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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当前中国人权保障观的一种解析
【副标题】 以人口准入与迁徙自由为例
【英文标题】 To parse the current idea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China
【英文副标题】 according to the case of citizen admittance and freedom of migrating
【作者】 刘茂林石绍斌【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分类】 公民权利【中文关键词】 人权保障观;人口准入;迁徙自由
【英文关键词】 idea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citizen admittance;freedom of migrating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5)06—0022—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6
【页码】 22
【摘要】 人权保障观是历史和传统的沉淀。以一种外在的价值观来排斥既在的价值观,是当前人权保障的误区。人口准入的提出和现实的运作,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迁徙自由只有正视现有观念的历史形成,才能在同构中展示其必然的互助性。
【英文摘要】 The idea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the historical and traditional accumulation.It is a false way that we exclude the existent idea of val—ue according to the exterior one.The existent rationality of it will be proved by putting forward and exerting the citizen admittance.We must compre—hend freedom of migrating through questing for historical factors of current ideas,which may be promoted each other in proces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49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政协委员张惟英教授提交了一份题为“建议实行人口准入制”的提案。提案认为,外来人口的大量盲目调入,使北京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资源的承载量受到挑战,“建议摸清北京实际需要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合理引入,控制人口无序流动,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的平衡,保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同年1月25日,《新京报》以“委员建议:外地人进京实行准入”为题头版头条披露此事。社会各界顿时哗然,当日新浪网相关评论即达到海量。张惟英很快被网民评价为“一个令中国人发抖的名字”,“人口准入制”也被视为“一个令中国人发抖的建议”。{1}在理性斥责和非理性宣泄的双重夹击下,张惟英被推向了万夫所指的境地,如潮的恶评向她袭来,一浪高过一浪。“张惟英事件”立刻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并保持着极高的舆论热度。观察显示,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人口准入制”进行了集体鞭挞。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为:(1)违宪。“提议看来冠冕堂皇,还用了可持续发展等最为时髦的词汇,却忽略了宪法基本的平等精神,印证了历史有时会倒退的理论。宪法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难道北京是北京人的首都?难道中国公民进入自己国家的首都还要先申请准入?”(2)搞族群歧视。“人口准入制”的实质是“人口甄别制”。提案将中国人分成了北京人和外地人,并对外地人给予“素质低下”的评价,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3)背离市场经济公平原则。“在一个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法制和市场气息的社会里,劳动力的流动与配置主要受市场因素制约,而不是过多地受到人为干预。”具体到个人,在不同地区间流动意味着在实现自己的人身权、就业权等各项生存权利,这种权利谁也不能随意剥夺。(4)“粗暴简单”的管理思路。我们总想用最省力的方法制定政策。这些人并不知道,好的法律和政策是所有各方面利益博弈妥协的结果。动用国家权力限制和隔离是最缺乏智慧的管理。
  然无独有偶,2005年7月30日,深圳召开“加强和完善人口管理工作若干意见及配套政策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深圳对外来入深人口将施行“控制”政策,遏制暂住人口过快增长。深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唐杰表示,这是深圳建市25年来第一套完整的人口政策。
  针对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上述现象,“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告诉我们,具体制度的建构乃是某种“具体相当稳定性的结构”之影响作用的外在表现。诚然,现有人权保障观念是历史和传统的沉淀。以一种先入为主的视角来评判既在的社会现实,只会陷入主观的一厢情愿,而对问题的完善则是于事无补。现实的存在就是合理性的公然宣示。正视是完善的前提。回首查看那些清晰的历史脚印,我们才可能更好地明白道路的曲直和深浅。而那种只破不立的做法,就好比将人杀死后再行回天之术,是多么地幼稚与荒谬。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等角度系统阐述现有人权保障观的形成。
  二、自由与迁徙
  自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确定,并能通用于整个历史的一种固定不变的概念。对自由的深入研究,应该在自由存在的历史环境之中进行,而不应该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抽象的哲学概念来对待。当我们讨论自由概念时,需要追问的不仅是概念或定义本身,而且更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自由的社会条件及其限度。在移植自由的概念时,我们需要格外地谨慎,因为它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们在将它移植到没有很深的自然根基的社会中时,更需谨慎。现实中的自由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和普遍性的经历。自由本身是一种历史经验。“自由是一个权力问题,追求自己的愿望的权力,并不是说其他人会阻拦你追求自己的愿望,而是社会现实本身就会阻挡你。”{2}要求自由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要求改善不自由的状况,也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合理的要求得求证于现实生活的语境。此外,在某种情况下,自由有时会让步和退缩,它并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是在一往无前地扩展。因此,我们必须同时观察自由被抑制和得到扩展的时代。
  我国历史上关于迁徙自由的宪法实践,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一宪法性文件最早承认了迁徙自由,该《约法》第2章第6条第6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自此以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宪法性文件中,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以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开端,根据地的法律也开始注重对迁徙自由权的保护;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也承认并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我国政府在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中将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开始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但宪法意义上的迁徙自由权直到1975年《宪法》才被取消,此后的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都没有涉及到公民的迁徙自由权。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较大的户籍制度改革。同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141号文件。1985年7月,公安部又颁布《关于城镇人口的管理暂行规定》。1994年后,我国又先后出台了取消户口按照商品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而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的总体思路。由此看来,迁徙自由在我国宪政史上,是一种纷纷扰扰的社会事实。
  哈贝马斯曾认为,人权的关键与核心并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也不在于文化上的差异,而是面对的问题。如果问题是一样的,则人权话语也同样适用于东方或其他文化。在他看来,东方国家和其他文化地区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与当年西方遇到相似的问题是人权普遍性的正当基础。不能用假设的也即形而上的方法或者文化的方法来论证人权普遍性问题,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的问题,而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才是现实的问题。{3}相较西方而言,中国是一个晚生外发型国家,它的现代化进程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应是现代国家的生成,然而这个过程一再被民族危机所打断。国民革命时期,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将大部分人民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得中国出现了高度同质的社会伦理现象,个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沦为异化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意识形态的争斗,中国被迫从开放走向封闭。现代化国家建构又一次让位于传统观念。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中国才又重新走到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上。
  中国特殊的历史际遇,使得其宪政文化建立在一个因果关系的假设上,即如王人博先生所言:“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是从西方的民主与它的物质文明成就的双重体察中认识宪政问题的。近代中国首先是把宪政民主从西方的文化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接受宪政价值的。不管西方的民主从何而来,先进的中国人士相信西方的富强与其宪政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西方,宪政是因,富强是果。宪政民主之所以能舶来中国,依恃的就是这个因果关系的假定。因此,中国近代宪政文化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所关涉的就是宪政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系。”{4}由此看来,近代立宪主义的课题在中国存在严重的缺陷,近代宪法所确认的自由权也就无法完整地得以表述。因此,以领先者的标准来衡量落后者的状况,只会堕入一种唯心的怪圈,从而使得相对性被绝对性取代,特殊性被一般性掩盖。一个没有阶段层分的标准,注定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话语。中国当前自由与迁徙的争论大概就是如此。
  三、现代化与权利主体
  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是被跨洋越海的帝国主义枪炮教训出来的。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化首先建立在军事工业现代化的诉求上,这只是证明了一个历史的逻辑: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需求,对于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在近代史的开端就注定的宿命。它已经先在地成为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历史动机。中国对工业化与民族国家的需求均是近代史的产物,然看似轻易的工业化掩盖了厚重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自此中国现代化呈现出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路径。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与中国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机会,而恰恰是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分裂,正是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排斥和掠夺,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和社会危机的爆发。正是旧时代和它的子民们不堪忍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反抗的革命,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社会主义成为了另一个现代化的替代方案。{5}
  为发展现代化而建立的新中国,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发展之上,这是民族国家一旦建立就无法抗拒的使命。由于要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新中国产生了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而为国家炼钢炼铁的主人翁精神成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构建,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是与国家民族工业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被迫接受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逻辑结果。
  中国的改革与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渐进式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即市场是嵌入在既有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6}这样的改革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下进行的,它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而,改革维护了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在政治体制连续、国家不放弃国有资产产权的前提下,中国的市场化始终是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因此,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政府既是市场规划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政府权力不是作为市场制度的外在力量或多或少地干预市场,而是置身于市场之中。因此,80年代以来的改革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国家设计——市场经济,去继续完成这个追赶现代化的进程。
  现行宪法在序言中明确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发展是现行宪法的价值观,国家权力是围绕着发展来建构的。然而在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国家里,人和物的异化是在所难免的。个体的地位因发展的趋势而改变。农民曾是革命战争的主体,而在工业革命中沦为被剥夺的对象;工人曾是工业革命的主流,然在信息时代中则被置于社会的边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户籍管理制度纷纷出台。
  成都市为适应西部大开发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改善投资环境,推进城市化进程,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对户口进入成都市取消指标限制,以准入条件代替入城指标。根据招商引资的需要,在户籍政策方面进行了如下调整:非本市五城区及高新区范围内的中国公民在本市五城区及高新区内就业或兴办企业,向本市税务部门连续3年累计纳税20万或1年内纳税10万元,可将纳税人或企业主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入。非本市五城区及高新区范围内的中国公民为本市招商引资工作做出突出贡献,在五城区及高新区范围内引进资金额在8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将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入。
  广州市在原有户口政策上拓展的有关人才引进、录用、招收、投靠方面的条件有: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或者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员;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者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具有中级技术职务及以上任职资格或取得国家注册证书的中级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国外留学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学位,回国要求到本市落户的人员;非本市生源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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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赵凌.“人口准入”风波检视中国社会认知(N).南方周末,2005,(4).
{2}(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M).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9.
{3}(德)哈贝马斯.论人权的文化间性:假想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OL).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网络.
{4}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530—531.
{5}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J).读书,2004,(1).
{6}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5,(4).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3.
{8}时和兴.论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中的权力调整(J).社会科学战线,1994,(5).
{9}王怀章,童丽君.论迁徙自由在我国的实现(J).法律科学,2003,(4).
{10}(荷兰)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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