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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几个问题
【作者】 曲新久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副厅长}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建筑工程;行为方式;缺陷产品;过失责任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6)-2(上)-0009-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9
【摘要】 建筑工程不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构成要素中的“产品”;“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是生产、销售行为方式的概括性规定,反映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本质特征,而法定的其他三种行为方式,即“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是事实表现;“以次充好”必须结合规范性质量认证标准进行认定,而不能仅仅根据“事实”特征进行判断,以猪肉、鸡肉等冒充牛肉的,除了冒充高等级规格牛肉等情形之外,原则上并不构成犯罪;经营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的肉类及其制品的,不能直接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缺陷产品过失责任是致人死亡、致人重伤过失责任的一种,应当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论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量刑是不妥当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786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与同一节中的其他犯罪形成了普通法条与特别法条之关系,因此,正确理解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仅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需要,而且是指导和统一司法实践所必须。对此,笔者重点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分歧意见较大的几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深化类罪、个罪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建筑工程是否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构成要素中的“产品”
  “建筑工程不适用产品质量法,并不是说也不适用于其他专门的产品质量法,因而,不符合建筑工程国家建设质量标准的,也属于伪劣产品。”[1]因为“产品”的一般语言学意义可以是指向任何产品,所以,司法实务中也有观点主张,“产品”通常是以动产形式出现的商品,从一般语义分析,房屋等建筑工程也属于产品,以文义解释方法来判断,房屋等建筑应包含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所规定的“产品”范围之内。[2]也就是说,将伪劣建筑工程认定为伪劣产品,符合体系性解释的要求。[3]应当承认,因为不能够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字面规定看出产品“不包括建筑工程”的意思,所以,主张本罪构成要件之“产品”包括任何产品的观点并非错误。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来说,“产品”可以限制解释为产品质量法意义上的产品,不包括建筑工程、军工产品以及非物质性的无形产品,如劳务、服务以及信息化产品如技术成果等,较为妥当。
  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了产品质量法,同年7月2日颁布实施了《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作为一小类犯罪加以规定(之前可以以投机倒把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决定》与产品质量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刑法理论通说遂以产品质量法为《决定》的前置性法律,“产品”限于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范围。这本身是在法律体系范围内进行解释,因而是符合体系解释要求的。体系解释是在法律体系范围内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在刑法体系范围内的解释。此外,因为1997年刑法将《决定》的内容吸收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所以,基于历史解释的考虑,将“产品”限制解释为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产品”是妥当的。在这里,之所以采取历史解释的方法,将“产品”限制解释为产品质量法意义上的专业概念,而没有完全从文义解释的角度采用“产品”的普通含义,也是考虑到1979年刑法与1997年刑法实质上是“一部”刑法典,而不是新、旧两部刑法典。
  实际上,建筑工程质量有相对更为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包括规划、设计、施工、监理、政府直接监管等许多方面,涉及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政府主管机关,而不是单纯的生产者、销售者,建筑工程当然可以一般性地称之为“产品”,但这种“产品”可不是简单的日常用语意义上“生产、销售”的对象,而是复杂的“建筑”过程,其规划、设计、施工、监理、交工、验收等诸多环节具有显著不同于普通产品之“生产、销售”的特殊属性。由于建筑工程个性化强,建筑质量多以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合同约定的方式确定,即使是建筑质量不高,一般也不会与国家强制性质量标准不符,所以,难以归入“不合格”产品的范围。实践中,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政府主管机关相互勾结故意建设、销售威胁公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建筑工程的案件极难发生。假设真的发生此类案件,即有关单位和机关相互勾结基于杀人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建设杀人、危害公共安全的“建筑”,应当以故意杀人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有关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应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论处。政府主管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之四种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四种行为方式,即“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2001年4月10日,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四种行为方式作出了进一步具体描述,但是,这四种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怎样,则是一个未尽的问题,刑法理论上完全没有讨论,从而造成司法实务中出现认定错误。
  笔者认为,“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是前三种行为方式的“法律”特征,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三种行为方式则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事实”意义上的表现形式。具体来说,“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三种行为方式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主要行为方式的列举,而“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则是概括性规定,反映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本质特征。所以,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与“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之间的连词“或者”可以置换为“等”字。更进一步地讲,“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主要是通过“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方式实现,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产品必须具备“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本质特征;“以假充真”的产品,则主要是不“具备产品应当具有的使用性能”的假产品;而以次充好,也必须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标准要求进行判断。例如,以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冒充未被淘汰的产品,以未达到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冒充达到了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可以表现为“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三种行为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或者多种。再如,以低档品牌的产品冒充高档品牌的产品,以低档品牌的白酒冒充高档品牌的白酒,在“事实”意义上属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但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要求。在这里,只有产品质量没有达到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产品标注的国家、地方、行业、企业标准的,才属于“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当然,合格与否的区分要有具体的标准,没有质量标准的,无所谓“合格”与“不合格”。例如,以新勾兑的白酒冒充10年、20年、30年、甚至于50年的“年份酒”,由于“年份酒”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没有行业标准,而企业也不进行标准认证、备案,所以,难以认定为“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也不能简单认定为“以次充好”。更直接地说,这是因为“年份酒”根本没有“法定”性、规范性的质量标准可言。没有质量标准,合格与不合格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一瓶“年份酒”中平均哪怕只有一滴“够年份”的酒液、原浆(实际上司法鉴定还是问题),制造、销售白酒的单位和个人也会“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的白酒是“年份酒”,政府执法机关认定此类“年份酒”是商业欺诈和不正当竞争都存在着重重困难。
  再以牛肉、鸡肉混合肉冒充牛肉(馅)而加以销售的案件为例,因为牛肉、鸡肉均属于食品,只要是这些肉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就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伪劣产品”,更不属于有毒、有害食品,而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违法行为。因为食品是指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任何成品、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物又是药品的物品(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是广义上的食品,日常生活中的食物、饮料、水以及食用农畜产品等都属于刑法上的“食品”。[4]鸡肉、猪肉、牛肉都是肉,都是食品,都具有肉类食品以及食品的“使用性能”,都是“合格”的食品,“以鸡肉冒充牛肉”“以猪肉冒充牛肉”不成立刑法上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但是,食品不仅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所要求的“安全标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产品”,食品还必须符合产品质量法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求。换言之,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依然可能是“不合格”的产品。正是因为这一点,司法实践中,对于以猪肉冒充牛肉、将牛肉与鸡肉等混合在一起而不在产品标识中标示清楚并将其当作牛肉销售的案件,司法机关通常会认为是“以次充好”的行为而追究生产、销售者的刑事责任。这是“以次充好”吗?我们知道,鸡肉、猪肉的价格通常远低于牛肉,但是,能够以此为理由认定猪肉、鸡肉比牛肉“次”吗?对此,笔者认为,以猪肉冒充牛肉、将牛肉与鸡肉等混在一起冒充牛肉馅销售的行为,在没有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而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只有不符合等级规格质量认证标准的,才可能是不合格产品,才可能是“以次充好”。
  无论是牛肉、猪肉、鸡肉还是其他肉类,在产品质量法和刑法中本质上都属于“食品”,它们需要根据“食品安全标准”进行质量评价,而不是根据价格高低进行判断。同样的道理,评价产品的质量等级、档次只能在同一种产品中进行比较。就各种“食品”而言,牛肉有牛肉的国家等级规格标准,即《牛肉等级规格》(NY/T676-2010),猪肉有猪肉的国家等级规格标准,即《猪肉等级规格》(NY/T1759-2009),鸡肉有鸡肉的统一等级标准,即《鸡肉等级规格》(NY/T631-2002)。有等级标准的牛肉、猪肉、鸡肉等食品当然可作等级规格的区分,也就会存在是否“以次充好”的问题;而没有等级标准的,只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也就无所谓“以次充好”的问题了。换言之,就产品的质量等级而言,只能是牛肉与牛肉比,猪肉与猪肉比,鸡肉与鸡肉比。牛肉与猪肉、牛肉与鸡肉、猪肉与鸡肉之间是没有办法进行质量等级高低比较的。人们可以这样提问:你喜欢牛肉还是鸡肉?牛肉价格贵还是鸡肉价格贵?但是,“牛肉的质量等级高好还是猪肉质量等级高”这样的问题在刑法中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关公的本领大还是秦琼的武功高”的问题一样毫无意义。根据农业部2010年颁布的《牛肉等级规格》(NY/T676-2010),牛肉的等级主要由大理石纹等级和生理成熟度两个指标来评定,牛肉分为特级、优级、良好级和普通级四类品质。使用鸡肉等其他肉类与牛肉混合而成的牛肉(馅)自然不符合特级、优级、良好标准,生产者、销售者假冒是特级、优级、良好标准牛肉销售的,属于“以次充好”的行为,可以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同样的道理,以猪肉冒充牛肉(普通牛肉)销售的,虽然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标示规定,[5]但并没有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虽然属于事实意义上的“以假充真”,仍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以假充真”,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以次充好”。就产品质量而言,猪肉与普通牛肉之间没有优劣等级差异。只有以猪肉(无论等级规格的高低)冒充特级、优级、良好等级规格的牛肉加以销售的,才属于“以次充好”的行为。而“以猪肉冒充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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