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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论冤案的救济机制
【作者】 王永杰【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冤案;救济机制;舆论监督
【英文关键词】 unjust cases; relief mechanism;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2
【页码】 2
【摘要】

在纠正冤案的意义十分重大。冤案纠正后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其次才是无辜者及其家属。国家应承担纠正冤案的首要责任。我们应当思考、呼吁、推动和营造一个有助于使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根本,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纠正冤案,公开更多的冤案文本,鼓励学者们对其成因和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保护新闻媒体对冤案曝光和跟踪监督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冤案的救济途径,给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制度上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要纠正错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但是,总的说来,法治国家的伸冤机制明显优于中国。现有被告人上诉、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昭雪冤案的方式之外,应当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能够主动发现冤案的纠错机制。

【英文摘要】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rrect unjust cases. The nation and society benefit most from correcting these unjust cases, then comes to the innocent and their relations. So the nation should take primary duty to correct unjust cases. We all should think about, appeal for, promote and establish a kind of mechanism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correct unjust cases. On the base of the personal right of the suspect and the defendant, this kind of mechanism emphasizes correcting unjust cases by itself, making more files of the unjust cases public, encouraging scholars to study on the cause and precaution of these cases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 of the press for exposure and tracking supervision to unjust cases. Therefor, we need to establish the relief method, as a kind of mechanism, to protect the correcting unjust cases. In the west, there is hard resistance to correct unjust cases. Conclusively, however, this mechanism is more better in countries ruled by law than it in China. Besides the methods of defendants' appealing, appealing, the procuratorate' s protest and court at its own initiative, it is wise for us to establish a kind of mechanism to correct unjust cases, which is suitable to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y and can find unjust cases active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1433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世界连接起来的有声纽带,实施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精神。

—[德]马克思

在实践中,让无辜者洗脱冤屈的途径,主要不是基于司法自我纠错功能的发挥,而仅仅是由于好的运气—多年以后真凶落网,甚至“被害人”“复活”归来。因此,我们往往只能遗憾的看到,让这些无辜者洗脱冤屈主要不是基于司法自我纠错功能的发挥,而仅仅是由于“运气”。事实上,救济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包青天”们的介入,还是某种再审程序的启动,最终都归结为法律制度上的解决。但是,不同法治背景下的法律制度,为昭雪冤案所能提供的制度空间却是不同的。在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度里,冤案的纠错渠道比较畅通,而在法制环境有待改善的环境下下,冤案一般很难得到匡正,甚至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

但是,纠正冤案的意义十分重大。其首要意义在于,使公众恢复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公众对于司法制度整体尤其对于刑事司法审判结果的信任和信心,会因为对无辜者的有罪认定而受到威胁,并且因为法律人士漠视这些错误、不调查其原因、不做出适当更正而受到进一步损害。”[1]这意味着,冤案纠正后的受益者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其次才是无辜者及其家属。国家享有了公信,社会巩固了安宁,个人获得了公正。这也正是当今所有刑事政策和法律制度的起点和归宿。因此,国家应承担纠正冤案的首要责任。既然我们承认纠错的动力不是来自国家,而来自当事一方的申辩又很可能被压制,那么,我们就应当思考、呼吁、推动和营造一个有助于使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这种制度空间强调的是,以个人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为根本,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纠正冤案,公开更多的冤案文本,鼓励学者们对其成因和预防等问题的研究,保护新闻媒体对冤案曝光和跟踪监督的权利。因此,需要建立冤案的救济途径,给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制度上的保障。

如果反思伸冤、雪冤之难,就不能不承认,在西方国家,一旦一个案件经过了上诉程序,就被赋予了很强的终结性。一个案件生效后就会受既判力规则的影响,很难重开诉讼。一旦错误判决作出后都很难推翻,往往需要一年或几年的时间来使相关当局确信的确存在错误才可能重开审判程序纠正错误。要纠正错案总是存在很大的阻力,因为司法者同样不愿意承认司法制度存在漏洞或问题。[2]但是,总的说来,国外的伸冤机制明显优于中国。

一、国外的伸冤机制

美国为冤案的昭雪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制度空间,这主要得益于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3]首先,美国从不讳言冤案的存在及其不可避免性,因为美国深刻认识到,冤案的纠正最终会给国家带来好处—让人们对于美国的一整套制度保有信心。况且,“如果一种社会制度只允许人们沉醉于自己的优点,而不让人们研究和公开谈论其缺点和问题,久而久之,这个制度就会僵化,就可能导致解体;反之,才能进步,才有生命力。”[4]其次,由于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有效监督,使审判中的问题暴露无遗,一切都处在公众的审视之下,新闻自由法使人们很容易获得冤案的官方文本。以上两点,保证了美国冤案的学术研究能够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中进行,[5]其相关学术成果又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反馈给司法实务界。

(一)学者观点

美国学者罗纳德·哈夫教授、波查德、加拿大学者肯特·罗切等针对冤案的防范提出了一些有效抑制刑事冤案的公共政策。基本观点如下:

第一,加强对刑事冤案的国家赔偿制度,提高赔偿力度,增强国家的责任感。[6]

第二,废除死刑,因为死刑是无法补救的。一般认为,死刑的存在是冤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7]无疑,死刑存置的一个理由就是民意的支持,但民意调查结果之所以显示多数民众支持死刑,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死刑的真相。[8]

要使公众反对死刑,在美国学者看来,首先必须使公众认识到无辜者被处死的不可避免性—DNA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公众和政客需要认识到适用死刑的昂贵性[9]。在死刑问题上,学者们负有某种启蒙的责任,他们有义务向公众说明:死刑在预防犯罪上是效力有限的,在惩罚犯罪上是难免失误因而是非正义的。在冤案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官方的迟滞、冤者的绝痛和学者的无奈;而一个有助于克服冤假冤案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则需要官方的远见、学者的推动和冤者的等待。

小词儿都挺能整

在加拿大,基于KinderBenth案件,2001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全票通过决议,规定判处死刑是不合宪的。但在1990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还认为判处一个人死刑是符合宪法的,这种改变就是由于他们意识到冤案发生的机率是很大的。

第三,催生或认真贯彻《无辜者保护法》,强调DNA检查的作用,提高为被指控者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质量。

第四,在国家和地方都建立“挽救无辜者委员会”。

第五、具体的措施。例如,美国学者波查德曾针对刑事司法程序提出了7项具有特别意义的改进措施,并深信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将可以有效防止误判:如果被告有犯罪前科,只能在量刑的时候才产生意义;被告的任何口供都不得作为证据,除非他作这些口供的时候有法官和目击证人在场;专家证人应该采用公设的方式,而不能为辩方或控方单方面作证;贫穷的被告享有公设辩护人的法律服务;对于既已发生的可能的误判案件,应该指派独立的调查机构进行复核;上诉法庭不仅应对原审判决进行法律审查,还应对证据进行审查;不能仅仅依据间接证据而对被告宣判死刑等等。

此外,加拿大学者肯特·罗切提出了以下防范措施[10]:首先,完善与目击证人有关的辨认。警察可以采用一些合理的程序、方法以减少、避免目击证人辨认错误,如警察不应在给目击证人看犯罪嫌疑人的相片时问“是否就是此人实施了犯罪”。相反,警察应该给目击证人看很多相片,按顺序逐个把照片展示在目击证人前,然后看证人是否指认其中一个为罪犯,而不能把相片全部放在证人面前让他指认,因为这样目击证人会挑选出和罪犯最像的人。第二,保证供述是自愿的。非自愿的陈述会致使供述虚假,或增强虚假可能性。保证供述有效的措施就是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录音录像。第三,尽可能发现证人作证是否能获得好处。比如有的监狱中的线人之所以出庭作证,是由于监狱许诺其将获得一些特权,这些事实就需要披露出来。还有同一证人在很多案件中都作证,比如某个线人数次在不同案件中出庭作证,这时,就要考察一下这些证词是否属于编造,并且应该向被告人披露这些信息。第四,通过正当程序挑选专家证人,去除不可信的技术。比如很多冤案就是由于头发鉴定导致的,现在,很多科学家认为,头发鉴定远不如DNA检验那么可靠。第五,加强辩护律师的职能。应当保证辩护律师有足够财力,使他们能充分进行必要调查和获取证据,例如对案件某具体方面进行详细调查或聘请自己的专家证人。第六,法官应当在审判过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在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下,法官是相对消极的,只是听审控辩双方的陈述,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七,加强纠正冤案的上诉渠道。上诉法官不仅要审查一审判决中是否存在法律适用的错误,而且必须审查原审中的实体上有罪认定是否正确。针对如果某个人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重大案件,应当建立强制上诉制度。第八,废除死刑。

(二)制度设计

1.昂贵的死刑。统计表明,美国对于死刑从判决到执行平均要花上10年时间,为的就是让犯人在被处以极刑之前,能够用尽一切申诉手段,最大程度地避免误杀。英国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吉尔胡德教授曾在其专著《死刑的全球考察》中指出:如果死刑审判要力求避免所有错误定罪,要允许上诉,要提供可能的最好的法律援助,要把漫长的时间花费在羁押过程,最后只将已被定罪的人中的极少一部分执行死刑,该项制度的成本必然是高昂的。

在美国,州为执行一次死刑要支出的成本大约在200万一300万美元之间。由此可见,在这种慎刑的制度安排下,死刑是代价最昂贵的刑种,这就是死刑的成本观念。胡德教授这里所说的一起死刑在美国的成本约为200万一300万美元,仅仅是物质成本,也就是有形成本,至于精神成本,也就是无形成本,则更是无从计算。

2.错案复议委员会和刑事案件复核委员会。英国在1995年英国成立了错案复议委员会,他们有权接受申请并对案件进行调查,如果发现系错判的,将提请上诉法院重开审判。在1997年4月1日,还根据1995年刑事上诉法案(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成立了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其宗旨是审查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刑事法院可能发生的误判案件,并将适当的案件提交上诉法院。该委员会是一个从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分离出来的独立机构,并不代表控方、辩方、警察或法院。其职责是复核过去可能误判的上诉请求,但并不直接宣告行为人“有罪”、“无罪”,或直接审判案件,而是负责复查在适当的时候将案件移交给法庭。对于那些在原审或上诉时未提交的新证据或具有新的理由的案件,并且这些新证据或新的理由很可能影响案件的定性量刑时,复审委员会便会将这些案件提交上诉法院复审,上诉法院则会安排专门的聆讯日期,以判定原判定罪量刑是否确有错误。实践证明,该机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止和救济冤案的制度。

英国内政部长对该委员会的工作向国会负责,该委员会相当庞大,有100名工作人员,不仅包括律师、刑事司法专家还有外行人(layperson),确保有充分的、专业的力量来审查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复核委员会把纠问式诉讼的因素移植到英国的对抗制诉讼中。迄今为止,该委员会已经请求上诉法院审查并推翻了100个多案件的原审判决。其中,2005年4月1日至2006年3月31日这一年度中,该委员会共审查了1012起案件,并将其中的46起案件提交上诉法院复审,其中,32起案件(约占70%)的定罪量刑被撤销或改判。可见,虽然在英国一旦案件生效就要受到既判力规则的约束,被赋予很强的终结性,很难重新开始诉讼,但是何一种司法体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冤案的产生,仍然需要专门的机构来接受当事人的申请,审查已生效案件,最大可能避免冤案。当事人并非直接向法院、政府部门申诉,而是设立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专门、集中审查冤案,这一方式值得借鉴。

3.皇家委员或质询委员会。加拿大也设立了冤案防范和纠正机构,但模式与英国有所不同。加拿大的这一机构称为皇家委员会(RoyalCommission)或质询委员会(CommissionofInquiry),该机构设立于150年前,是针对公共事务和司法活动而设立的独立的、非附属于政府的自治性调查机构。加拿大联邦和各省政府的立法都明确了这一公共调查机构的法律地位,该调查机构调查一切与公众有关的事务,包括医院血液污染、妇女地位等等。近年来,针对两起因DNA证据得到昭雪的著名冤案—Morin案和Sophonow案,设立了Morin和Sophonow调查委员会。199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专门设立了委员会调查Morin案中存在的问题,该委员会由魁北克上诉法院的一名退休法官担任主任,专门调查以下内容:1、该案是否冤案;2、就避免发生误判提供建议;3、向公众宣传司法,解释Morin案的司法程序。该委员会举行了146天的听证会,听取了120名证人的证词,审查了案卷、证词和其他文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1400页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119点改进刑事司法制度的具体建议,解决了司法鉴定、线人证词、警察调查程序、检察官和辩护人的业绩及培训等问题。例如,针对羁押场所线人的问题,该委员会指出:线人声称Morin向其坦白了罪行,这一证据容易获得,难以反驳,但这一证词和其他证据一起,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加拿大、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实践表明,线人证词所导致的危害不仅仅只存在于Morin案,误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线人所作的错误的、利己的证词有关。

1998年,加拿大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Sophonow一案,调查该案的侦查和审判程序,以及有关赔偿事宜。可见,与英国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不同,加拿大并无类似的常设性机构,而是针对个案设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并就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改进刑事司法程序。

此外,加拿大对有争议的案件进行经常性的复查,也可以减少冤案。根据加拿大刑法,加拿大司法部从社会上聘请一些专家,这些专家有的是退休的司法部官员、检察官或律师,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由他们对那些已经审理完但仍存在疑问的案件进行复查,司法部听取他们的意见,确定是否把某一案件推荐给法院进行重新审理。在加拿大,如果某政府领导对某个案子的办理发布某种指示的话,这种指示必须是书面的正式公文,接收这种公文的一方,有权将此向媒体公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官员干预办案。[11]

(三)民间团体

1913年成立的美国司法学会,简称AJS,于2003年1月主持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题为“防止对无辜者定罪全国研讨会—关于冤案应对措施的评论与检省”,目的是探究冤案成因,并从各司法管辖区的应对措施中汲取经验。与会人员在美国刑事司法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检察官、法官、行刑官、辩护人、被害人权利维护者以及立法者。AJS主办的杂志《司法》在这次研讨会之前出了专刊《对无辜者的错误定罪》。专刊让我们了解到美国相关研究的新近动态。此外,美国还成立了非官方的团体来发现冤案,美国纽约卡多索法律学院及多位律师创办的清白行动”计划,(theInnocentProject)“运用DNA证据来帮助雪冤,亦不失为民间平反冤案的一项卓有成效的运动。

在加拿大还有由自愿者组成的团体,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发现了20多起冤案。

(四)技术措施

DNA检测技术为伸冤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个有效的救济措施就是尽量保留案件中的实物证据,使在美国发现冤案比较多的州,就是他们很好地保留了实物证据并进行了DNA检测。冤案无法纠正和得到救济的,往往是因为没有保留实物证据,因此也就无法进行DNA检测。尽管在美国和加拿大依靠DNA检验发现了很多冤案,但必须清醒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中都存在能依靠DNA检测翻案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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