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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权》
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作者】 叶亚楠【作者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分类】 公民权利【中文关键词】 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和平;人权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127
【摘要】

和平不仅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和期待,更应当是人类的权利诉求。2016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进一步确认和发展了和平权,这不仅是世界和平事业发展的一大进步,更是人权发展的重大进展。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重大的价值,是一项颇具研究价值的新议题。《和平权利宣言》的制定经历了多年的时间,草案版本也几易其稿,最终才得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顺利通过。尽管《和平权利宣言》的实现存在颇多的困难与阻碍,但其未来前景是光明的。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之下,该宣言的实现仍然有诸多路径可循。

【英文摘要】

Peace is not only a good wish and expectation of mankind,but also the claims for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Peace,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2016,further confirmed and developed the right to peace. It represent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peace but also a major progress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The Declaration is a new topic of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with significance of various aspects and important valu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has lasted several years. The draft version had been changed several times before it was finally adop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claration,it will enjoy a bright future. In the current era,there are many paths to its realiz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254    
  
  

一、和平权与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

将和平作为一项权利,并纳入人权的范围,虽然面临颇多的质疑和挑战,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和平权正在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平权得以确立和发展的趋势是明确的。联合国大会于1978年通过《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确认了每个国家和个人都享有过和平生活的权利。在1984年,联合国大会第39/11号决议通过《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至此,在联合国体系中,和平权作为一项权利正式形成。和平权利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基于此概念,世界和平由人类追求的理想变成了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平不再仅仅作为人权国际化的目的,而成了人类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8年进一步通过有关促进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决议。此后,随着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Open-ended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的正式成立,由该工作组主导的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相关草案的审议工作便随即展开。自2013年2月18日该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平权利宣言》的审议工作先后历经了四届工作组审议会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联合国第33/60号决议显示,“人权理事会在2016年7月1日第32/28号决议中通过了《和平权利宣言》,并建议大会根据2006年3月15日第60/251号决议第5(c)段通过《宣言》”。除此之外,该决议还说明“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第四届会议已经取消,预计今后不再举行任何会议”[2]。至此,经历了3年有余的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宣言》即指联合国《和平权利宣言》)审议最终画上了句号。2016年召开的第七十一届大会进一步审议了该宣言。会议资料[3]显示,《宣言》由联合国大会以130票赞成、34票反对、19票弃权正式通过。

二、《宣言》实现的阻碍因素

(一)和平权否定论

在《宣言》审议过程中,部分代表团一直对和平权持有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在历届工作组会议上的审议过程中,都有若干的代表团明确提出了对和平权的否定观点。他们认为,“国际法内并不存在单独的‘和平权’”;“和平本身并非人权,而是通过实施现有的可确认与区别的人权能够最佳地予以实现的一个目标”[4]。他们在发言中还重申,人权理事会于2012年7月5日关于第20/15号决议的投票结果并未对商讨一个和平权利的宣言取得国际共识,关于和平权是否存在还具有较大的疑问。一些发言者还提出,国际法内并没有和平权利的任何法律依据,承认和平权利是一项新的权利并不增添价值。单独的和平权利将会削弱《联合国宪章》,因为该宪章规定了使用武力的合法理由。关于和平权这一权利究竟是集体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发言者认为,“难以从目前模糊不清的和平权定义引出实质的义务,因为其既不是个人的权利或是一个集体的权利”,“和平权利不论作为一项个人的还是作为一项集体的权利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5]。部分代表团认为其不是一种集体权利,也不是一种个人的权利,这进一步否定了和平权。有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和平不是一种人权,而是全面落实所有人权的结果。

有关和平权这一项权利究竟是否现实存在、是否存在相应的法律基础,或是承认这一项权利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或意义,类似的疑问可以说贯穿着整个《宣言》的起草、审议以及到后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终正式通过这项《宣言》的始末。我们从历次人权理事会关于《宣言》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报告审议通过的表决情况中也能看出,对和平权否定和反对的声音是始终都存在的。对和平权的否定不仅影响了和平权的发展,更是《宣言》这一文件得以实现的严重阻碍。

(二)“人权膨胀论”的阻挠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权的概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扩大,“三代人权”概念的提出也证实了人权发展的这一特征。然而,时至今日,对于人权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人们尚未能达成普遍的共识。伴随着新的人权的不断出现以及世界人权条约规范系统的不断扩张,“人权”一词所涵摄的权利也在不断地增长。西方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Human Rights Inflation”[6]或“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Rights”[7]。本文将这种现象表述为“人权膨胀”。

随着《宣言》这一文件的审议和出台,当诸如和平权这样的一些权利需求被纳入“人权”的概念之下,关于“人权膨胀”的担忧便似乎愈加明显。对此,有学者认为,将类似和平权这样的权利认可为人权,而“人权”二字又并不能涵盖如此多的权利和需求,吸纳如此多的权利必然导致人权的膨胀,因为它“完全是将人权的概念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扩充,囊括了本不合适的东西”。一些学者认为,人权应当是少量而专注的。[8]在“三代人权”划分的视角下,有关“第三代人权”的争议尤为激烈。传统的人权观认为,从当前的“三代人权”的划分来看,“只有‘第一代人权’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其可被认定为是人权,而其他的后续的权利仅仅是美好的愿望”[9]。有学者指出,人权应当重质而不应重量,如此方能保证人权的“王牌”地位不坠,但如果接纳第三代人权,将会造成人权种类的扩张,会有人权通货膨胀后贬值的负面效应。[10]

和平权作为一种集体的“连带关系的权利”,其实现有赖于社会中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可以看出,以和平权为代表的“第三代人权”与前两代人权相比具有其自有的特殊性,它在主体范围上具有差异。主张“人权膨胀说”的有关学者指出,将“第三代人权”的客体给予每个人无疑是离谱的,因为它首先就是不可能的,这些权利也缺乏被人们保护的意愿[11];保护“第三代人权”在现实中对于保障公民自由权利意义甚微[12],人权所保护的权利内容已经大于其所能够保护的[13],任由人权内容不断扩张而带来的人权膨胀问题将会给人权的保护带来现实的危害。“人权膨胀论”观点的持有者倾向于将人权从货币化的角度来观察。如果把人权比作一国所发行的货币,人权的膨胀进而会呈现出通货膨胀的特征:随着人权货币的不断发行,每一张人权货币所代表的人权价值将不断贬值,进而使得各项人权被稀释以致变得无意义。基于此,主张“人权膨胀说”的学者进一步说明,“当将一切都纳入人权的范围之下,则违背这些权利的代价将变得异常低廉”[14]。来自北大法宝

我们可以看出,“人权膨胀论”认为,一方面,《宣言》所确认的和平权不能够作为人权,因为只有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才能作为“真正的人权”;另一方面,和平权作为一种集体的权利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因为人权都是指个人的权利,如此来说其作为人权的“资格”就是有所争议的。如此看来,将和平权这一类的权利纳入人权体系中,不仅其自身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且由此所带来的人权膨胀问题将使得那些“真正的人权”的保障效力弱化,危及整个人权体系。“人权膨胀论”主要是从人权发展角度上,对和平权这类相对于传统人权而言比较“新”的人权的质疑,它为《宣言》的落实带来挑战。

(三)《宣言》中和平权概念性定义的缺失

在历届工作组的会议中,有关“和平权的概念及定义”的问题总被代表团频频提及,然而在历次的《宣言》的草案中,都很难发现有明确的和平权的概念性定义。[15]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通过的《宣言》中虽然涉及诸多有关和平权的操作性定义,但和平权的概念性定义始终缺乏。和平权概念性定义的缺失不仅给工作组对《宣言》的审议通过带来困扰,更使得《宣言》的实现困难重重。由于和平权概念性定义的缺失,和平权没有得到确切和合适的界定,使得和平权这一概念显得空洞、宽泛。如此,缺乏和平权概念的界定使得《宣言》的草案在拟定及修改过程出现了大范围的内容波动和调整,也使得在审议时各代表团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同时,由于无法准确地界定和平权这一较新的概念,当各代表团对《宣言》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和审议时,便缺乏确切的依据。正如在工作组第一届会议上,部分代表团在对和平权所涉及的“义务和落实”讨论时便提出,“难以对一个未界定的法律概念规定义务,而且实施这样的义务将是不现实的”;部分代表团还指出,对于草案中部分条款的内容难以实施,主要就是因为《宣言》所采用的术语就是不清楚的;更有部分代表团认为,由于和平权概念性定义的缺失与模糊,部分条款的辩论时机根本不成熟。[16]和平权概念性定义的欠缺着实为《宣言》的审议带来诸多的障碍,并为《宣言》的顺利实现增添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四)对《宣言》制定机关适格性的质疑

从《宣言》的制定进程来看,无论是最初做了准备工作、负责拟定草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还是后来为了《宣言》的制定工作而专门成立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宣言》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框架内开展和进行的,也就是说,人权理事会总体上主导了《宣言》的制定工作。在工作组的审议过程中,部分代表团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制定和平权利宣言草案的举措分散了理事会活动的重点”[17];还有一部分代表团提出,维持和平属于安理会的职责范围,而不是人权理事会的职责范围,所以由人权理事会来主导有关和平问题的宣言并不合适;一些代表团还提出,在《宣言》正文中单独提及人权理事会这样一个具体的附属机构不合适。[18]由此可见,部分代表团对人权理事会开展《宣言》的审议和制定工作产生了质疑,认为人权理事会并不是制定《宣言》的适格机关,依据《联合国宪章》中对联合国各个职能部门的分工,有关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应由联合国安理会来处理更为合适。[19]

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导制定《宣言》工作的质疑无疑是对《宣言》制定及审议工作的一种否定。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官方网站的描述,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系统中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解决侵犯人权的状况以及对此提出建议;人权理事会负责讨论全年所有需要关注的人权问题和状况,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20]从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3月15日通过的60/251号决议中,我们也能找到对人权理事会的职能和宗旨描述,即理事会的工作应以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和非选择性以及建设性国际对话及合作等原则为指导,以期加强促进和保护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所有人权,包括发展权。[21]可以看出人权理事会的职责和功能紧密的同“人权”相结合,是促进人权发展和保护的专门机构。而反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其作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设立的六个联合国主要机关之一,主要宗旨包括四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合作解决国际问题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构成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同时,依据《联合国宪章》,只有安全理事会才有权做出会员国根据《宪章》必须执行的决定。[22]可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责中,“维护和平”“促进友好协作”以及“采取行动”等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核心任务。如此看来,对于《宣言》的制定主体的适格问题又可以归结为对“和平权”这一问题的考量,也即对和平权是否能作为一项人权的质疑。作为和平权否定论的另一表现形式,有关《宣言》的制定主体适格与否的争议为《宣言》的顺利实现带来困难。

(五)和平权可实施性的争议

和平权利的可实施性不仅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更是《宣言》的制定和审议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早在2010年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召集举办的关于各民族享有和平权利问题专家讲习班上,就专门对“促进各民族享有和平权利的措施与行动”这一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包括相关机构组织的负责人分别从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等多个方面对和平权的促进和实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23]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的主席兼报告员也指出,《宣言》虽然是一项政治宣言,但也应当存在目的在于促进实施的条文。在工作组的历次审议工作中,有关和平权的“实施”“义务”还有“落实”等词汇频频被提及。对于如何更好地实施《宣言》,落实和平权,各代表团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部分代表团在工作组会议审议过程中便提出,就《宣言》草案中对于和平权的义务和落实问题而言,区域和南南合作可以成为正确实施和平权的载体,各国个别或者是集体都应当履行保护和平权的基本义务。[24]还有代表团倡议应当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保障《宣言》能够得以实施。[25]然而,也有许多人认为,《宣言》对和平权的定性仍为宣示性权利,而不能是一项可以救济的权利[26],如此看来,和平权似乎是不能强制实施的。

在有关和平权的可实施性争议中,人们的争议又往往体现在和平权的可诉性方面。相对来说,人权体系作为弱的体系,不仅体现在人权领域的基本规则必须基于国家的同意,而且体现在人权领域并未如贸易领域那样形成多边争端解决的机制。第一代人权一般尚具有国内法上的可诉性(以及有限的国际法上的可诉性),第二代人权的可诉性就更弱一些,而包括和平权在内的第三代人权则存在着更多的困惑。[27]

《宣言》的通过势必将推动和平权的落实与保护,而人们有关和平权的可实施性的争议和质疑似乎也不会停息。有关和平权可实施性的争议和质疑不可避免地对《宣言》的实施带来负面影响。

三、《宣言》实现的路径选择

(一)人权主流化对和平权的确证

随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权问题成为各国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在人权作为联合国三大支柱之一的今天,人权主流化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28]人权主流化作为一种人权发展的趋势,意味着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价值,人权成为政府立法、决策和工作的重要视角和目标。[29]不仅如此,人权主流化作为一种人权发展的动态进程,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和充实人权的内涵。以和平权为代表的第三代人权随着人权的主流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逐渐被确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权主流化进程推动了和平权的产生和发展。“二战”之后,人权的发展迎来新的热潮。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严惩德国、日本侵略势力的暴行,1945年欧洲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并作出判决,在随后的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2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上述两个法庭的审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战犯的审判不仅宣扬了人权理念,而且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实践。同时,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作为为数不多的捍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国际司法实践,不仅谴责战争罪行,捍卫了人性尊严,更对和平权的萌发起到促进作用。而后,《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更是让人权这一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使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中,“和平”的概念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确认,和平与人权的关联得以进一步强化,和平权这一概念能够顺利得以发展。随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文件的出台,人权的保护力度不断提高,和平权的概念更是得以逐步强调。随着人权主流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平权这一权利在人权体系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和平权的概念得以不断地被明确与深化。

另一方面,人权主流化也推动包括第三代人权在内的人权体系不断发展,从而更进一步确证和平权的存在与地位。人权的主流化进程会推动人权的不断发展,使得人权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而得到不断的充实、丰富和发展,乃至不断改变着形态。和平权等第三代人权集中反映了人们的新诉求和需要。在人权主流化的背景之下,和平权等第三代人权应当被纳入人权体系中。如若仅秉持着传统的人权观念而忽略或一味地否定“第三代人权”,这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忽视,而且是对人权历史发展进程的否定。在三代人权的关系上,不存在孰优孰劣、谁优先于谁的问题。每一项人权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和保护对象,所有的人权都具有重要性。我们把三代人权看成一个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随着时代和世界潮流不断演进的、动态人权体系。越靠前的人权将越发具有基础性的和不可或缺的意义,而后续的人权将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展现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和状态。但是,这并不妨碍国家或政府在人权发展方面进行优先选择及做出战略安排[30],不必奢望总结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和保障模式,而应当鼓励处于不同人权发展阶段的国家选择不同的人权建设主题和重点。当然,随着人权主流化进程的推进,在“三代人权”的体系中,各项人权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但不能以保护“第三代人权”为名而牺牲其他的人权组成部分。各项人权之间可能出现相互矛盾,而协调这些矛盾过程的结果之一,就是不断创立越来越多的权利和法律保护。[31]可以说,在人权主流化的背景之下,第三代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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