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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个人本位”与“类本位”张力中的人权观
【英文标题】 The Idea of Human Rights in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vidual Orientation” and “Gattungswesen Orientation”
【作者】 齐延平【作者单位】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公民权利
【中文关键词】 个体性;类本性;个人本位;类本位;人权批判性
【英文关键词】 Individuality; Gattungswesen; Individual Orientation; Gattungswesen Orientation; Critical Spirit of Human Rights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3
【摘要】 人权的胜利与终结,已构成了现代性危机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悖论之一。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其自身内含难以克服的分裂性和局限性,其泛化与泛滥已成世界公害,其“承诺”的屡屡落空正在动摇其根基。“个人权利”对“公共善”的彻底胜利,既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奠基于“类存在”哲学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拓展人权的哲学根基和历史视野;“类本位”与“个人本位”形成的必要张力,可抑制人权的个体性极化倾向,催生新的人权观。但新人权观并不主张以“类本位”人权取代“个人本位”人权、以“集体性人权”凌驾“个体性人权”、以“社会性权利”淹没“个体性权利”,其核心意旨在于重拾人权的批判精神,寻求其进一步升华之道。
【英文摘要】 The victory and the end of human rights have constituted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paradoxes in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Human right is the result of history. It has its own internal insurmountable disruption and limitation. Its generalization and inundation have become a public hazard, and its promises have repeatedly failed to shake its foundation.“Individual Rights” won an outright victory over “Public Good”. It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modernity but the root of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Based on philosophy of “Gattungswesen Existence”,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expand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 the necessary tension between “Gattungswesen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Orientation” inhibits the individual polarization tendencies of human rights, creating new idea about human rights. But new idea about human rights does not advocate “Gattungswesen Oriented Human Rights” replacing “Individual Oriented Human Rights, “Collective Human Rights” replacing “Individual Human Rights”, “Social Rights” replacing “Individual Rights”. The core purpose is to regain the critical spirit of human rights, to seek the further sublim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437    
  
  人类历史已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社会深陷分裂困境、现代性危机日益加剧的时期。传统政治国家中心主义正在被社会子系统的功能分化所消解,西方中心观念正在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取代,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各自为政的历史正在被“世界历史”所超越。西方式自由主义思潮陷入全面衰退通道,奠基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之上的人权观念也需要反思、重构和开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于中国文化,又奠基于马克思的“类存在”哲学基础之上,为我们超越西方式自由主义,形塑新的人权哲学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视野和理论资源;在“类本位”与“个人本位”张力关系中,人权方能克服历史局限性,因应人类历史之变作出必要调整。
  一、“个人本位”人权观的历史性与局限性
  在当今学术界,人权观问题可谓是观点繁杂、门派林立;加之意识形态的对垒以及实践多样性的反馈与影响,要对其下一个定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形形色色的人权观均与工业文明相伴而生,均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却是毋庸置疑的;而凡属历史的产物,必有其历史局限性。
  (一)“个人本位”人权观的历史性
  无论意识形态上如何势不两立,也无论历史文化上有何差异,现代立宪诸国均奠基于伴随文艺复兴而形成的人文主义以及诞生于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之上。在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的反思、启蒙、淬炼下,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理念登上人类思想史舞台,既导致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权精神控制的土崩瓦解,又孕育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还催生了其后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之后的现代宪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自由、平等、民主等共同价值毫无疑问就成了新型政治形态、法治形态的基础性、构成性和支撑性要素,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成了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根基。
  从现代政治与法治的正义观层面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自由理论,也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宪治实践,均是从自由、平等、民主等共同价值出发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在逻辑起点和目标设定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由于理论范式、意识形态偏好和基于国情背景、实践需要、发展时段不同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差异。在“自由-平等”关系上,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观选择自由权优先,而社会主义人权观选择平等权优先;在“个体-集体”关系上,自由主义者选择通过个人利益最大化路径来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者主张以集体的能力建设实现对个体的权利保护;而在民主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往往选择精英代表制,而社会主义者则往往选择全民民主。而我们会发现,这两种路径在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自由发展史三阶段论中,均属于第二阶段的不同表现。
  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也就是人的自由发展史——的理解,是建立在对18世纪虚构的“抽象人”的彻底批判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的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P.6)所以根本不存在孤立的单个的人,有的只能是“历史的”、“社会的”人。据此,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体性”的形式{1}(P.52)。这三种形式分别对应人类历史的“族群本位”、“个人本位”和“类本位”发展阶段。人类历史进入族群本位阶段,人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形成了对族群的依赖、族群分治和对立;人类历史进入“个人本位”阶段,人从对族群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从“身份”人转化为“契约”人,享有了主体性和独立性,个体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场景中追求自己的利益,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但也形成了对物的依赖性;而人类历史进入“类本位”阶段,必然要超越我们当下所处的“个人本位”阶段,也就是马克思所界定的人类历史的第二阶段,因为对物的依赖性构成了人的自由的新障碍。
  人类摆脱对族群的依赖,走出“族群本位”而进入“个人本位”时代,是借助“人权”这一文明创造物完成的。“人权既是现代的创造物又是现代的创造者,是现代政治哲学与法理学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创举。”{2}(P.18)说人权是现代的创造者,是因为其是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凭借与实现手段,而人的主体性又可以说是现代区别于前现代的根本所在。“人成为世界的重心,他的自由意志成了社会组织的原则,他那无边无际、永不停歇的欲望被公众所认可。”{2}(P.18)人的主体性面前,族群意识被个体意识所超越,义务本位被权利本位所超越。哲学上的“主体性”转化进现实,既体现为公法上基于个人本位的基本权利制度的确立,又体现为私法上物权、债权、人格权乃至知识产权制度的发达。“个人本位”人权观及其保障制度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进步特别是战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贡献良多,它为现代国家、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价值基础和制度骨架,代表了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取得的思想、政治、制度成就的高度。可以说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催生了人权,又可以说是人权缔造了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
  人权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孕育形成的,属于特定的历史范畴。“人权是历史的范畴。最初,它是针对国家权力、君权、神权对个人的人身、人格、财产及其他正当利益的蔑视、侵害、践踏而提出来的。”{3}“个人本位”人权观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中获得“主体”证立,又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那里获得“内容”构成,并在近现代国家立宪过程中实现了在制度与实践上的现实化,是历史的而非超历史的,因而也必然是有其局限性的。
  (二)“个人本位”人权观的局限性
  “个人本位”人权观在实践中形成了“承诺”与“落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庸俗化与泛化泛滥已成为世界性公害,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利”对“公共善”的彻底否定,就在于其本身内含难以克服的对立分裂性。
  人权观的对立分裂性,有着自古希腊以来深厚的哲学基础、科学验证和世俗经验的支撑。西方宗教自《圣经》开篇始就是以人与上帝的对立为逻辑起点的。西方科学自古希腊始就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分之上的。西方古代的城邦生活、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制、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也培育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分和对抗意识。我们说传统人权精神是以对抗为内质、以分裂为外显特征的,其原因首先就在于“人权”是诞生于人类的对抗历史中的。一部人权史就是一部弱者与强者的斗争史,一部臣民与君主、下层民众与上层权贵、世俗与宗教斗争的历史,一部弱势民族、国家与霸权民族、国家斗争的历史。以对立为鲜明特征的思考范式、科学理念、宗教及世俗生活体验,为理性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为探索自然奥妙、揭示自然规律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进路,也为人的主体意识和现代性要素之形成提供了可能,为“个人本位”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思想前提。在个体与国家二分基础上,现代国家得以证立,现代宪治与法治理论、人权理论得以证成。因此,“人权”思想与实践是先天内含对抗与分裂基因的。当今一切人权思想与制度成就均来自于历史经验,并受制于历史必然的局限,人类在实践上不可能摆脱现实生活的限制,这是人类的宿命。
  从人权史维度看,“个人本位”阶段就是个人主体意识全面胜出和个人权利全面胜利的时代。[1]在这一历史时代,物质极大丰富,科技突飞猛进,制度文明日新月异,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人权观展现了强大的制度建设功能和历史推进能力,人们曾欣喜若狂地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自由主义制度上;20世纪末期的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就曾被自由主义者视为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胜利。但是,在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依曼努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看来,这些事件反而恰恰表明了自由主义的式微和终结,恰恰表明了人类历史已进入了后自由主义时代。华勒斯坦的视野是以作为标志年份的1789年为起点的,他对自该年份之后的200年历史进行了历史社会学勘察,认为“这一时期是自由主义这一现行世界体系的全球性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地缘文化——从胜利走向式微、从兴起走向最终消亡式微时期”{4}(P.7)。在华勒斯坦看来,自由主义者本应是以维护基本人权为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的,而200年的自由主义历史却提供了反证,基本人权的提出是服务于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事实上也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相结合,一道划定了受接纳者和遭排斥者之间的界限。”{4}(P.383)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构性缺陷必然衍生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加剧,自由主义政治机制成熟老化也必然导致其早期的“人人自由参与”承诺的落空。
  现代人权的庸俗化已经积重难返。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悖论不断加深、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尽管寻求统一性始终是思想家们矢志不渝的梦想。在所有悖论与矛盾中,人权又最具讽刺性。“人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虽无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西方新宗教。人权成为西方新宗教意味着西方现代性的完成以及随之而来的终结(完成往往意味着终结)。”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当今时代是人权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因为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替代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国际社会和各个主流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说当今时代是人权彻底失败的时代,因为在此起彼伏的种族屠杀、恐怖袭击、对政治异见者的血腥镇压、对异教信仰者的规模化清洗和规模大大小小的战争面前,人权的进步是那样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而且吊诡的是种种反人权的行为往往也是打着争取人权、保护人权的旗帜进行的。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人权观为现代政治提供了正当性,同时也成了政治庸俗化和人际分裂的工具。它既是政治家们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也是社会精英们巩固既得利益的工具,还是民粹分子围攻一切现有秩序的工具{5}。
  人权的泛化泛滥已成世界性公害。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欠发达国家,人权泛化、泛滥已成为不能承受之重。“权利表达的是人们的要求,而人的要求实在太多,世界和生活根本无法支付那么多要求被普遍化的权利,世界和生活会被太多的权利压垮。”{5}人们借助宪法法律体系,建立起了从“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到较晚近的“隐私权”、“环境权”以及新兴的“祭奠权”、“被遗忘权”、“如厕权”等等细密如网的、密不透风的权利金钟罩,但到头来很多人却发现自己还是一无所有,还是生活在重重危险之中。伴随人权的节节胜利,人际矛盾、族群及国家间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反而日趋激化。“人们对人权实践价值的普遍怀疑已经淹没了人权的精神。”{2}(P.5)
  “权利优先于善”的全面胜出是导致人权局限性的根本原因。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人权观切断了与价值论的一切联系,并奉自己为价值,自始就意味着其必然被否定。“个人本位”颠覆了族群本位,个人权利优先于诸善乃至其他自然权利论、天赋人权论诸命题,其对前在历史的批判是深刻的,但其内在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也同样是深刻的。列奥·施特劳斯深刻揭示了自由主义权利本位的问题所在,其对霍布斯、罗尔斯批判的核心要点在于,如果主张“权利优先于善”,就等于否定了诸善的优先地位,也就等于取消了所有价值,宣布了权利的无根据性或者任意根据性,这是西方走向虚无主义的根源{6}(P.22)。赵汀阳教授认为:“这个列奥·斯特劳斯问题提醒我们:当不再以诸善作为依据,就不再有任何正当性的依据了,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一向冠冕堂皇的人权根本没有价值依据。”{6}(P.22)施特劳斯检讨了古典政治哲学“善优先于权利”是如何经过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对现代性的开启而转化为“权利优先于善”这一命题的。他认为,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再到“人权”这一逻辑连环,彻底扼杀了古典的自然正义问题,实现了对现代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本位论的“无根性”和“无价值性”的证明。“施特劳斯抓住的正是这个自由主义与后现代共同的东西,即康德意义上的这个自主自足的‘自由’。在他看来,这个‘自由’正是‘虚无主义’(Nihilism)的问题。因为这个自主自足的自由实际先把人连根翻起,置于‘虚无’之中,然后试图在虚无中再建家园。”{6}(P.56)在这样的家园中,我们必然会陷入伦理不能的境地。
  世界诸事物并非是非黑即白、好坏截然对立的。“我们在反观过去时就会看到,思想在某个方向上所取得的每一进步,都是以在别的方向上的退步为代价的。”{7}(P.22)“个人本位”超越族群本位、权利优先于诸善、个人完成自身的主体性建构,却是以对“公共善”和“正当性”的无视为代价,这是一种阶段性的、选择性的无视。“个人本位”人权观行进至今,已面临全方位挑战。
  二、“个人本位”人权观面临全方位挑战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成熟必然意味着走向自我否定。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人权观已经成为人的自由向更高形态迈进的束缚。伴随人类文明大变革大调整的加深,伴随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进入“世界历史”之进程的加速,“现代性”赖以展开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已经产生基础性动摇,建基于其上的“个人本位”人权观内在的分裂与对立日益加剧,其历史局限性也必然愈加显现,遭遇全方位的挑战就是必然的。
  “个人本位”人权观陷入困境的历史原因在于人类文明的质变。这一质变在国内层面的具体表现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赖以建构、赖以演化的以个人本位、利益对立、个体性与社会性二分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时代的文明正在向以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平衡、各利益群体和谐共处、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新文明时代过渡。这一质变在全球视野中的具体表现是,“民族国家”历史正进入被“世界历史”所取代的时代。传统意义的“世界历史”本质上属于国别史的简单拼接,而新展开的“世界历史”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上的、真正一体化的历史。在此历史中,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历史仍会存在,但它们仅将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存在。
  伴随全球化浪潮,人类文明多元时代进深发展,文化多样性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已经四面楚歌,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观面临双重挑战。挑战一方面来自于外部,亨廷顿教授预言的宗教与文明的冲突日益加剧,伊斯兰教、佛教文明圈价值观构成了对基督教文明圈的强烈冲击与对抗。为回应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西方学术界一直力图在理论上作出某些调适,以实现西方现代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人权理论的普世化、普遍化,层出不穷的后现代理论就是此种努力的表现。“但西方人权承载着太多的西方文化偏好”{5},难以实现超文化、超历史的普遍化。挑战另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内部的价值分裂,自由主义曾经是西方意识赖以凝聚的核心价值,但面对当下经济萎靡不振、族群种族冲突此起彼伏、民族分离主义甚嚣尘上,面对右翼势力抬头、非法移民失控等问题的层出不穷,西方自由主义者曾断言——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终结了历史——的论断就不攻自破了。西方社会面临的愈发严重的内外困境要求人们彻底反思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自由主义人权观。
  西方人权观面临着因其文化独尊立场而导致的特殊挑战,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权观,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人权观,还同时面临着由当下政治、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共同挑战。无论“个人本位”人权观差异有多大,它们都是以现代宪治理论为支撑的。从卢曼的系统论视角看,现代宪治以“结构耦合”方式链接政治与法律,法律为政治决断提供“合法性”,政治决断为法律提供“强制力”支撑;宪法构造并维护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权力与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证成;宪法凝聚全社会“共识”,确认“差异”,巩固现代社会“功能分化”{8}。但在托依布纳看来,卢曼式的“自创生”社会系统理论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因为经济、科学、传媒、医疗等社会系统由于封闭的“自创生”运作而倾向于不断扩张自身固有的系统理性;伴随“社会宪法”实践的展开,政治国家中心主义、自由主义宪治模式出现衰微;又因为社会子系统具有“关门”效应,导致千千万万的人被阻挡在基本权利之外;而在全球层面,国际机构、超国家组织系统已完成了一体化并具有极强的扩张倾向,经济、科学、医疗、互联网的负外部性问题日益突出{9}。托依布纳观察到的方方面面的社会功能分化日渐加剧,对传统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造成重大冲击,以之为政治前提和宪治支撑的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体系也越来越不牢靠了。
  在传统宪治中,国家掌握政治权力,垄断金融、货币等经济领域核心规则与政策的制定权以及科技、教育、环境、医疗、体育等领域基本规则的创制权,公民只有主体自由、主体自治和权利盾牌,以防范、抵御强大国家公权力的侵害,保障基本人权与尊严。但随着社会功能分化加剧,公共权力正在由国家垄断形态向分散化、社会化、私人化形态加速演化,私人集体行动者不仅在日益紧密地参与公共权力的创制、运作,还在传统权力之外依靠自身优势与资源创建自己独享的垄断性权力结构与运行体制。曾经是权利保障重要依靠的介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组织,正在由公民权利之友向其对立面——也就是大规模公共权力的拥有者身份——转化。在国际机构和超国家组织面前,能否主张基本权利?国内日益“利维坦”化的私人集体行动者,是基本权利的享有者还是防范对象?人权保护主要依靠主观请求权的传统宪治路径是否还能应付自如?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刺激了政治国家中心主义的衰微,加剧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物联网突飞猛进发展,其加速了“西方中心-他者附属”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历史性调整进程,其在加深全球化的同时也在撕裂全球化,在磨平已有差距与不公平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差距和不公平。它们正在缔造基于技术的全新的权利、权力形态和结构。大数据公司、超级技术平台正在成为新的权利(亦是权力)巨头。比如,“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建立的纯粹私人社团——互联网规制机构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时光荏苒,如今的ICANN已经发展出了功能代表制和地域代表制、各种分权形式以及针对域名分配问题的有效的‘司法权’。”{9}(P.65)ICANN还建立了包括言论自由标准在内的基本权利标准体系。各种新兴技术把人类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复杂高度,现代文明赖以建构的整齐划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网络已分崩离析,智能利维坦的出现、形成及其衍生的法律、伦理、基本人权问题,向“个人本位”人权观发起全方位挑战。适应工业文明时代相对简单关系的人权观已无法应对工业文明、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文明叠加时代的复杂性。
  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继续推行西方文化优越论,人类文明不可能走出当下困境、实现永续发展。如果继续奉西方式自由民主模式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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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张文显:“论人权的主体与主体的人权”,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
  {4}[美]依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张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5}赵汀阳:“‘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6}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8}陆宇峰:“‘自创生’系统论宪法学的新进展”,载《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
  {9}[德]贡塔·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10}高清海:“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1}李义天、曲伟杰:“共同体的思想谱系与马克思的现实立场”,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总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3}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5}李步云:“论人权的本原”,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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