级别以上人员认定为主犯,其他人员认定为从犯;二是根据参与的犯罪事实认定为犯罪数额,但不区分主从犯;三是根据参与的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数额,并将主管级别以上的人员认定为主犯,其他人员认定为从犯。

(三)犯罪呈现出职业化倾向,取证困难

涉众型金融犯罪一般以不特定对象为受众,涉案人数众多,凭单人或几人之力难以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完成复杂的金融犯罪。其常以抱团的形式,精确分工、严密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非法骗取、吸纳公众资金等违法犯罪活动。实践中,不乏涉众型金融犯罪分子借“基金管理”“投资基金”“理财咨询”等名义实施金融犯罪的例子,公司化的运营方式亦造就了其亦具有职业化的倾向。在此类金融犯罪案件中,有不少犯罪分子本身具有多年的金融工作经验,甚至不乏高学历海归学者、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工作精英,熟悉金融业务,职业化程度高。另外,如e租宝、付融通等投资理财公司,一方面是有序运营、专业化运作、组织严密的规模公司,另一方面,其依附于公司的利益关系也是严密有序的,容易形成案发后的“攻守同盟”的紧密格局,给此类案件的预防与侦破带来诸多障碍。

除此之外,涉众型金融犯罪常以小额资金为初始运作资本,自资金聚拢后再开始滚雪球式的增长,作案手段专业、复杂,时间跨度大。在明知这点的前提下,不法行为人猖獗地利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来获取流动资金,虽难以兑现其承诺的高额回报率,但从案发到侦查机关介入调查需要较长时间,诸多物证、书证在此阶段内能得以迅速销毁、隐匿。侦查机关难以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加上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证据数量较为庞杂,若需从电信、网络方面调取证据,则需付诸更多的成本。

(四)追赃难的问题

涉众型金融犯罪涉案金额高,资金内部流向呈复杂化趋向,往往在案发时资金链已断裂多时,涉案财产或赃款早已被挥霍一空,导致案件侦办机关陷入追赃无据、追赃不能的窘境。因此,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追赃率极低,案件侦办机关能挽回的损失金额远远低于被害人实际损失数额。

目前,我国仅在部分法律中对追赃退赃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追赃退赃的具体程序、主体职责、工作机制等并没有细化的规定,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追赃退赃制度体系。近年来,经济、金融犯罪案件高发,高检、高法以及其他机关发布了不少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其强制措施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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