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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的侦查应对
【作者】 叶璇徐国春蒋俊平
【作者单位】 泰兴市公安局{民警}泰兴市公安局{民警}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
【分类】 诉讼法学
【中文关键词】 以审判为中心;证据裁判原则;现场分析重建:疑罪从无;证据体系;制度完善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5
【页码】 52
【摘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键在于加强庭审实质化,即把“以庭审为中心”落实到位。与之呼应,侦查应贯彻裁判原则、规范收集证据,研判现场信息、科学重建现场,坚持疑罪从无、慎用强制措施,构建证据体系、提高“证明”水平,完善预审制度和其他配套措施等。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013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2016年6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6年7月20日,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又联合印发该《意见》,要求贯彻落实中央会议精神、推进改革。《决定》和《意见》出台后即引起了学界及实务界广泛讨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者(阶段)关系是议题之一。2018年10月26日再次修定并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该条内容自1979年以来一直得以完整确认,这表明了立法者的态度,审判不可越俎代庖,三者各负其责、三阶段承上启下,关系并不矛盾。侦查主要是提供事实,而审判则是审查事实、评价事实,各自阶段不同,任务也有所侧重,目标却都聚焦于案件事实或证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键在于加强庭审实质化,即把“以庭审为中心”落实到位。[1]庭审实质化要求:审判人员不要以侦查或审查起诉为中心,使审判活动形式上走过场;要牢固树立审判中心理念,回归审判本位、行使审判职能,要对案件事实或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有效发挥预防冤错发挥后一道屏障功能和确保公正。那么,侦查提供的事实或证据如何才能经得起庭审审查?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以顺应这一诉讼制度改革。

一、贯彻裁判原则,规范收集证据

(一)贯彻裁判原则

“以审判为中心”内在地规定着对证据的审核必须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之一。[2]证据裁判原则对审判活动有如下三方面要求:第一,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有证据能力。我国证据理论认为,只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材料才具有证据能力。第二,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审查判断。为了发现案件事实和保障诉权,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控辩双方充分质证。第三,所有证据经综合审查判断后,达到法定证明标准,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亦即对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案件,必须宣告被告人无罪。[3]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有利于防止司法人员恣意擅断,保障诉讼公正,增强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公信力、维护司法权威;重视证据适格性审查,要求排除侦查机关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严格证明标准,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证据不足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它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大进步,并将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4]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使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认定的案件事实在审判阶段被实质性审查,前两阶段认定的事实被再一次复核。如果“把证据裁判要求贯彻到刑事诉讼各环节”,就能顺利完成包括庭审在内的相关阶段诉讼任务。侦查与审查起诉一样,也是审判准备。为落实《宪法》、《联合国人权公约》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根除冤假错案的产生,也现实地要求侦查阶段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侦查取证越扎实、证据认定越严格,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就越有保证。侦查阶段要及时、全面收集和固定证据,特别是客观性证据,防止因取证工作疏漏而事实不清。即使侦查和审查起诉的案件已经达到审判要求,也必须经过庭审程序检验,使前两个程序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审查,否则不能体现公正和保障诉权要求。如果侦查阶段提供不实、错误的原材料,会增加庭审复杂程度,既影响庭审效率,又可能会造成新的司法不公,甚至制造新的冤错案件。

(二)规范收集证据

庭审实质化,非法证据会被当庭排除,而证据体系中某一环节的某一证据被排除,就会削弱证据链的相互衔接,导致证据链断裂,无其他证据支撑时,整个证据体系将会塌陷。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犯罪事实或证据不充分时,会面临当庭作出无罪判决的风险。这就要求侦查必须规范收集证据。强化侦查依法取证意识和措施是审判为中心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侦查效率、降低担责风险的必然选择。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作了规定,2017年6月27日由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颁发施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也已出台,排除标准更加严格。除了明显采用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要被当然排除外,使用疲劳讯问或以引诱、欺骗等方式获取的口供将被限缩。讯问过程是与嫌疑人心智较量的过程,讯问过程中怎样使用策略和心理方法、如何区分讯问策略和非法取证,侦查部门应加强研究、依法应对。

《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重大案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应当在侦查终结前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加大取证合法性及其说明材料的核查力度后,取证合法性的书面说明不再单独作为取证合法性根据。公诉人提请法庭通知的,侦查人员要出庭说明情况,说明证据收集过程,并就相关情况接受发问(《规定》第三十一条);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相关证据将被依法排除(《规定》第三十四条)。严格证明标准,能倒逼侦查人员规范取证、提高能力。但不可否认,今后获取口供,尤其是有罪供述的机率将会下降。这些都要求传统侦查取证模式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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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第二条要求: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认定证据,依法作出裁判。庭审对证据的要求应该作为侦查收集证据的标准。依法依规收集证据,既是庭审裁判的要求,又是侦查研判、运用证据的前提。现场勘查是获取证据的途径之一。勘查主体是侦查人员,主要职责就是发现和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运用证据材料重建案件事实。勘查程序、行为都要依据证据裁判要求和标准进行。对发现的痕迹物证,都需详细记录发现提取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以及提取人、见证人等,既要有详实、客观的文字记载即现场勘查检验记录,又要有实时、完整、原始的视频资料等。证据材料的来龙去脉、见证人的耳闻目睹等均要落到实处,严防发现提取的证据因存在瑕疵而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询问、讯问也得依法进行。侦查提供的痕迹物证、制作的现场勘查检验记录、鉴定意见、询问和讯问笔录等,需经法庭调查、经控辩双方公开质证,才能使审判人员形成内心确信,终成为定案根据。具体操作时,因案多人少、勘查设备更新不及时、工作不严谨、程序不规范等而导致的勘查率不高、采痕取证和利用率低、不按询(讯)问和实地勘查要求操作、侦查和技术脱节等现象时有发生,要坚决杜绝操作中的这些不规范行为。

二、研判现场信息,科学重建现场

论述主题时,论者无不论及程序的重要性,遵循程序法被反复强调。在当前重实体、轻程序的背景下,本文对此不持异议。然而,仅仅遵循程序法规定就能不枉不纵地发现、捕获并初步认定嫌疑人?显然不能。它是实现侦查目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侦查活动虽要“依照法律进行”,却是具有探索、发现、认知功能的科学活动,科学活动并非循序操作就能圆满完成,侦查活动亦然。反思那些错案,因现场调查时有证据未能及时、全面收集,痕迹物证等保存不善、检验鉴定有瑕疵,分析重建失误,偏听偏信、重口供轻痕迹物证等所致的情形不在少数,这些问题,不是规范操作都能妥善解决的。否则,“侦查”又何必形而上之为“侦查学”?侦查学是研究犯罪规律和犯罪揭露、证实方法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它并非仅仅注释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从而沦为诉讼法学附庸,也非侦查工作注意事项集大成者。若对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内容、功能、价值没有正确认知,处于盲目状态,则同样不能准确认定事实、锁定嫌疑人。证据内含的犯罪信息多种多样,同质等量的证据,若被误读或误用也会南辕北辙。为及时、准确发现并初步认定嫌疑人,必须同时在证据及时、全面收集及其解读、运用上下功夫。

证据证明犯罪,而犯罪是由“犯罪人-犯罪心理-犯罪行为(借助工具,方式、过程)犯罪对象-犯罪结果-犯罪现场”连接而成的结构体,其中任一环节均不可或缺。证明犯罪即为证明这一结构体。为服从定罪量刑需要,刑法、刑法学将它规范、抽象,类型化为构成要件,应用时讨论构成要件符合性;侦查则是从这一相互关联的犯罪基本结构中获取犯罪信息,并确证其中相关环节或要素的过程。理论和实务界不少人认为,证明犯罪即为证明构成要件,并力图论证构成要件可证明性、解构构成要件罗列证据体系。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诉讼法基本原则已经给出了正确答案。案件事实本体是犯罪结构,证明案件事实只能证明结构事实,它虽然自含价值却是实然的;作为应然、征表违法可责的法定构成要件和与其等价的理论构成要件,两者都既是形式类型又是实质类型,都只是衡量或提取案件事实价值的法律或理论工具(后者功能主要是引导),都只可描述、补充或解释,不可也无需证明,否则难免有罪推定(对此缺乏清醒认识,也是造就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5]犯罪与侦查交汇于犯罪现场,犯罪现场是犯罪行为或其关联成分所在处所(其中:犯罪行为指犯罪实施行为,包括犯罪实行方式、过程及其前后行为;关联成分指支配并由其利用、作用或造就的那些成分;两者是逻辑“或”关系,包括三种情形:A、B、A∪B; 所在含潜在、曾在;处所指物理空间,含网址或数据空间)。就其自身而言,它是犯罪结构环节之一,仅为犯罪空间(有其自身结构;要素与环节一体时它为空间要素);就其内容而言,因其承载或反映犯罪行为或其关联成分,因而还有其他犯罪要素内含其中。由此,犯罪主要部分可经由现场勘查和分析重建获得。不过,现场若干信息中,哪些必须提取、哪些有待发现、哪些能转化为证据需经侦查人员分析研判。全面反映实施过程或结果的现场,现场勘查和分析重建,既是收集、核查证据的过程,又是分析、研判、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

(一)现场分析

现场分析是对现场现象的分析,分析对象和内容包括现场现象及掩藏于现象背后的本质。现场分析会或临场讨论是其组织形式。分析框架中含有单项分析、关联分析和综合分析。

1.单项分析,分析现场某一现象及其成因。现场现象是由心理支配的行为方式、过程所致,表现为某些行为结果。首先要收集、固定并分析某一结果的时空点位及其物质形态、成分等多方面信息,为同一认定或其他推断准备依据。其次要选择某一现象层层回溯。由“心理—行为—结果”反推是常用方法,包括两个过程,结果—行为、行为—心理。痕迹是结果之一。若同类痕迹为痕迹群,则要同种归并,并将重新归并后的痕迹视为一组。对现场血迹形态,同源喷溅、工具挥洒和犯罪人受伤滴落等血迹要尽可能加以区分(可配以实验室检验鉴定),由此推断案发当时犯罪人、被害人、血迹三者间位置关系和作用于其间的行为方式、过程;并据伤口形态、位置及其分布继续挖掘支配他(她)们各自行为的心理因素。内含并反映心理因素的心理痕迹更要作为分析重点。一般犯罪行为仅需两次回溯,有附加性反侦查行为介入的案件则不然,它覆盖着犯罪行为,仅仅发现表层行为及其目的仍然不够,还需进一步探求深层犯罪行为及其目的何在(两者目的相悖)。犯罪目的既遂的,可从行为人现场“干了什么”反推其“想干什么”。若某一结果能同时反映上述两方面内容(如,现场遗留有反映真实意图的文字材料或结果生成为电子文档形式时),则该类分析更为简易。需据现场现象多寡逐一回溯(含时空等要素及其选择)。

2.关联分析,分析现场现象与现象的横向联系。其实,单项回溯分析也是一种关联分析:以主客观统一原理为指导,寻求现场现象的内外联系。这里的关联分析主要是分析现场现象间的外在横向联系,包括某一现象与其他现象的直接或间接关联。

一方面,嫌疑人与某一现象或现象与现象之间有直接联系。如现场某一痕迹、物质物品等现象与嫌疑人特征直接匹配,有视频或现场目击者。另一方面,嫌疑人或某一现象要经过一个或多个中间环节才能与其他现象建立关联。如,嫌疑人体表粘有被害人血迹,嫌疑人与被害人通过血迹及其鉴定意见建立关联;现场痕迹由某一工具形成、工具由某人持有,该人通过工具和痕迹与现场建立关联;某具尸体上附着沙砾、植被、纤维等与犯罪现场、运载工具上的物证认定同一,案发当时运输工具借自他人或租赁于某出租公司,此时,嫌疑人—出借人—运输工具—被害人—现场建立起了多环节关联。直接、间接有相对性。所有关联中,需特别关注嫌疑人与某一现象的关联。同时,要注意区分证明案件事实存在的证据和证明某一事实与嫌疑人存在关联的证据,嫌疑人与各现象的关联,构成了侦查破案的有效途径。

一案几个现场和系列案件,现场与现场、案件与案件,主要是比较它们同类现象或要素的同一性或相关性,它们相似度或相关性越高,关联现场、串案并侦的可能性越大。

建立关联不仅要分析,还要配以调查或实验室检验、鉴定,以确保关联的可靠性。如,遗留于现场的弹壳,从击针痕、抛壳口痕、弹匣口痕等鉴定是由某支枪射击形成,弹壳与射击枪支建立起可靠性关联;当关联是一种概率上的可能性时,应引起警觉,如,嫌疑人没有犯罪时间,只要经查证属实即可排除嫌疑(当然还得排除教唆、雇佣等情形),嫌疑人有犯罪时间却不一定能证明犯罪事件就是其所为,对嫌疑人提出的没有犯罪时间或犯罪时不在场的辩解要认真核查。

3.综合分析,将上述两类分析意见联合成一个整体。现场分析透彻、准确与否,要视分析且经查证属实的犯罪证据能否符合逻辑顺序、没有冲突地贯通犯罪基本结构。

(二)现场重建

“现场重建”是舶来品,美国现场重建协会对其已有界定。本文从操作角度认为:现场重建是将现场现象或要素的调查、分析、检验鉴定意见等有序整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力求从形式到内容使整合后的现场与实际犯罪过程所形成的现场无限逼近。它是现场分析的继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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