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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之诉的模式选择
【英文标题】 Mode Selection of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s Litig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作者】 桂梦美【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副教授}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模式选择;中间裁定;程序正义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Procedure;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s; Mode Selection; Interlocutory Adjudication; Procedural Justice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77
【摘要】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承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目的,宣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和谐统一之价值。作为诉讼公正的入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管辖制度利益的错误分配,应当依法享有最基本的救济性权利。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向办案机关提起管辖权异议之事实与“口头决定”、“判决理由”、“中间裁定”等三种对待模式,但因我国立法对刑事诉讼管辖异议的条文处于空白状态,进而发生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基本诉求与权利救济未能获得尊重。诉讼理论基本内涵与程序正义的分配,使得诉权导入刑事诉讼管辖异议制度有其正当性和现实性。新时期我国刑事诉讼法需要构建管辖异议之诉,选择“中间裁定”模式,回归管辖纠纷程序性救济功能,实现管辖利益程序性保护的诉讼价值。
【英文摘要】 Criminal procedure jurisdiction system has the purpose of punish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demonstrating the harmonious unity value of process fairness and entity fairness. As an entrance to justice, defendant shall, according to law, enjoy the most basic relief rights when the interests of the jurisdictional system are misallocated. In practice, there are three modes(oral decision, reasons for judgment, interlocutory adjudication)of dealing with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s brought by the parties to the case-handling authorities, bu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our country does not stipulate the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 system. The basic claims and remedies of the parties 'right to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 can not be respecte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litigation theo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mak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ight of appeal into the objection system of criminal procedure jurisdiction justified. In the new era,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our country needs to stipulate the appeal of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 We should choose the interlocutory adjudication mode and return to the procedural adjudication of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so as to realize the litigation function of the procedural judgment of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443    
  一、引言
  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未规定管辖异议制度,但是最高法司法解释中明确法官在召开庭前会议时可以就管辖异议问题向控辩双方进行情况了解和意见听取。最高法解释庭前会议可以了解管辖争议,相较于管辖异议制度的立法缺陷无疑具有进步意义。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监察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职务犯罪调查管辖制度,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属地管辖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分级分工负责。2018年5月,全国人大正式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亦对人民检察院管辖权限作了修改。现实中管辖错误问题层出不穷,进而导致管辖异议之诉最为普遍。结合审判中心主义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再次引发原已割裂的管辖制度与诉权内在联系的重新研究,警示现有管辖制度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以及人权完善功能不足和管辖制度缺乏诉权所蕴涵的以人为本的精神。
  我国刑事诉讼管辖异议包含两类,即职能管辖异议和审判管辖异议。当事人管辖异议权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已经依法享有,并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亦有明确规定。[1]管辖异议,即权利主体对办案机关有无管辖权而提出的不同意见。按照诉讼原理,管辖异议是指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并请求其依法裁决有无管辖权的一种主张,属于一种程序性救济措施。刑事诉讼管辖异议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办案机关违反受理刑事案件的管辖规定,向有关办案机关提出申请,请求其作出将案件进行移送从而使有管辖权的办案机关行使管辖权。然而管辖权异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处于缺失状态,实践中法院在管辖权异议问题上的处理大体出现了三种对待模式并存的样态:一是“口头决定”模式,即在庭前会议中进行口头处理,而并不制作任何法律文书;二是“判决理由”模式,即将针对管辖权异议问题所作的裁判结论作为“判决理由”,与最终的实体判决结果一起,出现在裁判文书中;三是“中间裁定”模式,即针对被告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以裁定形式制作单独的裁判文书,并按照民事管辖异议制度允许当事人对一审裁定提出上诉。
  结合诉权理论及内涵,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管辖异议之诉制度。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和管辖异议权二者概念有很大的差别:异议权是一种权利,属于不可缺少的救济性权利,是刑事诉讼管辖权益制度的核心内容。法律权利伴随利益而生,当事人只有通过行使权力才能够享有法律制度的权利来获得自己的合法利益{1}。因此,管辖异议权之利益,该当通过应然的法律本体制度或诉权来实现。所以,描述刑事诉讼管辖异议之诉的实践模式并对其展开理论评析,发现最佳模式的理论性、时代性和针对性,坚持问题导向,以期对刑事诉讼管辖异议之诉的立法设计和构建传递正向作用,进而生成管辖异议之诉制度以及管辖规则客观公正运行。
  二、行政职权性:“口头决定”模式
  (一)判决范式:苏某某受贿案[2]
  被告人苏某某在担任南宁市X区A局和C局局长期间,利用手中职权受贿并被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12年徒刑。苏某某的辩护人在上诉中提出辩护意见,称本案中南宁市X区检察院不具备侦查权和公诉权,X区法院对本案也不具备管辖权。二审裁判文书显示,法院对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采取了“口头决定”的处理方式:“关于管辖权异议问题,一审法院在庭前会议及开庭审理过程中已经进行调查,对辩护人提出的异议已进行解释或处理,在二审阶段不再赘述。”
  职务犯罪案件起诉、审判管辖,其指定管辖问题是管辖理论中的热点问题。职务犯罪被告人曾位高权重,与其工作地司法部门存在一定程度联系,可能导致当地法院无法进行公正审判。任何一项诉讼权利,只有经过激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利益{2}。本案中被告人苏某某的辩护人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但法院所作裁判文书却并未对其进行任何回应,只用一句话提及“一审法院在庭前会议及开庭审理过程中已经进行调查,对辩护人提出的异议已进行解释或处理”。可见,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仅仅采用了“口头解释”的方式,至于“口头解释”的内容,则没有进行任何书面记载。事实上,从文字表述来看,该裁判文书表明法院采取了此种口头处理方式。由于现行司法解释要求就管辖权异议问题可以在庭前会议上“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未明确应当作出何种形式的结论,所以法院一般会采取当庭口头处理方式,不会在判决书中出现任何记录,也不会对此作出专门的裁判文书。这是对管辖权异议问题单方、行政职权式的处理态度,被称之为“口头决定”模式。
  (二)“口头决定”模式的弊端
  “口头决定”模式具有效率高、速度快,不至于造成诉讼拖延,但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管辖权异议问题的处理方式。
  1.裁判结论羁束力的枯竭。诉讼法理论及实践将法院裁判分为判决、裁定、决定三种类型,分别具有不同的效力。[3]判决的效力最为全面,包括形式和实质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以及事实效力等。裁定具有哪些效力在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但通说认为裁定具有羁束力或称形式既判力[4],包括对作出裁定法院的自我羁束力以及对作出裁定以外法院的对外羁束力。对比之下,决定“所适用的事项与诉讼程序的进度有关但不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变化,主要作用是用来处理诉讼过程中出现的阻力和消除诉讼阻却”{3},是法院行使诉讼指挥权的体现。因此决定在各种裁判形式中最具灵活性和职权性的特点,无论以书面或口头方式作出的决定,均不具有上述判决和裁定的各种效力。适用“决定”而且是无任何文字记录的“口头决定”作为回应管辖权异议处理方式,就意味着所作出的裁判结论不会对法院产生任何约束力,其裁决内容也不具有确定性。
  2.诉权救济途径的不足。正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一项没有救济的权利或许根本不能称其为权利。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法律原则可能更多针对的是实体权利。由于诉讼权利的保护还需要考虑到与诉讼效率相平衡的问题,其救济途径的设置也应遵循比例原则和效益原则,并非所有的诉讼权利都一定需要规范化的救济途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已确立管辖权异议两审终审的民事诉讼中,反而有学者主张“救济过度”,呼吁取消当事人就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权{4}。因此,在以有无救济途径作为评判标准之前,有必要先讨论刑事诉讼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诉讼权利是否应当设置救济途径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第一,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理论基础与民事诉讼存在较大差别。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管辖利益更多是一种方便诉讼的利益,管辖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院系统内部分工的问题。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我国“侦查(调查)中心主义”的语境之下,法院势必会受到来自纵向诉讼构造的影响,天然地倒向控诉方。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应然上是与程序正义和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当事人申请管辖异议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并赋予其相应的救济途径。[5]第二,与法院对侦查(调查)机关、公诉机关执法行为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的程序性裁判相比,管辖权异议虽同为一种针对程序争议的程序性裁判,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受诉法院是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则违背了“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法官”之原则。这是因为不存在法院以外的裁判者而无奈确立的诉讼法上通例,故应当赋予被告人上诉到上级法院就管辖问题进行再一次程序性裁判的救济权利。口头决定使当事人无法获得任何书面的裁判依据,不能成为上诉或复议审查的对象。即使采取书面决定的方式,由于决定这种裁判方式不具有羁束力,可以被任意撤销或变更,理论上也不会被赋予任何救济途径。
  3.诉讼基本结构的缺失。程序性裁判通说认为,程序性裁判是以处理案件中程序争议纠纷为目的的司法活动。作为刑事司法裁判的一种独立形态,程序性裁判虽然于实体问题无涉,但也应当具备司法裁判基本的诉讼构造。这就要求法院在程序性争议的审理过程中,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关于程序合法性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并据此作出独立的司法裁判。然而,“口头决定”的裁判方式既无需说理,也对法院不产生任何约束力,因此天然地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并成为实践中的常用模式,这与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基本诉讼构造相去甚远。
  (三)“口头决定”模式的成因与理论救赎
  不难看出,“口头决定”模式的成因,在制度层面上是因为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异议规定的空白,虽然最高法解释提出在庭前会议上就管辖问题,可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是没有说明应当作出何种形式的裁判结论,导致法院在实践中采取了口头决定这种羁束力、救济途径、诉讼构造“三无”的处理方式。更进一步,则需要从理论上探寻庭前会议与程序性裁判的关系问题。
  陈瑞华教授指出,“我国刑事程序中存在两种程序性裁判机制,除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外,还包括为解决双方程序争议问题而举行的庭前会议活动。针对管辖权异议等程序问题,法院在庭前会议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也要作出相应的决定,只不过对于大多程序性争议事项,法院一般都是当场作出口头决定。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这种正式的程序性裁判活动相比,庭前会议中的程序性裁判活动更为简易,带有‘微型裁判’的性质。”{5}庭前会议只不过为法院提供了一个针对管辖权异议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平台,法院采取“口头解释或者处理”的方式,实际上根本没有作出一个结论;即使作出口头的结论,也因前文所述的羁束力的枯竭而使该决定几乎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理论研究提供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一是“赋予庭前会议决定一定的法律效力”{6};二是“对于控辩双方陈述后仍有争议时,庭前会议不再解决,而待庭审时决定。”{7}“庭前会议制度的预设功能在于帮助法官进行审理前准备、把握庭审的主要争点,进而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8}所以,庭前会议只是控辩双方就案件存在哪些争议发表意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一种“裁判机制”。简言之,庭前会议“口头决定”模式,无法进入程序性裁判的视野。对于管辖异议之诉“口头决定”的理论救赎,在于庭前会议之外的接续审理、合议、裁判等系列阶段,惟此方能生成一个完整的管辖纠纷程序救济性裁判。
  三、程序性裁判附属性:“判决理由”模式
  (一)判决范式:刘某某敲诈勒索案[6]
  被告人刘某某因对X县人事局作出的辞退处理决定以及信访复核意见不服,多次在中南海周边等地“非正常上访”。被告人刘某某以此要挟并向接访工作人员索要钱款并构成敲诈勒索罪,被一审X县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某某犯敲诈勒索罪等。被告人刘某某在一审中对X县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回应称:“因引发本案的信访事件的发生地、处置地,部分被害人的居住地和被告人刘某某的户籍地均在X县,本案由其户籍地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授权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管辖权异议权。故对其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予采信。”刘某某不服,在上诉理由中仍然提出原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二审法院也同样在裁定书的“本院认为”部分作出回应:“关于上诉人刘某某所提一审程序违法,X县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引发本案信访事件的发生地、处置地以及上诉人刘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均为X县,故X县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本案中,两审法院在裁判文书的判决理由部分对被告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回应。事实上,此种方式基本成为新时期较为看好的对待管辖权异议的模式,即“判决理由”模式。这或许是源于现行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并未授权法院如同民事诉讼一样以中间裁定的方式进行处理,两难之间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创新思维,即在判决书的判决理由部分回应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且开展一定程度的说理;对于一审判决中该部分判决理由不服,当事人也可在上诉理由中与实体问题一并提出,二审法院再次进行处理并在二审判决理由部分充分说明理由。
  (二)“判决理由”模式的理论分析
  “判决理由”模式具有两方面的理论基础。一是诉权理论。民事诉讼法学中的诉权理论注入刑事诉讼,主要着眼于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问题,主张应当由诉权对审判权进行制约。在管辖权异议问题上,在“口头决定”模式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虽然享有提出管辖异议的诉权,但这种诉权只是一种“非约束性”的诉权——法院只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后作出口头的处理,而这种处理对法院不具有任何羁束力。诉权的核心在于对审判权的制约,即诉权必须能够对法院产生一定约束。相较之下,“判决理由”模式意味着根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开启一个新的程序——关于受诉法院是否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的程序性裁判程序,与现行的另一种程序性裁判机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相似,这一程序的裁判结论将与最终的实体问题一起写入判决书中,并接受上级法院的监督。此外,“口头决定”模式由于缺乏有羁束力的裁判结论和基本的诉讼构造,审判权的行使几乎不受来自当事人诉权的任何限制,已经异化为一种行政化的运作方式。但通过类比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可以看出,“判决理由”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法院要在判决书中判决理由部分对管辖权异议问题作出回应,则很有可能需要在法庭审理中将管辖权问题作为一个争议焦点,在听取控辩双方辩论之后,才能得出最终写入判决书的裁判结论。相比“口头决定”模式,当事人更加充分有效地参与了裁判结论的制作过程,当事人的诉权在此种程序性裁判中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二是程序性裁判附属性理论。以程序性争议作为审理对象的程序性裁判也是司法裁判活动的一种类型,其与实体性裁判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程序性裁判是附属于实体性裁判的。例如,美国学者威格莫尔在美国法学界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论战中指出,“因证据标准而引起的程序性争议应具有附属性地位,以程序性争议为内容的请求和裁判是刑事诉讼实体裁判的附带性问题, 不应过分腐蚀刑事诉讼的‘主体部分’。”[7] “程序性裁判是一种发生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司法裁判活动,它不可能完全脱离实体性裁判而独立存在,这种裁判与实体性裁判具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程序性裁判的最终结果不是独立的。法院通过程序性裁判所做的决定,与最终的实体性裁判结果一起,都将出现在统一的裁判文书之中,并接受统一的上诉或者抗诉。”{5}据此,程序性争议是附属于实体性问题而存在,并在判决书中与实体问题一起裁判管辖权异议问题。
  (三)“判决理由”模式的思考
  相较“口头决定”模式,“判决理由”模式基于诉权理论使审判权更多地受到了当事人诉权的制约。然而,认真分析“判决理由”模式的程序性裁判附属性理论基础及其运作方式,便会发现用这一模式来处理管辖权异议问题存在着一些矛盾。程序性裁判附属性理论主要是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言的,但管辖问题有其自身特殊性,二者不应做相同处理。结合程序性制裁理论并借鉴民事诉讼的诉讼要件理论,我们可以对程序性裁判附属性进行一定的思考。
  1.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场域。程序性制裁是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针对程序性违法而确立的程序法律后果,其制裁的对象是“程序性违法行为”,包括办案人员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9}。与实体性制裁所不同的是,程序性制裁是对违反程序行为的本身,其法律后果并不是让违法行为人承担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而是宣告违反法定程序所作出的行为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法院来说,如果违反了法定的管辖制度,受理并审理了本不应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这种行为就属于一种程序性违法行为。附属于实体性裁判所作的程序性裁判结论,则不能实现程序性制裁本体价值。法院对案件作出实体判决的前提是对案件有管辖权,如果没有管辖权,就应该在案件审理之前就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而无权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如果迟至最后的判决中,与实体问题一起作出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的结论,那么作出了这份判决本身就意味着法院享有案件的管辖权。也就是说,在一份同时有实体判决结论的判决书中,法院不可能在“判决理由部分”得出“本院无管辖权”的结论,否则就使自己陷入了“没有管辖权却进行了审理和判决”的悖论之中。所以,也就不难解释以“判决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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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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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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