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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家庭监护功能缺位的实践表征及其治理路径
【副标题】 以308名涉罪未成年人为样本的分析
【英文标题】 The Practice Manifest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Absence of Family Guardianship and its Governance Path
【英文副标题】 nalysis on 308 Samples of Juveniles involved in Crimes
【作者】 王贞会【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中文关键词】 家庭监护;涉罪未成年人;社会监护;国家监护
【英文关键词】 Family Guardianship; Function; Juveniles involved in crimes; Social Guardianship; National Guardianship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181
【摘要】 有效的家庭监护,科学的家庭教育,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实现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目标等具有积极意义。对涉罪未成年人而言,家庭监护功能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监护和司法程序内的特别保护两个方面。前者着眼于犯罪前预防,后者侧重于犯罪后保护。调查发现,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存在监护功能缺位与实现障碍问题。应当建立健全涉罪未成年人综合监护体系,突出家庭监护的主体责任,发挥社会监护的补充责任,落实国家监护的兜底责任。
【英文摘要】 Effctive family monitoring and scientific family education ar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al rights of minors, the optim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treatmen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of educational correction and reback to society. For juveniles involved in crimes, the function of home guardianship includes general custody in daily life and special protection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The former focuses on pre-crime prevention, the latter focuses on post-crime protection. The survey found that most of the juvenile suspects and defendants’ families ha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guardianship and implementation obstacles.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comprehensive guardianship system for minors involved in crimes, highlight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y guardianship,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plementary responsibilities of social guardianship, and implement the fallback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guardianship.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446    
  
  家庭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权益保护的基础单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和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传统上家庭的结构、形式、功能等发生较大变化,家庭关系松散、功能弱化、成员间的支持减弱,[1]家庭离心化现象凸现。在亲子方面,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沟通不畅,情感供给不足,家庭监护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监护的实质化,未成年子女往往陷入一种事实上的无监护状态。有研究指出,亲子关系疏远、家庭监护缺失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密切联系,相当比例的涉罪未成年人存在监管困境,父母未能实际履行监护责任。[2]监护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民法总则第2章第2节用一整节规定了监护制度,其在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对于涉罪未成年人来说,家庭监护的重要意义并不限于民事法律关系层面的“父母对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日常监护义务,还包括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职责。日常监护着眼于未成年人犯罪前的预防,特别保护则侧重于未成年人犯罪后的保护。根据对308名涉罪未成年人的问卷调查发现,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监护,还是刑事司法程序内的特殊保护,家庭监护功能均存在相当程度的弱化乃至缺位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权利保护、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家庭日常监护功能缺位之考察
  日常监护是家庭监护功能的重要方面,主要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承担的生活照料和关护教育义务。民法总则第26条第1款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是父母承担日常监护职责的基本内容。调查发现,父母对其所负的日常监护职责存在抽象化和片面化理解,往往将照料子女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起居方面的抚养性义务等同于日常监护,认为“养孩子”、“供吃供喝”就是尽了家长的监护职责。实际上,生活起居照料只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所负日常监护职责的一个方面,亲子陪伴、情感交流、家庭教育、行为管束等,均为评价家庭日常监护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对308名涉罪未成年人的问卷调查显示,父母在这些具体评价指标上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对未成年子女的日常监护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讲不仅没有起到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护层”、“隔离器”作用,甚至有的父母因监护观念或监护方法上的严重问题而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催化剂”、“加速器”。
  1.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照料义务存有疏漏
  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起居方面的关心照料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承担日常监护责任的基础性内容。调查发现,不管未成年子女是否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总体上能够较好地照料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起居,但仍有16.56%(51/308)的调查对象表示当其生病或者受伤时得不到父母实际照顾,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父母在照料未成年子女的日常生活起居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疏漏,落实不够到位。
  2.亲子陪伴流于形式,陪伴质量不高
  普遍认为,父母的陪伴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性格养成、心智完善和健康成长非常重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父母或未成年人离家外出打工的现象越来越多,留守未成年人或流动未成年人问题愈益突出。他们长期处于与父母分开生活的状态,客观上无法得到父母陪伴。根据调查,在308名涉罪未成年人中,有105人在犯罪前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有147人,与父母一方共同生活的有38人,18人未作回答。除去父母因客观原因而无法长期陪伴未成年子女的情况,即使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亲子陪伴往往也表现出形式大于实质的特点,陪伴质量不高。一项针对不同城市家有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2000户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亲子陪伴已经成为现代家庭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越是重视亲子陪伴的家庭,反而在结果上越缺乏陪伴时间;父母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却在陪伴中忽视质量、流于形式,陪伴方式较为单一;父母角色在亲子陪伴中的作用不同,父亲陪伴在时间和质量上都低于母亲陪伴;重视为孩子准备房产、保险等“物质陪伴”。[3]
  3.情感表达和交流不畅,缺少有效沟通
  真实、充分的情感表达与情感交流是维系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亲情关系、保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但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都存在情感表达和交流方面的障碍,严重影响了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亲情关系。父母往往关心对未成年子女的物质供给与生活满足,却忽视了与未成年子女的情感沟通。父母不善于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和展示对未成年子女的爱,子女在遇到困难和心事时也不愿意向父母袒露心声。根据308名涉罪未成年人的调查反馈,超过1/3(34.09%,105/308)的调查对象认为其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太好或者很差;当问及在遇到心事时是否会主动向父母进行倾诉和听取父母意见时,占到71.75%(221/308)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会或者仅在个别时候会向父母倾诉心事和听取父母意见,其中表示完全不会向父母倾诉心事的占到全部308名涉罪未成年人的40.58%(125/308)。
  4.家庭教育观念不科学,方法不恰当
  父母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事方式等各个方面的表现都会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和示范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家庭教育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个家庭里,父母怎么教育子女,教育哪些内容,是这个家庭自身的事情,与其他家庭、其他人没有关系,外界似乎也无意过问被视为家庭内部事务的子女教育问题。一旦未成年人出现严重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他们的父母首先会将原因归结为未成年人本人或者外部环境等因素,而较少从其监护职责和家庭教育是否科学的角度进行自我反思,有的父母虽然认识到其教育子女的观念和方法不科学、不恰当,但较少主动寻求家庭教育方面的培训与帮助{1}。父母对其承担的教育责任的内涵认识不清甚至存在偏差,教育理念不科学,方法单一陈旧,导致家庭教育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对未成年子女的认知启蒙和价值引导功能。
  5.行为管束方式单一、效果不佳
  父母在必要时对未成年子女的失范行为进行一定管束,这被认为是父母亲权实现和落实监护职责的一种具体权能。但是,管束过于严苛,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未成年子女的内心抵触与行为反抗,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反过来,采取一种放纵而不加约束的方式,又可能会强化未成年子女的偏执性格和失范行为。因此,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加以管束是必要的,但应当适度,既不可超出教育保护之范围而滥用管束措施,也不可怠于行使管束权而疏忽对未成年子女的关护。应当以教育性管束为主,以惩罚性管束为辅。对308名涉罪未成年人的调查发现,有一半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行为管束分布在两极状态,要么施以严厉管束(38.96%,120/308),要么完全放任不管(11.04%,34/308),有44.48%(137/308)的调查对象表示父母会对其进行适当的行为管束。此外,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行为管束并未取得预期效果。308名调查对象大部分表示父母管束手段单一、生硬、粗暴,不愿意听从和接受父母的强制管束,甚至有的调查对象采取离家出走的方式以逃避和对抗父母的管束。
  关于父母可以采取哪种管束方式,有学者指出父母可以采取训诫、体罚、禁闭或者减食等适宜的手段,但必须按照家庭环境、子女性别、年龄、健康、性格以及过失的轻重确定{2}(P.233)。客观而言,体罚、禁闭、减食等行为管束措施带有明显的惩罚性,如果使用不当,会给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因而应当严格限制对未成年子女使用惩罚性管束措施,并且要严格控制管束措施的惩罚性程度,不能侵害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调查发现,尽管大多数调查对象的父母并没有实施过严重打骂子女的行为,但仍有将近三成(29.22%,90/308)的调查对象表示父母经常或者有时会对其施以严重打骂8.44%(26/308)的调查对象承认曾经被父母采取冻、饿等比较严重的惩罚性管束措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能构成虐待未成年子女的违法行为,故而不得采取冻、饿等此类方法对未成年人进行管束。
  二、家庭特别保护功能缺位之表现
  对于涉罪未成年人来说,因其认知能力有限和身心发育上的特殊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第5编特别程序中设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明确要求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优先保护和全面保护。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等法定代理人有权依法参与刑事诉讼并承担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特别保护的责任,例如,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到场,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严加管教和配合监督考察等,都是家庭对涉罪未成年人承担的特别保护义务,也是家庭监护功能发挥的当然内容。调查显示,父母等法定代理人在履行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义务方面同样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
  1.讯问和审判时到场的落实情况不甚理想
  办案机关在讯问和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这是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的明文规定。对于这一规定,如果从办案机关负有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的义务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到场可以视为法定代理人享有的一项权利;但是,如果从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职责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到场则应当是法定代理人应尽的一项法定义务,是家庭监护功能的一种实现方式。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就是说,法定代理人不仅可以本人名义行使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还可以涉罪未成年人的名义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如申请回避、委托辩护人或申请法律援助、申请变更或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进行补充陈述等权利,从而更好地保障涉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
  调查发现,讯问和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法定代理人到场这一特殊保护功能在司法实践中落实的情况并不理想,有将37.3%(115/308)的调查对象表示在接受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其法定代理人并没有到场。即使是法定代理人到场的案件,法定代理人也不是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每一次讯问和审判时都能到场。尤其是非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讯问和审判时法定代理人到场的情况更少。[4]关于法定代理人为何没有到场,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调查发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办案机关联系不上法定代理人;二是法定代理人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放弃到场;三是法定代理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放弃到场。此外,也有法定代理人不愿到场、法定代理人的人身自由受限等其他原因。但是,不管法定代理人出于何种原因而未能到场,客观上都是未尽家庭监护功能的表现。
  2.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的管教不严、配合监督考察不力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2条的规定,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管教,并配合检察机关做好监督考察工作。这一规定,一方面要求监护人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严加管教,以落实其日常监护责任,另一方面也明确监护人负有协助检察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考察,保证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在监督考察期间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检察机关要求的特别义务。但是,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监护人都没有达到家庭监护第一责任人的标准。有的监护人身在偏远地区,家庭贫困,负担不起交通费用,缺少实际管教条件;有的监护人直接表示“孩子管不了,检察院看着办”,拒绝配合检察机关的监督考察工作;有的监护人过于溺爱,纵容甚至包庇未成年人的违规行为,无从落实监督考察,效果大打折扣;有的监护人采取“高压政策”,切断未成年人的一切外界交往,容易产生新的家庭矛盾和激化家庭冲突升级{3}。
  3.家庭监护的替代方案和支持机制不够健全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和文件规定了家庭监护的替代方案和支持机制,以弥补家庭监护功能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作用。
  一方面,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和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以此作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时履行监护职责的替代方案,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可以对办案人员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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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王贞会、范琳:“涉罪未成年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构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3期。
  {2}朱晓娟、戴志强:《人身权法:原理·规则·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何挺、李珞珈:“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的主体:基于参与观察的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4}周振想:《青少年犯罪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5}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罪错未成年人再犯现象透视”,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1期。
  {6}但淑华、高晶:“未成年人监护的实证考察与制度反思”,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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