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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
【英文标题】 On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of Non—violent Crimes in China
【作者】 赵秉志【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死刑;非暴力犯罪;逐步废止
【英文关键词】 Death Penalty;Non—violent Crimes;Gradual Abolition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5)01—092—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
【页码】 92
【摘要】

以长远的眼光观之,死刑的命运必然是走向终结。就中国现阶段的综合情况而言,可以经历如下三个阶段逐步废止死刑:一是先行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进一步在条件成熟时废止非致命犯罪(非侵犯生命的犯罪)的死刑:三是在社会文明和法治发展到相当发达程度时,全面废止死刑。目前,应及时将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问题提上日程。中国废止死刑之路,应以逐步而及时地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为切入点。

【英文摘要】

In the 10ng run,Death Penalty is destined to come to an end As fa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is concerned,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bolished step by step In our opinion,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should be taken:firstly,the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of nonviolent crimes;secondly,the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of the crimes which don’t jeopardize lives;thirdly,the complete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whe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rule of law are highly developed At present,the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of nonviolent crimes should be put forward,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026    
  一、前言
  晚近数十年来,随着人权观念的日益弘扬,生命权已经被视为不可剥夺、不可克减的“天赋人权”;死刑之存废也日益成为与社会文明程度、法治发展状况乃至人权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之重要问题。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死刑的设置与适用应极为慎重;而死刑的废止与否,应当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心理、民众意愿为基本根据。立法者应当全面考察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出发,决定是否保留死刑,或者决定保留哪些犯罪的死刑;司法者应当从具体案件的基本危害事实出发,并客观而全面地评价犯罪人的人格,既要考虑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一面,又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和可改造性,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条件。
  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尽管保留死刑已经受到一些质疑和挑战,但是全面废止死刑的社会条件目前显然尚不成熟。立法者为适应民众普遍而持久的报应心理,还不可能在死刑废止方面采取过于激进的举措;而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的客观现实,也使立法者希望保留死刑以加强刑罚的威慑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死刑的确是一种利害攸关的刑罚,其自身确实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因此,以长远的眼光观之,死刑的命运必然是走向终结。就中国现阶段的综合情况看,笔者认为,死刑的废止应该有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具体而言,笔者设想,可以经历如下三个阶段逐步废止中国的死刑:一是先行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进一步在条件成熟时废止非致命犯罪(非侵犯生命的犯罪)的死刑;三是在社会文明和法治发展到相当发达程度时,全面废止死刑。目前,应提倡大力限制死刑,坚决贯彻“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刑事政策,并及时将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问题提上日程。本文即拟就中国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废止问题予以研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初步构想。
   二、中国的非暴力犯罪及其死刑立法
  (一)非暴力犯罪及其分类
  探讨非暴力犯罪死刑废止之首要前提,即是对非暴力犯罪予以准确界定,否则极易引起普通民众不恰当的心理反应。例如:法制日报曾于2003年6月27日以专版讨论“非暴力犯罪逐步废止死刑”的问题。某些网民基于对“非暴力犯罪”这一概念本身存有模糊的认识,从而对该专版文章进行了激烈的攻击。[1]事实上,非暴力犯罪是与暴力犯罪相对而言的,非暴力犯罪之准确界定有赖于对暴力犯罪内涵的把握。而对于所谓暴力犯罪,以往理论界多从犯罪学角度予以揭示,而鲜有从实体刑法学角度加以论述。不过,由于1997年刑法典第20条第3款、第81条第2款明确提及暴力犯罪,因而从刑事实体法角度对之予以准确界定就显得甚为必要,刑法理论界也就此展开了一定的探讨。如今,通常认为,所谓暴力犯罪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确定:一方面,从暴力犯罪的范围来看,只要刑法分则中规定的明确或隐含的包括以暴力为手段的犯罪即属之。明确规定者如刑法典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等;隐含者如刑法典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等。另一方面,从暴力犯罪的程度来看,则可以从具体罪名、法定刑以及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等方面进行考察{1}(P.450)。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此处所谓“暴力”,应采广义理解,即直接或者借助自然、物理之力对他人人身的自由权、健康权、生命权施加强力打击或者强制行为,其范围不仅包括捆绑拘禁、殴打、伤害、杀害、决水、爆炸等有形力,亦应包括施行催眠、麻醉用酒灌醉等无形力,而暴力的程度则不仅包括对他人人身自由、健康或者生命造成损害,也包括尚未对他人人身安全造成损害,但对他人人身安全形成危险。与之相应,所谓非暴力犯罪的标准,亦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其犯罪基本构成要件中不包含暴力内容,即其犯罪实行行为不能以暴力方法实施;(2)不以他人人身为犯罪对象,即对人身安全不能形成直接的损害或者危险{2}(P.6)。
  以上述标准考量目前中国刑法规定的421种犯罪,可以发现,其中的非暴力犯罪多达358种。对于这些非暴力犯罪,依不同的标准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1)以行为属性为标准,可以将非暴力犯罪区分为侵犯个人法益型非暴力犯罪、侵犯社会法益型非暴力犯罪以及侵犯国家法益型非暴力犯罪。其中,侵犯个人法益型非暴力犯罪以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型非暴力犯罪和侵犯财产型非暴力犯罪为典型;侵犯社会法益型非暴力犯罪包括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型非暴力犯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型非暴力犯罪、贪污贿赂型非暴力犯罪和渎职型非暴力犯罪;侵犯国家法益型非暴力犯罪则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型非暴力犯罪、危害国防利益型非暴力犯罪以及军人违反职责型非暴力犯罪。
  (2)以有无具体被害人为标准,可以将非暴力犯罪划分为有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和无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毒品犯罪、化犯罪、走私犯罪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虽然也侵犯了一定的管理制度,但均未侵犯具体的被害人,因而都属于无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而侵犯财产型非暴力犯罪等则往往会侵犯具体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又可归诸于有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
  研究非暴力犯罪之分类,有助于深入揭示非暴力犯罪的内涵以及各种具体非暴力犯罪之特性,而且,这也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废止问题准备必要的理论前提。
  (二)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立法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中国刑法中关于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立法,经历了一个由少至多,再到有限削减并基本稳定之嬗变过程。在1979年刑法典中,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条款较少,只有背叛祖国罪、贪污罪等寥寥几种犯罪。但自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之后,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立法可谓急剧增加。而1997年刑法典则通过直接废止死刑分解罪名提高死刑适用条件等方式,对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立法进行了有限的削减。此后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4个刑法修正案均没有增加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条款,刑法修正案(4)更是取消了走私废物罪之死刑规定。
  概而言之,中国现行刑法中共有68种犯罪规定有死刑,其中非暴力犯罪为44种,占全部死刑罪的64.7%,占全部358种非暴力犯罪的123%。而且,只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渎职罪中的非暴力犯罪没有设置死刑条款,其他类罪则均有涉及。具体而言,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非暴力犯罪包括:(1)危害国家安全型非暴力犯罪5种,即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投敌叛变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和资敌罪。(2)危害公共安全型非暴力犯罪3种,即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和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3)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型非暴力犯罪16种,即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4)侵犯财产型非暴力犯罪1种,即盗窃罪。(5)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型非暴力犯罪5种,即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与组织卖淫罪。(6)危害国防利益型非暴力犯罪2种,即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和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7)贪污贿赂型非暴力犯罪2种,即贪污罪、受贿罪。(8)军人违反职责型非暴力犯罪10种,即战时违抗命令罪,隐瞒、谎报军情罪,拒传、假传军令罪,投降罪,战时临阵脱逃罪,军人叛逃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与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
  进一步来说,其中危害国家安全型非暴力犯罪、贪污贿赂型非暴力犯罪和军人违反职责型非暴力犯罪中的战时造谣惑众罪,将死刑设置为单独的法定刑档次,而没有其他刑种可供选择。例如:刑法典第383条即规定,对犯贪污罪,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可见,贪污罪的死刑条款即被设置为单独的法定刑档次,法官根本没有选择其他刑种的余地。而其余规定有死刑的非暴力犯罪,则均将死刑与其他刑种规定在同一法定刑档次中,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幅度,可供司法适用时选择{3}(P.7)。例如:刑法典第232条前段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死刑与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被规定在同一法定刑档次中,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
  此外,就死刑适用条件而言,中国刑法中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立法则呈现为4种立法模式:(1)选择式,即规定死刑适用的几种具体情形,行为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具体情形之一的,才可以适用死刑。例如刑法典第263条便列举了抢劫罪适用死刑的8种情形,有具体情形之一的,即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死刑。(2)并列式,即规定行为人的行为必须同时符合几个条件时,才可以适用死刑。例如:刑法典第199条规定,犯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换言之,只有同时符合“数额特别巨大”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两个条件,才能够对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之行为人适用死刑。(3)确定式,即只规定死刑适用的一种具体情形,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该情形的,才可以适用死刑。例如,刑法典第423条第2款对于投降罪适用死刑只规定有一种情形,即“投降后为敌人效劳的”。(4)模糊式,即只简单地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死刑适用的条件,但其具体内容则留待有关司法解释加以明确或由法官予以具体掌握。例如,根据刑法典第295条之规定,传授犯罪方法罪适用死刑的条件即为“情节特别严重”。至于何谓“情节特别严重”,在目前缺乏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由裁量。
  三、非暴力犯罪逐步废止死刑的可行性论证
  中国死刑立法和司法现状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引发了关于现行刑事法治中死刑的配置与适用问题的深刻反思。刑事法理论与实务界愈来愈多的人士认识到,中国的死刑立法过多,中国的死刑司法状况也令人堪忧。如何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推动中国废止死刑的进程,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对待这个问题,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循序渐进地实现法治进步的目标,同时避免导致不必要的社会波动。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在死刑存废问题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方式努力减少与严格限制死刑;同时,关于死刑存废的目标也应当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中国在未来一定要全面废止死刑。从许多国家大幅度限制死刑和逐步废止死刑的进程看,先行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乃是一条成功之路,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废止死刑之路,也应以逐步而及时地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为切入点。
  (一)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之死刑是积极应对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的必然要求
  死刑在古代社会的刑罚体系中曾占据重要的乃至中心的地位。但是,由于死刑的特殊严厉性及其无可避免之弊病,古代崇尚死刑的传统刑罚观念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受到刑罚人道主义新思潮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者贝卡里亚于1764年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倡废除和限制死刑的主张以来,死刑存废之争已近两个半世纪之久,而且废除死刑的呼声日渐高涨。如今,死刑的限制与废除已被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文件所认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人权国际保护的纲领性文件,强调了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为死刑的限制和废除奠定了法理基础。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首次在国际公约中对死刑的适用明确加以限制。随后的美洲人权公约以及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对死刑的限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20世纪80年代,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第6议定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项任择议定书以及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先后问世,废除死刑在一定范围内遂开始成为国际法规范。上述国际性法律文件不仅为限制或废除死刑确立了国际法依据,使成员国在限制或废除死刑问题上承担了相应的法律义务,也为限制或废除死刑的运动建立了国际保障机制。死刑不但已失去了其在刑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限制、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趋势。据大赦国际的最新统计,截止2004年1月,世界上已有79个国家与地区在法律上明确废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15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军事犯罪或战时犯罪除外),还有23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中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过去10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并且确信其不执行死刑的政策将继续下去或者它已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不再使用死刑)。易言之,现今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死刑或者废除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17个,这其中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南非和俄罗斯等大国,而相应地只剩下相对少数的78个国家和地区依然保留死刑。[2]日益增多的废除死刑的国家及其废除死刑后正常或基本正常社会秩序的运行实践,无疑也给死刑废止理论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佐证。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死刑的存与废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文明和人道与否的标志,因为死刑的存废要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犯罪现实状况等因素来决定;但在现阶段还需要保留死刑的国

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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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高铭喧.刑法专论(上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黄京平,石磊简析中国非暴力犯罪及其死刑立法(A).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3}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C).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4}钊作俊.死刑限制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6}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全国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49—1998(刑事部分)(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7}卢建平.试论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废止(A).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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