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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权》
“预付人权观”:理论及其批判
【副标题】 兼论人权的法律关系及其制度形态【作者】 王垚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分类】 公民权利
【中文关键词】 预付人权;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权法律关系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50
【摘要】

“预付人权观”是我国学者赵汀阳提出的一个人权学说。预付人权观对天赋人权观的批判与扬弃主要围绕在四组对立的命题之中,构成了两种理论的争点。四个争点不是平行关系而是逻辑递进关系,人权关系问题的澄清是梳理争点并展开商榷的逻辑前提。人权的义务主体包括任何个人、社会组织和国家,人权法律关系亦是个人与上述主体间的关系。以此为起点,他对预付人权理论在人权制度的基本结构形态、道德价值、享有条件以及价值取向进行了讨论。预付人权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在于其对天赋人权的误读及其对社会契约论的忽视,这导致预付人权理论迷失了理论推进方向,而去试图解决许多已经被天赋人权理论解决了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于其理论旨趣的偏颇,其型构的预付人权理论并非是一个“道德的人权理论”,而只是“道德人的人权理论”。

【英文摘要】

“Credit Human Rights”is a human rights theory put forward by Chinese scholar Zhao Tingyang. The critique and sub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redit Human Rights 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human rights revolves around the four sets of opposing propositions,which constitute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The four disputes are not parallel but logically progressive.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s the logical premise of sorting out the disputes and starting a discuss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subject of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includes any individual,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tate. Human rights legal relationship is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above-mentioned subject. From this as the starting point,the basic structure and moral value of the theory of Credit Human Rights in the human rights system,there are problems in terms of condition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The theory of Credit Human Rights is problematic. It stems from its mis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human rights and neglect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which leads to the theory of Credit Human Rights. Lost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advancement,trying to solve many problems that have been solved by the theory of natural human rights;on the other hand,it is derived from the bias of its theoretical interest,and its pre-payment of human rights theory is not a“moral human rights theory”,but only“The theory of human rights of moral peopl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9244    
  
  

近年来,人权一直是世界范围内较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我国亦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宪法原则。人权的概念、获得来源,以及人权的标准与人权实践,一直是广泛争论的焦点。基于对西方天赋人权理论的批判,我国学者赵汀阳先生提出了名为“预付人权”的新型人权观,为人权理论的澄清与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来自哲学层面的智力支持。其代表性观点,主要呈现于1996年在《哲学研究》第9期上发表的《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及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上发表的《“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两篇文章之中。此外,其多部著作亦对人权问题有过专门论述。然而,预付人权理论对人权既有研究的批判存在诸多误解之处,制约了跨学科意义上的借鉴与吸收。本文试图就预付人权理论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本文共由五个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笔者试图还原赵汀阳先生预付人权观在证立与批判两方面的理论全貌;在第二部分,笔者通过搜集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梳理针对预付人权理论的相关批评文章,概括争点并确立商榷路径与原则;在第三部分,笔者将讨论一个既有相关研究中可能忽视但又重要的问题,即人权的义务主体问题与人权法律关系;在第四部分,笔者将对四个争点予以逐个阐释,以期对相关问题的澄清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第五部分是简短的结语。

一、预付人权观之理论爬梳

为了防止“击打稻草人”的谬误,曲解商榷对象的观点,笔者尽可能地还原赵汀阳先生“预付人权观”的理论全貌。笔者根据赵汀阳先生在其著作、论文当中的表述,大致将其对天赋人权观的批判与对预付人权理论的证成之发展脉络概括为如下五个阶段,现分别予以阐释。

(一)《论可能生活》中对西方人权思想的批判

赵汀阳先生对人权的反思始于1994年撰写的《论可能生活》[1]一书。在本书中,作者由对公正与人权之关系之追问展开了对西方人权思想的批判。作者认为,作为一种制度框架的西方人权理论忽视了其内在价值层面的自省,是反公正、反自由的,理想的人权制度应当考量人的道德水平。

在反公正命题论证时,作者是在较为特殊的意义上使用“人权”这一概念的。与其说是在批判人权,不如说是在批判误读人权并曲解其内涵,用以论证自己观点的人,即那些要求宽容犯下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不对其给予相应程度惩罚的“夸张的人道主义者”。“天赋人权”正是这些“滥好人”经常使用的托辞,他们宣称“每个人(那当然也就包括恶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对生命和人格的尊重和良好生活待遇”[2]。赵汀阳先生认为,这对守法者以及那些受害者的家属而言都难言公正,违反了公正的普遍有效性规则。普遍的公正不可能与普遍的人权相兼容,故而人们只能在公正的世界与人权的世界择其一生存。人权从理念到实践均体现一种反公正的价值内核。

对于人权的反自由因素,作者从关系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并认为人权在自由价值层面是不能自洽的。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两个自由存在之间的关系”,因而“蕴含着冲突的可能”[3],个体依循幸福原则所需要的自由(个体自决的自由)据此可能受到伤害,而人权作为制度恰恰就是一种处理关系的理论框架,故而人权具有反自由的内蕴。

在展开围绕人权的价值批判之后,作者又提炼了“人权病”的第三个“症结”,即“与生俱来,不可剥夺”。这种制度构造可能造成人权的平等化给予但差异化享有:“一个人的行为有可能侵犯损害另一个人的人权,其结果是,如果坚持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意味着允许损害某些人的人权”[4]。这使得恶人将比好人更能享受人权的保障,亦将使人权变成了坏人作恶的特权。一个公正、道德的价值诉求要求扭转这种病态的人权观,故而其认为,人权应当“既可以公正地给予分配也可以公正地加以取消”[5],一个人如果丧失了道德资格,就不应再有人权。

结合上述三点,作者认为,人权的概念必须被重新理解,“不能把人权看作是无条件具有的,而只能看成是一种预付的权利,即预付人权”[6],这种借来的人权,有效期限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生活当中的选择,人权带来的权益待遇需要个体的道德努力,故而是有偿的。一种理想的人权制度应当结合个体的道德评价来进行人权分配。

(二)《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从“人道主义”到“做人主义”

如果说《论可能生活》中的人权思考只不过是赵汀阳先生围绕公正的伦理学问题展开讨论的一个副产品,其于1996年在《哲学研究》第9期上发表的《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则较为系统性地利用权利话语重新强调了自己的人权立场。

引发其反思的,仍然是人权的不公正,他将侵害他人权利,并没有得到公正制裁的情况视作人权制度的“恶果”;并认为,这使得恶人在人权的角度比好人多了一种“破坏他人的人权而无损于自己的人权的权利”[7]。因而,人权是不公正,进而不道德的。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赵汀阳先生认为这与西方人权理论过低的享有门槛有关:“在西方人权理论看来,人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后来约定的或法定的,而是随生命一道给予的,是‘天赋的’,是先在的,几乎可以说是先验的。一个人可以不参加某种‘游戏’,于是他就不拥有某种权利,也就无所谓被取消某种权利。”[8]这种人权观未对人类拥有人权添加任何伦理道德要求,故而人们以这种人权观行事就有可能不符合伦理规范,人道主义某种程度上只是“为所欲为”的托辞,毫无顾忌是因为人权总能为其所行恶事“兜底”。基于此,作者认为,西方的人权观念需要合理重构,并应当以“做人主义”为其精神内核,从而填补天赋人权观念的“价值观空虚”。具言之,无论是谁,都不能只享受人权而无视做人的义务。一个人必须“做”成一个道德的人才能保有人权,否则就是自动放弃了预付给他的人权。[9]

赵汀阳先生还认为,天赋人权理论的制度框架存在严重的问题:它暗示了“有的权利可以只与他人的义务相关,比如说,一个人有权利要求得到某些自由和利益待遇,与此相关的义务只是他人不得破坏这种权利的义务——自己却好像没有为了获得权利而必须承担的相关义务”[10]。基于做人主义与道德义务,赵汀阳先生型构了其人权理论的实践框架。笔者将之概括为“义务—权利的二人双向模型”:做人的道德义务既是自身人权,尤其是那些指向他人权利的基础,也是他者人权欲求的实践归依。这不仅对自己成立,也对其他个体生效。理想的人权制度能够充分实现每个人的人权,但每个人均需承担必要的人权义务:在积极层面,要求个体通过自身行为促成他人权利的实现;在消极层面,要求个体避免对他者行使权利活动的妨碍。一种权利至少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义务和一种他人的义务,自己的义务是实现自己的权利以及获得他人对自己主张的权利之尊重的价值前提。义务和权利在逻辑上是“同时的”,但在价值上义务先于权利。[11]

(三)《“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多进路的人权论证

在提出预付人权(有偿人权)概念10多年之后,赵汀阳先生为其天赋人权观之批判与预付人权观之证成寻找到了更为丰富的论据与更为严谨的框架,并将这些“更严格和更深入的想法”体现在了《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发表的《“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一文之中。该文主要从以下角度增进了对既有理论的阐释。

一是梳理清了人权理论、制度与实践三者的殊异有别。[12]人权可以作为普遍性的话语,其价值亦可以被各国实践所彰显,但各国并无必要邯郸学步,模仿与其文化底质迥异的他者实践,这或多或少造成了人权话语的分裂。在作者看来,人权应当具有聚合效果,而其实现必须仰赖我们对理论前提的反思:在先的不一定是最优的,同样需要其与嗣后出现的理论进行比较,而后者若能修葺前者的不足并发挥前者不具备的优势,那么理论的更新将引导实践的推进,并借此改变前述互不认同的尴尬现状。质言之,特殊永远不能在与一般的比较之中获得足量的合法性[13],破除自我特殊主义,“用更好的普遍取代现有的尚待完善的普遍”才是人权政治脱敏与理论重塑的必由之路。你怀了我的猴子

二是批判了天赋人权理论框架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失真。作者认为,天赋人权因其个人主义与基督教内核而型构了一个存在问题的理论框架:天赋人权观是“一人世界”,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只有享有人权的个体与赋予人权的上帝,这无法使神性的人权概念世俗化。[14]因为一个规范意义上的人权观念起码应当是“二人世界”——只有两个以上的个体才能彼此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也才能使人权思想得以践行为一种人类的制度。由此,作者提出应当反思人权元理论的论证范式,将以个人主义为前提,并将“个体”视作存在论基本单位的主体性分析框架,转换为以承认他人在主体行为中具有重要价值为前提,并将“主体间的相互关系”视作存在论基本单位的主体间性分析框架。换言之,即完成从“个在论”到“共在论”的存在论跨越。[15]在这一点上,中西具有相似的文化理论基质予以支撑,使其能够跨越文明冲突,具备构成一种普遍理论的基本条件。

三是揭示了人权制度的价值空虚问题。这是对《论可能生活》中对人权制度进行伦理审视的延伸。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遵循了施特劳斯的思考进路[16]: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即天赋人权)来自“自然法”(natural law)的赋予,并由其赋予了“自然正当性”,然而从“依照自然法行事的正当”到“自然权利”是一次偷换性的颠覆。[17]因为前者以善为本,价值优先,而后者则以利益为本,权利优先。自然权利实际将因违背自然法而导致“自然不正当”。如果善不能优先于权利并成为权利的价值基础,权利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除此之外,作者还系统性地借用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哈贝马斯的“商谈理性”、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对“主体间视域下个体的行事逻辑”进行了推导,以证明“预付人权”更加能够有效回应人的理性诉求。可以说,该文是作者在固定了批判进路与建构内容之后,探索多角度证成其判断的一次有益尝试。

(四)《每个人的政治》:人权来自道德契约

2010年赵汀阳先生出版了政治哲学论文集《每个人的政治》,标志着预付人权理论的最终成熟。在本书中,预付人权被视为“全人类的道德契约”[18],用以“升级”天赋人权法定化仰赖的“社会契约”。事实上,这仍然没有脱离施特劳斯对现代反叛古代批评的那种进路——权利时代不再视善为权利的前提,那么权利、法律等非道德性规范框架就都有可能“不正当”。赵汀阳先生给出的破解之道,就是道德价值的重新填充,其反映在人权理论中亦是如此:“人权就是个人权利的道德理由,所以,人权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概念”[19]。可以看出,作者已经不再从国别的角度,而尝试从理论的普遍性对人权进行反思了。这一思维进路,或多或少消解了《“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一文中“利用对抗的理论进行理论对抗”的那种“既特殊又一般的自我矛盾”。在《每个人的政治》中,作者集中讨论了“如果一种人权制度是必须的,那么如何逻辑地产出这样一个理想的人权制度”的问题,作者主要从分析方法、分析单位两个方面展开推进,概括如下。

首先,在型构分析方法方面,理想的人权制度应当具有主张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与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所谓主张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意味着任何获得人权资格的人在人权制度中均得以纯化为同质的个体,享受由其带来的利益;同时意味着两主体间的关系是等值且相互的,互相负有一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谓实践意义上的有效性,则是指理想人权观念与制度应当具有不自毁性与可支付性:前者要求人权制度当中“无人因他人做与自己所为相同的事情而受损”[20],即追求利他(最低限度也要求无损于他人)前提下的利己;后者要求理论具有可实践性或曰存在论有效,“必须检查一种观念的实践策略所需要的生活存在论条件是否充足”[21]。

其次,在刻画分析单位方面,依旧沿袭前述主体际视角,认为人权来自于人与人的人际关系。作者认为,人权制度的分析单位应是“人道”中的人,即“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人际关系”[22]中的人。这就揭示了人权的契约性与互负性实质。继而,作者得出“人权正当限制说”:“人权与其说是个人自由,还不如说是人际关系对个人自由的正当限制,因为个人权利不是根据个人所求而定义的,而是根据人际相互责任而被定义的”[23]。义务是权利的实在来源与获得资格,义务的履行也使权利道德化,并使其在价值上具有善的因素。由此可以看出,赵汀阳先生在人权问题上持有一种义务先定论的观念。

(五)《第一哲学的支点》:自然权利理论的总体批判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赵汀阳先生自2010年后不再集中讨论预付人权的相关理论问题,但其对天赋人权观的批判仍没有停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体现在2013年出版的《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24]收录其中的《如果给每人一个世界》可视为对自然权利理论的总体批判。在此,笔者将其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第一,作者不承认权利对于自由的保障作用,而认为权利理论使自由受到了减损:“权利是对普遍权力的否定,也就是否定了自由最大化而后获得的有限自由”[25]。第二,作者认为霍布斯所称的自然权利就是天然的自由,是“自私合法化的最早理论”[26]。第三,作者批判霍布斯的观点缺乏道德感,因为按照其学说,为了生存的自私致使他人受损的行为仍然是“自然正当的”。第四,作者认为自然权利的要害之处在于权利不附随任何义务,并声称这是一种“权利本位”的理论。

二、对预付人权观的批判进路概览

在围绕“天赋人权”理论进行系统性批判的过程中,赵汀阳先生对人权问题的复杂性产生了深刻的认识。人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会在某些语境之中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但对于学者而言,政治问题只能理论化地破解而不能政治化地解决。他亦不回避对于上述现实的揭露与澄清,并针对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话语与霸权等问题进行了十分独到的阐释。在他看来,人权这个概念已经“过政治化”,“变成西方用来攻击其他文化体系的一个政治理由”[27];并认为,理想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应当回归理论角度,而与人权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本文亦赞同这一立场。

(一)预付人权观核心命题的提炼

赵汀阳先生预付人权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同一问题,前后行文选择的理论工具或分析框架亦可能有所区别。本文试图对其予以综述,以便下文展开讨论。在笔者看来,预付人权理论共包含如下几个重要命题,见表1。

表1赵汀阳人权相关思想概括

┌───┬───────────┬─────────────────────┐
│序号 │命题         │内容                   │
├───┴───────────┴─────────────────────┤
│天赋人权观批判                              │
├───┬───────────┬─────────────────────┤
│1   │人权无偿且不可剥夺说 │西方的人权理论普遍认为人权与生俱来且不可剥│
│   │           │夺。                   │
├───┼───────────┼─────────────────────┤
│2   │人权价值真空说    │自然权利理论颠倒了权利与善的关系,使得好人│
│   │           │与坏人同样拥有相同的人权,天赋人权观缺乏道│
│   │           │德感。                  │
├───┼───────────┼─────────────────────┤
│3   │人权框架“一人射线说”│天赋人权观将人权的来源刻画为个体与神的单线│
│   │           │、单方向(由神至人)联系。         │
├───┼───────────┼─────────────────────┤
│4   │人权“权利本位说”  │天赋人权观认为,权利优先于善或正当,且不附│
│   │           │随任何义务,权利是人权的唯一范畴。    │
└───┴───────────┴─────────────────────┘

续表

┌───┬───────────┬─────────────────────┐
│序号 │命题         │内容                   │
├───┴───────────┴─────────────────────┤
│预付人权观证成                              │
├───┬───────────┬─────────────────────┤
│5   │人权有偿且合法回收说 │人权虽然与生俱来,但实际是预支的,个体只有│
│   │           │道德化地“做成人”才能继续保有人权,否则将│
│   │           │失去人权。                │
├───┼───────────┼─────────────────────┤
│6   │人权理念价值填充说  │人权制度与理念必须具有道德含义,现行的人权│
│   │           │制度是反公正且反自由的,理想的人权制度应当│
│   │           │具有有效性、不自毁性与可支付性。     │
├───┼───────────┼─────────────────────┤
│7   │人权框架“二人双向说”│一个合格的人权理论框架应将主体间的关系视为│
│   │           │存在论基本单位,个体做人的道德义务既是自身│
│   │           │人权,尤其是那些指向他人权利的基础,也是他│
│   │           │者人权欲求的实践归依。          │
├───┼───────────┼─────────────────────┤
│8   │人权“义务本位说”  │做成人的道德义务优先于权利,义务履行先于权│
│   │           │利实享,权利—义务关系中义务是本位。   │
└───┴───────────┴─────────────────────┘

由此可以发现,八个命题分属于两个对立的观点,并在四个层面上形成争锋,见表2。

表2预付人权与天赋人权争点概览

┌────────────┬────────────┬────────────┐
│因素          │现实的人权理论(天赋人权 │理想的人权理论(预付人权 │
│理论          │观)           │观)           │
├────────────┼────────────┼────────────┤
│享有是否有条件     │无偿且不可剥夺说    │有偿且合法回收说    │
├────────────┼────────────┼────────────┤
│价值因素是否必须    │价值真空说       │价值填充说       │
├────────────┼────────────┼────────────┤
│制度运作形态      │一人射线说       │二人双向说       │
├────────────┼────────────┼────────────┤
│何者为本位       │权利本位说       │义务本位说       │
└────────────┴────────────┴────────────┘

亦可知,一种围绕预付人权理论的合理批判同样需要围绕上述命题展开。具言之,可行的商榷路径为:第一,文本作者(赵汀阳)对其批判对象的理解、概括是否恰当,即“无偿且不可剥夺说”“价值真空说”“一人射线说”与“权利本位说”是否存在基于误读、曲解而致“失真”的情况。第二,文本作者(赵汀阳)的论证结论是否存在问题,即其上述命题是否蕴含着自我解构、彼此矛盾的潜在因素。第三,文本读者(批评者)是否在忠实还原作者意图的前提下紧密围绕作者的观点展开批判,批判的路径既可以是作者误读的理论,亦可以是作者误读下的结论。第四,任何一个新的商榷者(包括笔者在内),在讨论具体命题时,都应将作者观点与读者论点汇集起来,构成推进的理论前提。在下文,笔者将用一个简短的段落概括围绕预付人权学界的讨论成果,并在下一节提出本文的观点。

(二)对预付人权观的批判进路概要

通过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围绕有偿人权或预付人权理论展开讨论的批判性文章共计8篇,见表3[28]。

表3预付人权理论批判文章概览

┌─────────┬─────────┬────┬──────────────┐
│文章题目     │刊物与出版时间  │作者  │主要批判因素或角度     │
├─────────┼─────────┼────┼──────────────┤
│《无偿人权和凡人主│《哲学研究》1997年│邱本  │无偿且不可剥夺说、一人射线说│
│义》       │第2期       │    │、价值填充说、权利本位说  │
├─────────┼─────────┼────┼──────────────┤
│《有偿人权还是无偿│《哲学研究》1997年│王海明 │无偿且不可剥夺说、有偿且合法│
│人权——与赵汀阳、│第7期       │    │回收说、价值填充说、一人射线│
│邱本二位先生商榷》│         │    │说             │
├─────────┼─────────┼────┼──────────────┤
│《为何把政治性人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朱宝信 │一人射线说、价值填充说、权利│
│伦理化——赵汀阳先│》1999年第6期   │    │本位说           │
│生〈有偿人权和做人│         │    │              │
│主义〉献疑》   │         │    │              │
├─────────┼─────────┼────┼──────────────┤
│《论坏人人权与好人│《岳麓法学评论》20│刘大生 │无偿且不可剥夺说、价值填充说│
│人权的关系——与赵│03年第2期     │    │              │
│汀阳先生商榷》  │         │    │              │
├─────────┼─────────┼────┼──────────────┤
│《何处寻找“非西方│《国家检察官学院学│黄金荣 │无偿且不可剥夺说、有偿且合法│
│的普遍人权理论”—│报》2009年第1期  │    │回收说、价值填充说     │
│—对赵汀阳先生“预│         │    │              │
│付人权论”的一点质│         │    │              │
│疑》       │         │    │              │
├─────────┼─────────┼────┼──────────────┤
│《人权不是任何一种│《浙江学刊》2012年│尚杰  │价值真空说         │
│算计意义上的权利—│第2期       │    │              │
│—驳赵汀阳先生之“│         │    │              │
│预付人权论”》  │         │    │              │
├─────────┼─────────┼────┼──────────────┤
│《认真对待社群主义│《研究生法学》2016│王凤  │无偿且不可剥夺说、价值真空说│
│式的人权论证——评│年第1期      │    │、一人射线说        │
│赵汀阳“预付人权”│         │    │              │
│论》       │         │    │              │
├─────────┼─────────┼────┼──────────────┤
│《“预付人权”理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田培沣 │有偿且合法回收说、价值填充说│
│再探讨——与赵汀阳│》2016年第5期   │    │              │
│研究员商榷》   │         │    │              │
└─────────┴─────────┴────┴──────────────┘

关于人权享有是否需要条件,商榷者大致持两个相反的理论立场:一是认为其正确地概括了天赋人权无偿且不可剥夺的特质,并认为任何人权都应当如此,人权不能不具有普遍性[29],给予后亦不得回收[30]。二是认为其错误地概括了天赋人权概念的内涵。上述作者中,其中部分观点认为,人权是无偿的,但人权同样可以因不履行义务或造成过大的损害而依法克减[31];部分观点则认为,人权是有偿的但又是不可剥夺的。

对于人权理论中价值因素的必要性问题,部分研究者认为西方人权相关制度具有内在道德或曰程序自然法,称其“缺德”属批判有误;部分学者认为人权作为法律制度无须或不能有任何道德或伦理层面的额外限制;亦有部分学者认为,人权制度应具有道德的一面,只不过不能对此进行过于严苛的要求:个人因缔结社会契约而且无损于他人实现人权履行了道德义务,从而获得人权。

针对人权制度的运作形态,有论者认为,赵汀阳先生对天赋人权的运作模型概括有误,天赋人权与预付人权在实践运作形态上没有区别,均涉及两个以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亦有学者强调,无论是对天赋人权抑或预付人权观的概括,赵汀阳先生都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即缺失政府、国家或公权力的人权制度描绘是不完整的。

有关人权在价值层面何者为本位的讨论,全部批判者均认为权利优先于善,并持有价值意义上的权利本位说。针对预付人权“人义优先”的义务本位观,上述权利本位论者的观点又可具体分为两类,一种是权利—义务意义上的权利本位,另一种则是权利—权力意义上的权利本位。

三、必要的范畴意识:什么是“人权法律关系”?

(一)人权法律关系的追问:三种来源学说

无论是赵汀阳先生对天赋人权理论的质疑,还是商榷者对预付人权的批判,均是围绕上述四个争点展开的。笔者认为,四个争点并非逻辑上的并列关系,其中人权的制度运作形态是最为基础和前提性的问题。只有厘清了人权是谁和谁的关系,才能讨论人权制度是否需要价值因素与何者需要道德化,最终才能得出人权是否与生俱来且不可剥夺的结论。人权的制度结构是预付人权与天赋人权理论争论的前提性问题,而人权法律关系问题则是“前提的前提”。

所谓人权法律关系,即是依人权法规范在调整主体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32]它直接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作为概念的人权与谁应当为个体提供人权等问题。徐显明教授曾经强调过关系性的重要价值:“人权一定是置于一种关系当中才可以获得理解”[33]。李步云教授则认为人权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人权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与道德关系,是社会生活中受以正义为核心的一套伦理观念所支持与认可的一种人的利益分配、追求与享有”[34]。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亦认为“关系”是人权论证的基本范畴。[35]人权法律关系是人权来源问题在法律层面的叙事,人们对人权来源存在不同理解,就会在人权法律关系层面产生分歧,进而型塑不同的人权框架。以人权法律关系为视角进行研究,有助于将既有以人权主体为进路的研究所遮蔽的问题意识呈现出来,亦有助于提炼一种乔尔·范伯格所青睐的“结构性的权利说明”,即“权利是针对某些可以指定的个体而提出的一项主张”[36]。在围绕预付人权的争鸣中,我们发现了三种有关人权来源的叙事。[37]

第一种人权关系的理解进路为神构论,即赵汀阳先生所概括的“人权神授”。在他看来,西方人权文化是神学文化,西方人权关系是个体与神的关系。[38]这是一种给予与享用的关系,亦是一种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单向关系。这一点因其忽略了天赋人权观的近代自然法背景而为众多学者所批判。[39]第二种人权关系的理解进路为人际论,即预付人权观的制度形态。这种人权观认为个体的人权来自他人履行义务,权利缺乏义务主体则不能实现,故每个人均需以“做人主义”为立场先行通过履行义务建立权利基础,进而才能实现自己与他人的权利,人权关系是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人权来源于复数个个体遵循道德义务行事所生成的“共在人际关系”。第三种人权关系的理解进路为公赋论,即学者朱宝信所认为的“人权是人们向政治社会要求做人的权利”[40],人权的关系绝非个体与个体的人际关系,而是个体与国家的公私关系。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赵汀阳先生认为,人权结构由二人(最少,实际更多)彼此间的权利义务组成。批判者则认为,人权结构是政治国家(人权义务承担者)与公民个体(人权享有者)的单向联系,公民个体间彼此并不负有人权义务:“人权是个人或群体与国家的关系,不是‘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人权是个人或群体为了自身利益向国家提出的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的要求,不是以契约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调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41]两种大相径庭的立场哪一种更具说服力呢?又或者上述理论均存在不足之处,因而需要重构一种人权形态的描述方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综合吸收文本、实践与逻辑三个方面的素材。

(二)从人权的定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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