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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论坛》
我国法庭治理刑讯逼供之反思与重构
【英文标题】 The reexam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judicial control of the torture
【作者】 韩流【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讯逼供;程序性制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审查;司法救济
【英文关键词】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procedural sanction;the exclusionary rule;judicial review;judicial remedy
【文章编码】 1009—8003(2005)05—0021—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5
【页码】 27
【摘要】

刑讯逼供久禁不绝,侦查机关固然难辞其咎,但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程序控制机制“失灵”也是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法庭对被告人提出的有关刑讯逼供的抗辩几乎一概置之不理,不仅使本已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虚置,而且使被告人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法庭在治理刑讯逼供问题上的“无能”表现,不仅有立法不周的原因,而且还有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和思想根源——基于对这些制度化背景的认知与反思,构建程序性制裁制度,无疑是使法庭能够真正遏制刑讯逼供的最为现实的出路。

【英文摘要】

The investigation organization is accused as the main maker of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However,there exist many procedural control mechanisms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acts of investigation,one of which is judicial review.To our disappointment,the Chinese courts have done little to eliminate the police’s illegal acts,even though the defendant plead with them to exclude the confession obtained by torture.The reason is not only the deficiency of legislation,but also some inrooted i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factors.It is obvious that any effective reforms must be based on this knowledge.Therefore,constructing the procedural sanction system may be the most practical way to reinforce the judicial control of investigation in pre—sent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120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错案中,侦查机关往往被指为“冤案制造者”,备遭口诛笔伐。诚然,侦查机关确为刑讯逼供的“重灾区”,但是,刑讯逼供发生以后,到底会给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何种程度的侵害,且其危害是否就无法控制,所牵涉到的就不只是负有破案重任的侦查机关,也必将涉及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和主持庭审的审判机关。从理论上讲,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审判机关的司法裁判权,都可以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制约。然而,从实践效果看,这套程序控制机制即便不至于形同虚设,也是状如破筛。遍考近年来引人瞩目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李久明案、聂树斌案等一系列由刑讯逼供引起的冤案,不仅都毫无障碍地得以起诉,而且先后经过一审、二审,都没有得到法庭的纠正——即便二审法院将一审判决予以撤销,发回重审,其理由也只是案件事实存在诸多疑点,而并非侦查机关违反了法定程序。尽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当庭或书面都提出了刑讯逼供问题,但法庭往往置若罔闻,拒绝将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不作任何调查,在裁判书中也避而不谈。在一些案例中,当被告方提出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的抗辩时,法庭也可能中止审判,责令检察官在休庭后就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但却不会亲自主持任何专门的听证程序。恢复开庭后,检察官通常是向法庭出具由侦查机关制作的不存在刑讯逼供的一纸说明,而法庭对这种“自说自话”的单方证词未经任何查证便会轻易采信,并以此草率而武断地驳回了辩方主张,使刑讯逼供问题根本不可能成为在法庭上富有实际意义的裁判事项,也不可能使刑讯逼供的被害人通过诉诸司法而获得救济。在这种情况下,本该“明镜高悬”的法庭就不再是制止冤案的“青天”,反倒沦为了制造冤案的“帮凶”,岂独可悲,何其可叹!
  二、名实难副的立法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要想通过追究行为人的实体责任来遏制刑讯逼供,必然要以出现较为严重的后果——如导致冤假错案,致人重伤、死亡或精神失常等为前提,具有或然性与事后性,不仅不能实时发挥吓阻作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助长了刑讯人员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因此,实体性裁判并非刑讯逼供的“治本之策”。那么,假如我们着眼于刑讯逼供的程序违法性,[1]通过剥夺刑讯逼供所得的不当利益,使刑讯人员承受程序上的不利后果——也即通过程序性制裁来控制刑讯逼供又能如何呢?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立的程序性制裁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二是刑诉法规定的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案件予以撤销并发回重审的制度。[2]其中,前者明确将“刑讯逼供”列为四种非法取证方式之首,而后者不仅将“限制或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列举为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重要情形之一,而且还有“其他违反法律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行为”的概括性规定。因此,法庭对刑讯逼供问题置之不理或敷衍塞责,不仅有损被告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而且有违公正审判原则,亦属程序性违法行为,上诉法院应予纠正。
  但是,上述这两种程序性制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均是有名无实,流于形式。首先,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是以保障口供自愿性和任意性为目的的证据能力规则,它的功能在于否定非法口供的可采性而非其证明力。我国司法解释只是要求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一个证据到底能不能成为“定案根据”,取决于其证明力的有无及其大小与强弱,而非一个证据资格或能力的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异化为一项证明力规则,法官们也普遍将防止司法误判作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基础,而对排除规则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抑制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和树立司法诚信等方面的重大价值和积极意义颇为轻视。如果法官的职责不是将非法证据排除在法庭之外,而是要在检验非法证据的真实性之后再作评断,实际上便是默认了非法证据的证据资格。
  其次,我国虽然在名义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如何提起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如何受理,如何裁判,如何证明,申请不被受理或被拒绝后如何获得救济,以及对应予排除的证据未予排除时由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和责任等诸多操作性问题,却一概付诸阙如。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规则,除了应有“实体性规则”来明确其权利义务内容之外,还必须有“实施性规则”来规定其适用的范围与程序。{1}否则,仅凭纸面上的权利宣言或严辞警示,既不能让刑讯逼供的被害人迅速、便捷、有效地获得“为权利而斗争”的机会,也不能对法官排除非法证据构成任何强制性约束,无异于“画饼充饥”。因而,“诉讼程序的不可操作性”使法官对刑讯逼供问题拥有着“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3]在此情况下,无论是迫于各种体制压力还是出于职业上的自利动机,法官对于刑讯逼供问题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到万不得已就不愿去碰这个“烫手的山芋”。
  再次,由于法律上对一审法院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影响公正审判的程序性违法行为语焉不详,所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制度在实践中极少真正作为一种程序性制裁手段而发挥作用,而是大量地适用于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尽管这些案件常常伴有刑讯逼供等程序性违法行为,但只要其不至于损及案情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二审法院也不会进行专门的调查和追究。
  在以上两种法定的程序性制裁方式难奏其效的同时,我国的司法实践却衍生出了一个实际应用着的程序性制裁的“变种”,即法院以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为直接依据,而对被告人从轻量刑。{2}相比于对警察程序性违法行为熟视无睹的做法而言,法院此举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创举“于法无据”,且在本质上依然是对刑讯逼供的宽容与放纵,从长远来看,也非可取之道。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三、沉疴流弊的体制困境
  程序性制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贫乏与软弱,具有深层次的体制原因和文化背景。体制原因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别展开。
  (一)宏观层面:有权无威的司法
  法院要能对侦查行为和公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必须具有相对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与实体性裁判中公检法三机关以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为主的关系不同,程序性裁判将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直接置于相互对立的境地。一旦法院接受了被告人的申请而对侦查行为、公诉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便会转变成为“程序性被告”。倘若法院确认侦查机关的讯问行为非法,并将非法讯问所得证据排除,检察机关的指控必遭削弱,甚至因此就难以成立——这便意味着控诉方将承担“败诉”的结果。同时,法院对侦查行为违法性的宣告,还将使侦查机关形象受损,侦查人员蒙受羞辱甚至受到纪律惩戒或刑事追究。假如法院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它安敢罔顾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强势与高压而坚守“吃力不讨好”的正当程序的立场呢!
  在我国目前的“政法体制”{2}(356)下,决定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中的实际关系与地位的,并不简单地是由诉讼法所规定的“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的原则,而是一些更为基本的政治体制原则。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便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侦查中心主义”的道路,公检法三机关也形成了“流水作业式”的纵向诉讼构造。{3}法院作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样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责任的“政法机关”之一,总是倾向于配合检警机构一起追诉犯罪,而不是超然无偏地居中裁判,更不太可能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而积极主动地制裁控诉方的违法行为。
  此外,根据自然正义原则,法官应该与案件利益无涉,其使命是“裁断而不是发现”——这是由司法权的性质所决定的。[4]而在我国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官是以发现真实为宗旨的,既要判断事实,又要适用法律,对保证案件的实体正确负有首要责任,因而与诉讼结局存在着事实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这也就注定法官会“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扩张和最小化损失作为职业活动的最高目标”,“不可能保持最起码的中立性和超然性”。{2}(62)而这种宏观体制上的先天不足,不仅没有得到司法实践的适当修补,反而经微观层面的体制因素反射后不断固化和强化,几成积重难返之势。
  (二)微观层面:“错案追究”之错
  无可否认,我国公检法机关长期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它虽可促使司法人员为了追求实体真实而不惜牺牲正当程序,却还不至于挑动司法人员为此而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而近年来在司法机关普遍推行的“错案追究制”,将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职业前途、经济利益和个人荣辱与侦查破案、公诉成功和审判不出错案相挂钩,从而把案件的实体正确性强调到极致,而诉讼过程的合法性更受忽视甚至被肆意破坏。这样一套“重实体、轻程序”的奖惩机制,{2}(41)最显著的实践效果不是提高了办案的正确率,而是构成了“按程序办事”的反激励机制。就法官而言,为了免受“错案追究”,就会尽可能地通过多向庭长、院长请示报告或借助于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决定来规避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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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9.

{2}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71.

{3}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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